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自由

胡适的“自由”——谈新文学运动前后胡适文学思想发生发展【内容摘要】在中国的新文学发生过程里，胡适的作用毋庸置疑，他高举白话文学的大旗，他所提倡的文学八事，都可以看做他的自由主义主张在文学领域里的体现。

实际上胡适在诸如哲学、史学、文学、语言学、民俗学、宗教等领域都有着卓越的见解，所以考察他的文学主张也就不能仅仅就文学谈文学，本篇就是基于此种见解，在一个更宽阔的视野上观察胡适在新文化运动前后时期内真实的思想状况和他的文学主张的内在思想基础，从给新文化运动的解读提供一个更为坚实广阔的研究视角。

关键词自由主义白话文新诗革命价值重估“近来所关心之问题，如下所列：(一)泰西之考据学，(二)致用哲学，(三)天赋人权说之沿革皆得其皮毛而止，真可谓肤浅矣。

”①曹伯言223这是胡适在他1913年1月25日的日记里所记他关心的问题，颇似提纲，总的说来，这是他在到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初学农后又转入文科后不久对于自己将来学习方向的一个大致的思考：从泰西考据学中，他似乎看到了他一直倾心的雄踞有清一代学术主导地位的训诂考证之学在现代西方文明环境下生存下去的有力理由。

而所谓致用的哲学反映于他在文学革命中的主张，就是他对于白话文的大力提倡与普及，反映在文体革新上，则是他对于新诗的衷爱，而他对于赋人权学说的关注，直接引发主导他一生的自由主义思想。

他在文学、哲学、史学等方面的观点著述其思想基质都是自由主义的主张。

因此，从一个不仅限于文学的视角再来审视胡适学术历程就十分的必要了。

一．胡适的学术背景人们对于新文学运动中胡适角色的认识，似乎是把他定位在一个离经叛道者的位置，好像他就是致力于一种新的文学观念的普及，而对于传统文学甚而传统文化好像他持一种反对的态度，实际上，胡适自身的学术背景就决定了他不可能与传统彻底断裂而彻底西化。

只要知道他幼年时代所阅读的书目便可略知一二：《学为人诗》、《原学》（系他父亲胡传自己所编）、《律诗六抄》、《孝敬》、《小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诗经》、《易经》（由朱熹编注）②，此外还包括他人注释的《书经》、《礼记》等，皆不出儒家十三经的范围。

这不仅限于胡适，整个那个时代的学人的国学根底都非常深厚，因为他们不得不从传统中走来，他们今后无论浸染怎样的西学知识，也无论他们身在何处，他们治学的基础总是脱不去国学的底色，胡适如此，王国维如此，陈寅恪如此，钱穆如此，闻一多朱自清亦如此。

当然，后来胡适经过在上海梅溪、澄衷、中国公学等处接受了七年不中不西的新学堂教育，然后赴美国康奈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又受到了西方现代学术的训练。

其中在美的七年留学生涯，又为他学业成长的关键阶段。

正是在这七年，胡适不仅接受了系统的西方学术训练，亲身接触了、体验了西方社会政治生活和文化传统而且自觉地深入专研本国的传统典籍，思考中国文化革新的路径，在文学、哲学等领域找到了新的突破口，从而奠定了其一生志业坚实的基础。

后来胡适称“新文化运动”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并非简单拿欧洲文艺复兴来做比附，实际上他实实在在的认为现代是接续上宋代民间文学的白话文传统的时候了。

我们看到了一个政治经济及其文化急剧转型的时代学术潮流艰难继承、转向、发展、融合并最终独立构建自身体系的过程在知识分子学术研究历程上的清晰反映。

从他童年以及幼年时代所受到的教育来看，胡适既不能彻底同传统文化决裂而一味提倡西方文化，也不会泥古不化而不知革新，他所要做的与其说是“文学革命”，到不如说是在一个新的语境下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接续，这种接续不是简单的继承和儒家本位的经典阐释，而是要寻找清中叶以降大行其道的乾嘉考据学派朴学的严谨细密的考证功夫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证据、重事实的优良作风与现代西方科学精神的会通之处，于文学方面来说，就是努力发掘那些并非附会的潜藏于民间的白话文传统并努力发扬之。

在这个过程中必须报以科学求实的谨慎态度，有一分理，说一分话，“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胡适的双重文化的教育背景使得他有更广阔的眼界重新打量中国的传统文化并思考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在这个“数千年未遇之变局”复杂形势中继续健康的发展流传下去的问题。

毋庸置疑，胡适能在新文化运动中占有一席之地，和他这种开阔的眼界不无关系，他对于西方文化深刻的理解让他不只是站在另一种文化的立场上了一味批判中国传统文化，而他幼年时代所受到的扎实的国学教育又使他理性的思考中国文学、哲学、史学将来的出路，要看清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真实地位，这些教育背景是不能被忽视的。

二．胡适文学观的哲学基础胡适留美期间主修的就是哲学专业，虽然在这期间他也修过诸如文学、政治学、经济学等，但他用功最深且最有收获者还是哲学的学习。

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也是关于中国哲学方面的论述，由此可见，如果要全面分析胡适的文学观点就不能略过其哲学思想的根底，他在文学、史学等方面的见解无不是基于他的哲学观点，而其哲学思想的基础便是自由主义与实证主义，尤以前者为重。

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形成于留美时期。

当时他接受了严格的现代民主政治训练，深受新大陆自由主义气氛的熏陶；在杜威、罗素、安吉尔等国际知名思想家的影响下，胡适确立了其自由主义和实验主义的思想信仰。

新文化运动中胡适曾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实验主义》的长文，并借其老师杜威来华演讲的声势，大力宣传实验主义的根本观念，即“科学实验室的态度”和“历史的态度”，提倡“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怀疑精神。

这也是他在美期间学术上的主要成就。

从这一观点出发，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学术研究中所创作的实绩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这部书从内容到形式为中国哲学史提供了新的范式，现代学者公认为中国哲学史学科得以成立的标志。

此书的优长诚如蔡元培先生序中所言：“第一是证明的方法”，包括考订作者时代，辨别著作真伪和解释各家方法论；“第二是扼要的手段”，即“截断众流，从老子孔子讲起”；“第三是平等的眼光”，对儒、墨、孟、荀各家的长短“还他一个本来面目”；“第四是系统的研究”，显示各家“递次演进的脉络”。

③《中国哲学史大纲》的这些特点恰好反映了胡适治学的两面，即继承清代汉学考证方法的一面，现代学术理念的自由主义、历史主义的一面。

其中自由主义终其一生都是他始终不渝坚持的理论主张，不论在哲学、政治抑或文学方面他持论都以自由主义为基础而阐发，虽则在新文化运动的时期，胡适自由主义思想尚在酝酿积累之中，他也没有明确标榜过自由主义这样的主张，但是他从那时就开始对于个人思想、言论自由而不被频繁变换的政治格局所左右的境界心向往之，他后来总结的理想的自由主义的境界是：一.学术独立，二.追求民主，前者系指个人为真理而真理的精神，不将世俗功利浸染于学术之中。

此外还有国家学术独立。

1947年9月他担任北大校长期间写成《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此中他提出了中国学术独立必须具备的四项条件：（一）世界现代学术的基本训练。

中国自己应该有大学可以充分担负，不必向国外去寻求。

（二）受了基本训练的人才，在国内应该有设备够用与师资良好的地方，可以继续做专门的科学研究。

（三）本国需要解决的科学问题，工业问题，医药与公共卫生问题，国防工业问题等等，在国内都应该有适宜的专门人才与研究机构可以帮助社会国家寻求解决。

（四）对于现代世界的学术，本国的学人与研究机关应该和世界各国的学人与研究机关分工合作，共同担负人类学术进展的责任④而胡适所期待的那个理想中的中国应该是“人本主义与理智主义的中国”，胡适认为：“只有自由可以解放我们民族的精神，只有民主政治可以团结全民族的力量来解决全民族的困难，只有自由民族可以给我们培养成一个有人味的文明社会。

⑤基于以上的认识，胡适在新文学中提倡白话文，提倡新诗创作也就顺理成章了，因为只有白话文能够更为自由的表达个人的思想，同时也只有白话文才能在现代世界交往日益频繁与必要的形势下更好的使得我们能够更好的和世界各国交流同时让更多的外国人更方便正确的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更为重要的是只有在这样的自由的环境里，我们才能理性的对待我们的传统文化而不致造成与传统的断裂而失去我们文化的深厚根基，后者更是胡适所看重的。

或许在钱玄同1926年4月致周作人的信中对于新文化运动的重新认识或可作为同一阵营的胡适自由主义思想的一个注脚：我们以后，不要再用那“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的态度来做“讠也讠也”之相了。

前几年那种排斥孔教，排斥旧文学的态度很应改变。

若有人肯研究孔教与旧文学，鳃理而整理之，这是求之不可得的事。

即使那整理的人，佩服孔教与旧文学，之是所佩服的确是它们的精髓的一部分，也是很正当，很应该的。

但即使盲目的崇拜孔教与旧文学，只要是他一人的信仰，不波及社会——，亦当以有害于社会为界——也应该听其自由。

⑥这和胡适的哲学、文学主张不谋而合，他所寻求的就是在没有政治势力干扰下作纯粹的学术研究，无论引西如中还是古为今用，总之是要自由畅快的表达自己的想法，不为外部环境所拘，不为传统旧思想旧规则所限，从事实出发，以证据说话。

因此，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与陈独秀、钱玄同、易白沙、周作人等同仁一道掀起文学革命的汹涌浪潮就是自然而然了。

三．新文学中胡适的学术研究新文化运动中，胡适和陈独秀、蔡元培一道在文学、哲学和社会生活方面展开了轰轰烈烈的革新运动，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为这一运动拉起民主（人权）、科学的大纛；蔡先生整顿北大，以“兼容并包”、“细想自由”、“教育独立”的治校方针为新思潮、新文化护航；胡适在这时期发表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尝试集》、《胡适文集》等著作，以其多方面的、创获性的文化成就为整个运动提供了典范。

关于这一历史情形，陈独秀晚年曾有明白的交代：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

⑦胡适自谦“但开风气不为师”，其实新文化运动为克服民族文化危的“文艺复兴运动”，其职责即是创造新的文化范式。

这种新的方式具体体现于新文化运动，一方面创造性地提出一套新的文化价值观念，建构新的学科框架；一方面又通过新的成果、新的人格精神，提供工作典范和道德模范。

但既然是雏形，就相对粗糙，需要精雕细琢；既然是框架，就留下了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

尽管如此，它仍不失为一个伟大的开始。

新文化运动初期主要是在文学和道德连个领域取得突破。

所谓提倡新文学，发对旧文学；提倡新道德，反对就道德。

胡适的先导作用亦是表现于此。

在文学领域，他以一篇《文学改良刍议》，首先拉开了“文学革命”的序幕。

继后一发而不可收发表了《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谈新诗》、《论短篇小说》等一系列文章，为新文学的发展铺垫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