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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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一：董仲舒

董仲舒“仁”“义”论探析

赵墨

（渤海大学历史系辽宁，锦州120013）

[论文摘要]：“仁”“义”思想是儒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可以看成是中国古代伦理史上的重要思想，本文通过分析董仲舒在先秦儒家们在“仁”“义”方面的继承与发展，从历史学与伦理学相交叉的学科研究方法中找出其创新之处，使其在道德实践中的优秀思想呈现出来。[关键词]：“仁”；“义”；人性论[作者简介］：赵墨（1982－）女，渤海大学历史系06级硕士研究生，从事秦汉史研究。

董仲舒在社会教化上的认识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的时间并不长，先辈们

往往从政治理论范畴解读《春秋繁露》中的相关思想，而常常对其书中《仁义法第二十九》略加述之即过，台湾新儒学代表徐复观在提到此事时，意味深长的说道：“仲舒发挥《春秋》仁义之旨，而参以己意，用心恳笃，切近政治人生，欲有以求救其偏弊，即在现在，仍富于极大启发性，而又未尝违反先秦儒家本义的，莫要于《仁义法》第二十九。但在他的整个思想中，发生影响最小，甚至不曾发生影响的，也是这一篇”。从中可以看出，徐复观对于《春秋繁露》此章节被历代研究者们所忽视的痛心程度之深。董仲舒对于人在社会中的道德伦理的思想论述，一方面体现了先秦儒家们的作品中的伦理观念，另一方面也包含着董仲舒在社会教化理念上的创新与发展。

一、董仲舒“仁”“义”理论的学术渊源

1、孔子“仁”“义”思想

孔子是我国春秋时期儒家的创始人，虽然他在人性论方面只是以“性相

近，习相远”一言以蔽之，并无多论，却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了后继者以解释与发挥的空间。在社会教化方面，孔子认为统治者要通过对“仁”与”义”真正涵义的理解与实践，从而建立起来的是以周礼为道德理论基础，以“爱己”与“亲亲”为先提条件的道德行为原则，从而形成以宗法关系为纽带的伦理政治体制。

“如果说，仁是一种最高的精神境界，那么义则是仁的落实，是仁涉及于存在世界后被

［］［］

具体化了的原则规范”7。“义者宜也”2，此处之“宜”，表适当，合理之意，既强调适度性，又强调其合理性。孔子将“义”定义为君子达到“仁”时应该具备的内在素质，从而使“义”成为孔子的“仁”学中的一项具体的道德实践标准。在道德实践理论中形成了以“仁”为道德实践总标准，“义”作为道德具体实践方法的理论体系。2、孟子“性善论”与“仁”“义”论

在先秦儒学思想家中，孟子是第一位对人的本性提出系统理论的思想家。与孔子的“仁”“义”理论相联系的是，他们均是以宗法关系为纽带来进行道德教育的。旨在以小家庭的人伦关系为基本单位，从而将道德教化逐渐扩充到全社会，通过教化从而使建立全社会的以伦理关系为基础的社会道德体系。

他认为，人天生具有四心，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正是这“四心”，使人们天生赋有“仁、义、礼、智”四德的道德实践基础，因此言：“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善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因此产生“仁、义、礼、智，非由外烁我也，

［］

我固有之”3的“性本善”的人性观念。

孟子相关“仁”与“义”理论所包括的范畴，较孔子所言之范畴已经大大缩小了，从而局限在了“仁之实，事亲是也；

义之实，

从兄是也”［3］

的狭隘之中。除此之外，孟子

认为：“仁，人心也；义，人路也。”［3］

（《告子上》；“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离娄上》）“可见，仁所指涉的是人心内在的本体，而义则是仁向外在社会存丰过渡时所生发出的精神规范或道德律令，是人从内在心性领域向实践世界跨越所走的正

道、正路。”［7］

，简单言之，孟子之“仁”指对的是自己，而义则指对的是别人。与孔子“仁”“义”主从关系相比，孟子将“义”提高到与“仁”近乎相等的地位。3、荀子“性恶说”与“化性起伪”

战国末年，上至国家，下到百姓，“重利轻义”思想浓重。作为儒家另一代表的荀子便因时提出“化性起伪”的系统学说。

荀子认为人性本恶，需要经过后天

的学习方能使人弃恶从善。他说道：“人之性恶明矣，其善伪也。孟子曰：‘人之学者，其性善。’曰：‘是不然！是不及知人之性，而

不察乎人之性伪之分也。’”［4］

（《性恶》）。荀子完全否定人性中的“善”的本质，从二个层面进行论证：一是从生理的自我追求与满足，“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王霸》）。荀子将本能需求加以道德学说中的善恶范畴之中，从而在道德评价范畴内对人性恶做出阐释。二是从心理层面，因为在生理层面产生了感官上的“快适”①需求，因而在心理层面也自然会反映出来。“目欲綦色，耳欲綦声，口欲綦味，鼻欲綦臭，心欲綦佚。此五綦者，人情之所必不免也”（《王霸》）。在荀子“性恶论”的人性观之下，均具有了与“小人”相同的本能上的趋利避害的选择倾向：“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

（《王霸》）。

因为这种圣人与小人共同存在的人性理论，直接导致荀子形成了一种以道德他律为教化手段的道德实践理论，强调了一种作为被教化的客体完全被动的接受主体教化的过程。荀子认为“不富，无以养民情；不教，无以理民性。故家五亩宅、百亩田，务其业而勿夺其时，所以富之也；立大学，设

①

康德语，见其相关审美理论。

庠序，修六礼，明七教，所以道之也”（《大略》）。荀子认为，通过道德教化后，客体方能够产生的一种对道德义务的自觉履行，而使原本在人之天性中不存在的“道德仁义”，

“成人之第二天性”［8］（P221）

，这样，即可做到“长迁而不反其初则化矣”（《不苟》）的目的，即利害作为人的第一天性，不必将其从人性中除之，而是求得利害与仁义在人本性中的达到共存的效果。二、董仲舒人性论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