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欧美国家社会福利体制研究的对话

关于欧美国家社会福利体制研究的对话

年月日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年第期

作者：特邀专家林德山本刊记者吕楠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在讨论金融危机、尤其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根源时，高福利问题不断被人提及。一些观点认为，金融危机和主权债务问题是福利国家造成的，金融危机在美国爆发是因为美国的“高福利”，欧洲主权债务问题更是如此。您对这些观点如何评价？

●这些提法既缺少内在的逻辑性，也缺少合理的历史依据。至少在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

家中，美国无论如何都算不上“高福利”国家，而按照欧洲社会福利的总体水平，目前深陷主

权债务问题的几个国家也算不上是欧洲的高福利国家。当然，这不是说福利不是一个问题，

因为社会福利开支的确是各国政府开支的重要一项。但各国危机的主要表现形式不同，所涉及的问题也是多方面的，既有与福利开支相关的公共开支问题，也有经济体制的问题，在欧洲，更重要的还有欧盟以及欧元的管理体制问题。泛泛指责福利问题，这不利于我们对正在建设中的中国社会政策体系的理性思考。

▲欧美国家围绕福利制度的讨论由来已久，此次金融危机对欧美国家现有福利体制造成

了怎样的冲击？

●福利国家的问题既不是一个新问题，也不简单只是一个“高”福利的问题。欧美国家福

利体制问题在世纪年代末年代初就已显露，此后它一直是各国政治议程，包括年代的英美新自由主义政治以及年代欧美中左翼政党第三条道路政治议程中的核心问题，迄今也没有一个普遍认可的解决路径。由此而言，金融危机只是使得这一议程变得更为复杂。而且，虽然各

国的福利问题都可归之为福利体制的可持续性问题，但是不同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不同。当欧洲国家普遍在为如何削减福利保障水平和范围而苦恼之时，美国却在为是否需要建立普遍

的医疗保障而争议。

二、影响社会政策体系形成和具体形态的因素

▲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欧美各国福利体制所遭遇的挑战和冲击不尽相同，由此对不同福利模式有效性的比较也成为热门话题。

●是的。但是当前对不同福利体制模式及其有效性的讨论过多集中在其经济的可持续性

意义上，而忽视了社会政策形成过程中的历史和社会因素。不同社会政策体系的形成是历史

选择的结果，涉及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尤其涉及不同社会组织、政治集团间的博弈。

对于社会政策中不同的利益相关者来说，很难用一个普遍的有效性标准来衡量该政策体系。

可以说，一种社会政策的成立及其有效性首先取决于它能否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

▲各国福利体制形成的基础和具体形态差异很大，应如何全面看待欧美国家的现有福利

体制呢？

●客观地认识这一问题需要从历史的角度梳理一些关系。这涉及到对不同社会福利体制

的建立要素、对一种既有体制的有效性的评价要素等问题的认识。我觉得，一种社会政策体系的形成和具体形态要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而这些方面或者说视角是我们在分析欧美国

家的社会福利体制以及在考虑中国的社会政策体制时需要思考的。

首先是受社会不同力量间的博弈、尤其是社会运动的影响。现代社会政策的核心问题是贫困问题，老人、医疗、失业这些最为普遍的社会问题实质上都属于贫困问题，而这些问题

的突出最初都直接与工业化进程相联。在英美国家，一直到近代早期，贫困问题主要被视为“个人”道德问题而非“社会”问题，以教会为主导的慈善事业也是贫困问题解决的主要方式。

但工业化进程以及伴随于此的阶级冲突使得贫困问题成为了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世纪初，以贫困问题为核心的社会保障最终被各国纳入国家的政治议程基于在此前后的两个主要

的社会政治条件：一是工人阶级有组织力量——主要表现为工会、工人政党和其他进步主义组织——的迅速发展以及各种进步主义思想和政治运动的发展；二是与此同时政治上的民主化进程，尤其是以普选权的实现为契机的大众化政治的发展。两者的结合导致资本的单方面

权力垄断地位被侵蚀，劳动与资本间形成一种相对的权力平衡，这些成为现代社会政策体系产生的社会政治基础。从各国具体的情形来看，一国工人的组织程度和政治影响能力直接影

响了该国社会保障的范围和水平。瑞典社会保障的完备是与该国工人的高度组织化和长期以

工会为基础的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强势地位分不开的。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工人组织的先天不足是美国工人劳动保护不足的因素之一。

社会运动表示了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围绕社会政治权力的一种博弈，这种博弈的结果往往是一种妥协。基于这种妥协的社会政策意味着一种原则认同，它不是基于国家或是任何其他

力量的恩赐。一种既有的社会福利体制是否有效不在于其社会保障水平的高与低，而首先在于是否存在一种原则认同。

▲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不同力量之间的平衡关系也会发生变化，比如劳资关系，而这些变化也会推动各国的福利改革。

●是这样的。世纪末到世纪年代初，整个西方国家劳动与资本间的关系是以向劳动方的

倾斜为特征的，而世纪年代后则呈现相反的趋势。一方面，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传统的产业工人队伍萎缩，与之相应的是工会覆盖范围及组织能力的退缩，以及一些传统上与工会有密切关系的政党开始逐步淡化这种关系；另一方面，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强化了资本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