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三省六部制形成的原因

一、三省六部制形成的过程

所谓三省六部制，三省是指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六部是指礼部、户部、吏部、兵部、刑部、工部。三省六部制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化过程。三省六部制是西汉以后长期发展形成的制度，至隋朝正式确立，唐朝进一步完善。

尚书，本是秦汉九卿之一的少府属下的一个小机构，主管收发和保管文书，到西汉武帝继位后，参用宦官为中书谒者，掌上书之职，武帝用其收纳章奏，到了西汉成帝时，建立了尚书台，执掌图书秘籍、章奏等事宜。到了东汉武帝时，尚书渐次超越收发文件的职能，扩大到“出纳王命，辅政四海，权尊势重，责之所归。”[2]至曹魏时，尚书台脱离了少府的机构，成为完全的独立机构。其长官成为皇帝之下的握有重权的最高长官，被称为宰相，仆射则相当于副相，尚书属下各曹则则成为主管全国事务的行政机构，西晋时尚书台则成为“朝政之本”，南朝刘宋时，孝武帝曾领召称：尚书，百官之元本，庶政之枢机。这就是隋唐三省中的尚书省之源流。

中书官名，起于西汉，初由宦官担任，汉武帝在后宫游宴时，使阉宦“典事尚书”，称为中书谒者，简称“中书”，署令和仆射；成帝时，废仆射，改中书谒者为中书者令，让世人担任，均属少府管辖。东汉时，不置中谒者令。曹操为魏王时，置秘书令，典尚书奏事，魏文帝曹丕继位后，将原来的秘书令改为中书省，设中书监、令为其长官。因中书省接近皇帝，执掌机密，地位日渐显赫，逐渐取代尚书台的重要地位，而成为国家的机枢机构。如西晋时，荀彧由中书监迁尚书令，实则明升暗降，因此当时有人相贺时，他说：“夺我凤凰池，诸君贺我耶！”[5]及至南朝，中书监、令成为清流美职，中书舍人地位渐高，往往全权负责中书监事。北周改中书为内史，隋承袭之，唐复设为中书省，此即为中书省之源流。

门下省的主官是侍中，侍中即侍于宫中。作为皇帝顾问机构的门下省，是由皇帝的文武侍从们中衍生出来的。在秦汉时期，侍中本无官署，是来往于殿内奏事的小官。东汉时设立侍中寺，成为正式的皇帝顾问处，门下组织雏形初具。曹魏代汉后，继承汉制，置侍中寺为定制，其长官为中和给事黄门侍郎，设侍中四人，侍中比二千石，第三品。入侍帷幄，出拥华盖，与皇帝亲近。给事黄门侍郎四员，秩六百石，第，五品，与侍中同掌奏文案，赞相威仪。西晋时改侍中寺为

门下省，其下有黄门侍郎、散骑侍郎、散骑常侍等。北朝后期，门下省地位渐重，故称侍中和给事黄门侍郎为“小宰相”。北齐时，门下省掌献纳谏正和管理进御等事，统领左右、尚食、尚药和殿中等局。刘宋时，从门下省分立集书省，以散骑常侍为长官，其下有通直散骑常侍、员外散骑常侍、给事中等。直到隋朝，才合并集书省于门下省。

对于三省六部制形成与发展的过程，马端临所述极为精辟：“西汉以丞相总百官，而九卿分治天下之事。光武中兴，身亲庶务，事归台阁，尚书始重，而西汉公卿稍以失职矣。及魏武佐汉初建魏国，置秘书令，尚书典事。文帝受禅，改秘书为中书，有监有令，而亦不废尚书，然是中书亲近，而尚书疏外矣。东晋以来，不专任中书，于是又有门下，而中书权始分矣。降及南北朝，大体皆循此制。”[7]乃至隋唐，三省六部制已水到渠成。

总之，三省六部制取代三公九卿制，是古代中国国家组织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突出的进步。这无疑有利于国家组织自身的建设和国家职能的正常发挥。中书、门下、尚书三省的分职，并立以及相互制约，使国家机器的运作更趋成熟，特别是尚书诸曹的设置与九卿的机构设置相比较，也更适合国家职能的行使与发挥。

二、三省六部制形成的原因

（一）加强皇权，削弱相权

皇权与相权的矛盾在于皇权的至高无上不能容忍相权的显赫地位，这正是中央官僚领导体制由三公九卿制向三省六部制演变的关键所在。秦和两汉时期，中央行政机构是三公九卿制。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为三公，分掌行政、军事和监察。但至西汉前中期，国家政治中枢的首脑不是三公，而是丞相。如秦时李斯，汉初萧何、曹参、周勃、陈平等。他们大多与开国皇帝共聚大业，地位尊显，为百官之长。其职权有：与皇帝共商国事，谏诤皇帝，总领百官奏事、考核与选用官吏，奏行封赏与执行诛罚，主管郡国上计等等。可见，丞相为“百官之首”，辅助皇帝处理全国的政务，真可谓“位高权重，权倾天下”。这显然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核心特征——皇权至上发生了矛盾。因此，历朝历代皇权与相权的斗争始终不断。

汉代皇帝除了严加控制皇权外，还采取了一个分散相权的办法。汉武帝继位以后，为了削弱相权，加强皇权，就举用贤良文学之士，于本官外，另加侍中、

给事中等职，让他们出入禁庭，与闻大政，丞相再也无法独揽大权了。武帝还参用宦官为中书谒者，掌尚书之职。到了成帝时，官制有更大的改革，以大司马、大司空和丞相合称“三公”，俱为宰相之职。此外，成帝置尚书五人，并且尚书开始设曹，参与政务。成帝以三公为宰相，使三公权利对等，将原来的丞相职权一分为三，这正是武帝加强皇权措施的继续与发展，而尚书分曹办事，各有具体分工，又是我国封建社会职官制度逐渐完备化的体现。

东汉政权建立以后，光武帝刘秀吸取西汉后期权臣当政，外戚篡权的历史教训，极力加强皇权，在官制上采取了重大的措施。他在行政制度上设置三公（太尉、司徒、司空）担任宰相之职。这样，就把原来丞相的职权分摊给三公，免去单人滥权的弊病。另外，他加重尚书的职权，扩大尚书的机构，并正式称为尚书台，下设六曹。尚书台的长官称“尚书令”，副手称“尚书仆射”，六曹分别掌管各种政事。此时尚书已有庞大的组织，而且权利“则为优重，出纳王命，敷奏万机，盖政令之所由宣，选举之所有定，罪赏之所由正”，真所谓“天下枢要，在于尚书，三公之职，备员而已”。但是，尚书台官员权利虽大，其官位并不高，相当于中级官员，被当作皇帝的家臣，易于控制。这种制度使相权开始削弱，皇权得到了加强。魏晋时期，尚书台脱离少府而独立，被称为尚书省，有自己完整的组织机构。尚书省设令、左右仆射及吏部、左民、客曹、五兵、度支五曹尚书，谓之“八座”，掌握着国家的实际大全。曹魏的尚书省，实际上代替了两汉时期的丞相府，成为中央最具实权的行政机构。但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看，尚书台权利的增加，对皇权无疑是一个威胁。于是封建君主又得想办法抑制尚书省权利的过分膨胀，以保证皇权的加强。因此，中书省以分割尚书省的权利而出现了。

东汉末年，曹操为魏王时，置秘书令，典尚书奏事，于是，魏王府的秘书就侵夺了尚书，掌握了“出纳王命”之权。至魏文帝继位后，将秘书令改为中书省，设中书监、令，以亲信大臣任之，掌握全国军政机密。正如杜佑所说：“魏置中书省，有监、令，遂掌机衡之任，而尚书之权渐减矣！”西晋继承魏制，尚书台设令、仆射，诸曹虽有增减，但基本为吏部、客曹、屯田、度支等六曹。这时的中书省已完全取代了尚书台原有的职权，成为专典机密机构，而此时的尚书台以逐渐地变为专门执行机关。总之，中书诞生开始，它接过尚书的职能，并把尚书挤向外朝，登堂入室，替代尚书开始行使决策的职能。《通典》中记载：“自魏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