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摘要：文学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但文学不可能脱离政治而存在，在历史上出现过“从属论”“平行论”“想象论”等观点说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但文学与政治之间的联系早已相互渗透在一起，很难用言语表达清楚，在不同的时期，文学与政治的联系也并不相同。在文学与政治的地位相对平等的情况下，文学与政治有相互促进的作用，但若政治性过强，就会影响甚至禁锢文学的发展。

一、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作为一个现世的人，或多或少与社会、政治有些联系，正如鲁迅当年批评“超时代”文学家的那句话，“身在现世，怎么离去？这是和说自己用手提着耳朵，就可以离开地球者一样地欺人。”政治早已与渗入整个国家、整个社会、人类的整个生活，无论是哪个朝代，即使是在钟南山上修行的道士，都会受到整治的影响，因而那种完全与世隔绝，桃花源般的生活是不存在的，因此，作为一个社会人，其文学创作必然脱离不了社会，文学与政治之间也就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又如艾布拉姆斯的观点，文学活动由世界、作家、作品和读者四要素构成，而政治活动有直接影响了文学创作的源泉——社会生活。

文学与政治之间一直都存在着激烈的论争，有主张文学为政治服务的“从属论”，文学的从属论产生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但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上达到了高峰。《讲话》中提出“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反对这种摆法，一定要走到二元论或多元论，而其实质就像托洛茨基那样：政治——马克思主义的；艺术——资产阶级的。我们不赞成把文艺的重要性过分强调到错误的程度，但也不赞成把文艺的重要性估计不足。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①虽然毛泽东也强调了文学的重要性，但一旦取消了文学的独立性而把文学依于政治之上，久而久之，文学作品将逐渐走向僵化、模式化。有主张文学与政治并行不悖的“平行论”，两条平行线之间是永远没有交集的，但文学与政治之间显然是有交集的，把文学独立的看待并不是孤立的对待，文学作品中的政治因素并不是刻意而为之的，而是渗透于生活之中。最近又有学人指出：“文学的政治意义不是固定不变的东西，它是文学作品与独特的历史语境和特定解释体系的结合生成的，只要历史语境或解释体系改变，文学作品的政治意义就会相应改变，它是一种结构性生成物，一种在特定的结构关系中被赋予或解除的功能。用从属论或平行论都无法完满地解释这种结构性功能的关系。”②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是从广义的角度来阐释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把文学作品放于历史的长河中，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创作与解读。

胡适也在其《文学改良刍议》中写道：“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

“此非吾一人之私言，乃文明进化之公理也。”③就像“红色经典”小说一样，在17年时是风靡一时的，但那也正好呼应了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满足了群众精神上的需求，但它的这种创作模式，体裁形式并没有持续不断地流传下来。还有一种观点是“想象论”，“文学与政治的关联，主要不是与制度、权利与统治意义上的政治相关联，而是与作为一种人类理念与情感的政治的相关联。”

“当二者具有同样的目标时，文学与政治的结合是必然的；当二者之间出现了目标上的差异，文学或政治也会用自己的目标来试图校正对方。因此，文学与政治相关的原因，取决于它们对于人类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关心。若政治不是对于美好生活的想象，就难以与文学紧密结合。”④文学作品不是纯粹的记录、说明，而是作者自身理念与情感的抒发，但笔者认为，即使政治不是对于美好生活的想象，也会产生与之紧密结合的文学。例如众所周知的楚国的大夫屈原，楚怀王的疏远，楚顷襄王对秦的妥协投降以及对他的流放使其创作出了《离骚》、《渔父》等名篇；又如柳宗元的《捕蛇者说》，若不是朝廷的横征暴敛，会写出“孰知赋敛之毒，有甚于蛇者乎！”的愤慨与无奈；纵观近现代文坛，鲁迅不也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呐喊……笔者认为文学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不从属于谁，没有第一性、第二项的问题，也不是政治的宣传工具，而文学又不可避免的与社会、政治有联系，若一味的回避与剥离，那文学作品一定是空洞不实的，也失去了文学价值。文学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是相互作用的，但在不同情况下，起着不同的作用力。

二、文学与政治的相互促进

文学与政治相互促进的前提条件是文学与政治的地位相对平等，若政治是第一性的，文学是第二性的，那文学的首要目的就变为为政治做宣传，政治有可能向前发展，但文学必定相反。在梁秋实的

《文学与革命》中写道：“诗人，一切文人，是站在时代前面的人。民间的痛苦，社会的窳败，政治的黑暗，道德的虚伪，没有人比文学家更首先的感觉到，更深刻的感觉到。”“文学家永远是民众的非正式代表，不自觉的代表民众的切身的苦痛与快乐、情思与倾向。”⑤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也认为文学是以人为主体的，研究平民的生活、人的生活的文学。都说乱世出英雄，同理乱世也出优秀的文学。并不是说和平年代就没有英雄、没有优秀的文学作品，只是相较之下，乱世的文学更有时代性、创造性，题材更为广阔，所表达的思想也更能引起读者的共鸣，其发展速度也比和平年代快。

文学家面对社会现实，用理性的头脑思考，用感性的笔调抒写，写出了自己的或是他人的经历，表达了对黑暗社会的控诉或是对美好社会的想象。这些控诉与想象一方面引起了领导者的注意，若在政治清明的社会，那领导者必定会对相应的问题做出调整与改善；另一方面引起了民众的注意，无论政治清明与否，如若伤害了广大人民的利益，伤害了国家的利益，民众定然会联合反抗，或是要求政府采取有效措施，或是推翻无能的政府建立新的政权。例如：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并未真正清除根深蒂固的封建主义思想，袁世凯的复辟帝制、尊孔复古，以及巴黎和会的失败，“二十一条”的签订，引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专制、愚昧、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倡导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由此，人们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解放，诸多新文学也纷纷涌现，清新明了的白话文正逐渐代替晦涩难懂的文言文。

在思想上，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我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他相继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等大量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名文章和演说，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文学的发展和政治的革新相辅相成，在这一时期，文学因政府的腐败无能而奋起反击，为新的政府的建立制造了社会舆论基础，同时也传播新思想，号召更多人加入无产阶级革命的队伍。

三、政治对文学的禁锢

普列汉诺夫指出：“任何一个政权只要注意到艺术，自然就总是偏重于采取功利主义的艺术观。它为了本身的利益而使一切意识形态都为它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服务。”当政治性过于强大，不是以若有似无的形式渗透于人们的生活中而是成为人们生活的主流时，文学就不得不随着人们的生活一起，成为政治的拥护者与宣传者。十七年文学就是如此。十七年文学是指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这一段时期的文学。建国后，百废待兴，对于推到了三座大山，翻身做主的农民来说是一个崭新的世界，对于历尽磨难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对于思想更为成熟的知识分子来说又无疑是一个良好的创作素材。面对这来之不易的胜利，共产党一边搞建设，为实现人民的安居乐业，一边搞宣传，为了巩固政权。对于把他们从水深火热中救出的中国共产党，群众们当然是积极响应的。

而此时的文人、知识分子也积极用他们的笔墨记录下建国前后人们生活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在此之前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现在的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⑥强调了文学的阶级属性和政治性，强调政治为无产阶级服务，文学为无产阶级斗争服务。这样，文学家的创作就受到了政治的限制。柳青的《创业史》我们都知道，但是《创业史》也为配合政治形势所具有的及时性做出过重要修改。“作为作家，柳青必须显示民间实际状态：写农民的日常琐细和恒常心态，写他们对土地的深情、发家的渴望、原始欲和性散漫，乃至吵嘴打架的场面。

但作为干部——作家，柳青又必须以国家意识形态：国家的政策、法规、尤其是公有制的系统观念去矫正那种民间状态。写作《创业史》正体现了柳青用国家想象和国家意识形态去规劝、化育农民的用意。”⑦在十七年中，政治是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甚至超越了生活，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学不自觉的沦为了政治的工具。但到了文革期间，政治对文学的限制进一步加强，“主题先行”“根本任务论”“三突出原则”成为文学创作的准则，用僵硬的模式把世间百态裁剪到一个模子里，再挖掘英雄中的英雄，创作出一个个高大全似的人物形象。文学的创造性、生动性被无情的抹杀了，文学的美的价值也不复存在。由此可见，文学的发展需要一定的空间过度的干预与限制只会使其反其道而行。

梁实秋在《文学与革命》中写道：“文学家的创造并不受着什么外在的拘束，文学家的心目当中并不含有固定的阶级观念，更不含有为某一阶级谋利益的成见。文学家永远不失掉他的独立。”“文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