浅析留日学生与中国近代教育发展

浅析留日学生与中国近代教育发展摘要：清末留学日本运动的兴起，留学生作为中国教育史上一个特殊的群体，对封建教育的彻底解体和以日本为蓝本的新型教育体系的建立，起了巨大的催化和促进作用。

本文以留日学生为研究对象，从教学制度、师资力量、教学刊物等方面探讨留日学生对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影响。

关键词：留日学生近代教育影响
19世纪末，甲午战争的爆发，日本的强大引起中国人的反思，发现日本早期派遣的大量留学生对日本的富强起了重要作用，中国也必须仿效。

由于日本是中国的邻国，风俗相似文字接近，西书已由日本摘要翻译、刊有定本，因此日本作为中国派遣留学生的首选国。

于是，1896年唐宝愕、胡宗滚等13名学生赴日留学，标志着中国近代留日运动的开始。

从1896年派出第一批13人赴日留学，到1919年的20年间，中国赴日留学人员中涌现出了一大批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教育家，对近代中国社会变迁起到了非常巨大的作用。

这其中的政治家有中国国民党的居正、宋教仁、张继、廖仲凯、胡汉民等；中国共产党的周恩来、董必武、陈独秀、李大钊，王若飞、施存统等，另外的如黄兴、女革命家秋瑾、陈天华、“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的林觉民、方声洞、愈培伦等。

军事家如蔡愕、阎锡山、蒋方震、张孝准、蒋介石等。

文学家如鲁迅、巴金、郭沫若、郁达夫、田汉、夏衍、丰子恺等。

因此，可以说20世纪的中国历史发展与清末民
初培养的留日学生是密切相关的。

一、早期留日教育家——王国维
王国维是早期留日学生中的一员，对20世纪初年封建传统教育体系的瓦解，近代新式教育正在萌芽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他的教育思想的三大精髓为：教育的宗旨是培养“完全之人物”；知识教育提高到“皆有裨于人类之生存福祉”的高度；大学是自由研究学术之场所。

他译著的《教育学》，是近代中国学者翻译的第一部外国教育学著作。

他以叔本华、尼采、康德哲学为基础，形成独特的教育理论体系，并用之亦诊释亦批判中国传统的教育思想。

他参与创办主编了近代第一份教育专业刊物《教育世界》。

《教育世界》刊于1901～1903年间，登载了97篇有关日本学制的译文，几乎都是日本办新教育以来所颁布的法令、章程，包括大学、中学、小学、女子教育、师范教育、职业教育等各个门类。

在中国教育史上，王国维最早引进外国教育理论，最早翻译外国教育学著作，为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提供了较完备的外国教育理论体系；他是最早明确提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体育、智育、美育多方面发展的“完全人物”；他是最早试图在近代心理学、伦理学、美学的基础上的中国教育理论的开拓者；他是最早谋划创办师范学堂，堪称近代师范教育的先驱。

诸多“最早”的教育活动集于一身，其成就非一般的专门教育家所能及。

二、近代教育改革
从20世纪初人数开始急剧增加的留日群体，对清末的教育改革
体现出强烈的参与意识。

他们对以科举制为核心的封建旧教育给予猛烈的抨击并积极投身到各级新式教育体系中。

1.教育目的
1906年，清廷正式将“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定为教育目的，其中“尚武”，即仿自日本的军国民教育。

当时，留日学生对日本的武上道精神和军国民教育，无不深有感触。

1902年，留日学生在《军国民篇》首次阐述军国民教育思想。

同年，留日学生蒋百里译《国民之教育》文，进一步阐释了军国民教育理论。

宣统二年，各省教育总会止式提出“请定军国民教育主义案”。

民国建立后，国体虽然更新，但教育体制仍沿袭清末，不过将学堂改称学校，将监督、堂长改称校长。

教育宗旨中，也仍然保留着清末军国民教育的内容。

2.学制改革
1902年，清廷任命张百熙为管学大臣，拟具全国新学堂章程，张乃参照日本制式，拟成《钦定学堂章程》。

但此章程末能切实实施。

1903年，清廷复令张之洞重拟。

张之洞于是年11月拟成《奏定学堂章程》。

该章程亦主要参考日本学制，分三段六级。

三段即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六级依次为初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中学堂、高等学堂大学堂涵儒院。

其后，清廷制定的系列具体的教育法规均模仿日本，如清末师范学堂的学制和课程设计，即以当时日本的高等师范和寻常师范学校规程为蓝本。

清末新学制之所以取法日本，是因为日本教育体制既采自西洋，又保留着浓厚的
‘忠君”色彩，适介清廷既要变革，又欲维护专制统治的需要，故清廷乐于仿效；二是受到留日学生的影响。

清末留日学生大多学习法政和师范专业，归国后又多进入政界和教育界，因此对教育政策的制定影响较大。

张百熙和张之洞的幕僚中小乏留日归国学生。

“钦定”和“奏定”俩个学堂章程，名为二张所奏，但在具体草创过程中，留日归国学生实出力不小。

3.教育师资
1903年，清廷颁布《学务纲要》称：“此时开办学堂，教员乏人。

”为此，1903年，管学大臣张百熙在上奏中提出：“亟应多派学生分赴东西洋各国学习专门，以备将来学成回国，可充大学教习。

”由此可见，新学师资的培养是清政府派遣留学生的重要目标之一。

赴日留学生读师范、学教育的占相当大的比重。

1903年4～10月，共毕业175人(不包括其他学校继续深造者，下同)，其中读师范者71人，占40.6%。

1903年10月至1904年4月，共毕业124人，其中读师范者86人，占69.3%。

1904年5月至11月，毕业165人，其中读师范者37人，占22.4%。

这些学生在日本专攻教育、心理、教授法、管理法等课程，通过听课、参观、讨论等活动，贪婪地吮吸办理近代新教育的新知识，回国后，凭借在国内积累的一定的管理和教学阅历，被迅速充实师资队伍中。

鉴于当时留学生回国后，群趋政界，一部分学师范的留学生亦转入仕途，有违清廷派遣留学生的初衷。

清廷乃于1907年明文规定，官费出国留学生将来毕业回国，皆令充当专门教员五年，以尽义务，并奖励出洋学习师范的学
生。

这使得大部分留日学生无论是学工、学农、还是攻医、读经济，归国后都首先从事教育工作。

全国各地各级各类高校，出现了一个数量比较可观、分布十分广泛的留日学生群体，民国以后，仍有部分留学生从事基层教育。

直到20年代以后，中小学师资开始由国内大学自己培养，其中留学生所占的比例才有所下降。

4.教科书的编写与报刊的创办
教科书是教育事业顺利开展的重要保证，是教学过程的物质基础。

20世纪初，随着国内新式学堂的兴办，教科书的编写成为十分紧迫的任务。

留日学生在留日期间组织了译书团体，翻译了大批日本或西方的文化科学书籍，然后把它们输入国内，各级各类学堂以其作为教科书和参考读物（如表1）。

表1 我国早期出版社翻译的外国书籍
这些教科书和国内学堂设置的课程有紧密联系，因此多为各省新式学堂所采用。

留学生编译的教科书一般都在日本印刷后运回国内，还有一部分留日学生将个人所译的教育书籍寄回国内出版。

所有由留日学生编译撰著的新式教科书、教学参考书，尽管从体制到内容都不很完善，但却具有传统教材所缺乏的近代气息，不仅直接适应了新式学堂发展的需要，而且为改造传统教学内容提供了借鉴。

留日学生还翻译出版了日本和西方教育理论书籍，将外国先进的教育理论和方法介绍到中国。

1903年至1905年，出版了熊谷五郎著的《教育学》、富山房编的《教育学问答》、《教育学新书》、高
岛平三郎著的《心理教育学》等，并自编教育学教科书，仅1906
年至1910年，各地就出版了七种教育学教科书，如缪文功的《最新教育学教科书》、蒋维乔的《教育学》等。

留日学生的翻译出版活动，促进了外国先进的教育理论的传播，向国人灌输了教育的新思想，几年间，教育学、教学论、教授法、管理法等新名词喧腾众口；心理、气质、观察、实验不绝于书，有力地传播了近代教育观念，促进了国内教育界对教育科学的研究，促进了清末教育改革和发展。

中国留日学生创办刊物始于1900年11月创刊的《开智录》和12月创刊的《译书汇编》。

1903年以后，各省赴日的学生越来越多，纷纷组织本省留学生的同乡会、同学会，创办具有地区性特点的刊物，如《湖北学生界》、《浙江潮》、《苏报》、《云南》等。

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初，中国留日学生所办刊物至少有七、八十种之多，这些刊物，对传播西方近代文明包括科技文明都起了重要作用。

由于日本明治初期的启蒙运动着意汲取西方近代思潮，因此欧美各国的学术名著，无论政治、法律、经济、教育、科学、思想以及文学艺术等，皆有日文译本。

“日本几乎是西洋文化的橱窗。

”留日学生置身于迈向近代化的日本社会环境中，外受新知的启发，内忧国势的危迫，“莫不愤然企图改革”。

而改革必须先从思想观念上着手。

因此，他们认为，首要工作就是向国人介绍新知，而介绍新知的最主要手段是翻译日本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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