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近代化不同结局的思想文化因素初探(本人课程论文).

中日近代化不同结局的思想文化因素初探

【内容摘要】近代化是指从传统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转型过程。中日两国近代化从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科学文化开始,到变革经济制度和政治体制,都经历了较为近似的路径,但结局却迥然不同。“从历史上看,中日两国同属“后发外生型”现代化。而对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启动运行来说,往往是先有现代化意识,后有现代化运动,即哪个国家首先对西方文明产生了科学的感性认识,便会在现代化进程中捷足先登,占据领先位置。从这一意义上说,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不是以“有形”的现代化改革运动开其端绪的,而是以传统世界秩序观的解体和新的世界观的确立这些“无形”的变化揭开序幕的。”

【关键词】现代化意识起点文化形态

中日两国作为被侵略的被动型现代化国家,随着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东亚被迫纳入以西方为中心的新的世界体系。中日两国在现代化起步之时,就已经处在现代化发达国家所谓的“世界体系”的包围之中,“外国的侵略与挑战和对外战争中的失败常常成为引发大变革的动因或催化剂[1]。”资本主义世界化潮流给东方带来了深重的民族危机,客观上给中日两国的近代化提供了发展契机。中日两国开始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适应现代工业世界的新的社会经济体制的缓慢转变过程,先后发起了旨在通过摄取西方工业文明以富国强兵的现代化运动。中国在与外部世界联系方面比日本更具有条件和优势,而后来的结果却是日本迅速实现向现代国家的转变,从东亚的边缘一越而为东亚的新帝国中心;而中华帝国则不幸被迅速解体,从傲视‘四夷’的天朝大国降为备受凌辱的殖民地。本文尝试从两国的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对现代化的影响方面,初步探讨为何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差异。

一现代化意识的发端

谈到现代化,不得不提中日两国现代化的起点问题。这就很自然地想起日本的西南诸藩改革、明治维新和中国的鸦片战争、洋务运动等两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事件。两次鸦片战争,西方的大炮轰开了中国闭关的大门,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被动摇。面对内忧外患,奕、李鸿章等人发起了洋务运

动。日本1863年发生了英舰炮轰鹿儿岛战争,1864年发生了英法美荷四国联合舰队占领下关地区的战争。战后,日本的锁国政策被打破,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日本封建也面临着解体的危险。开始了以天皇为核心的明治维新。以此作为中日现代化启动发轫的标志,也是很多人认同的。以往在探讨中日这两次现代化运动造成不同结构的原因时,往往归咎为变革主体,清朝洋务派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并没有触及封建制度本身,而日本则是建立了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制度。但是,我认为,这并不是造成一次改革失败与否的充要条件。从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上谈,即使在落后阶级的主导下,洋务运动并不是没有机会达成另一种结局的。而且从历史上看,中日

这些非西方国家虽然当时已处于封建社会晚期,其社会内部已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一些具有现代性意义的变化,而这些变化进而转变为不同的现代化进程,这其中的原因我想也应该是造成两国不同历史的最深层原因。

“从历史上看,中日两国同属“后发外生型”现代化。而对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启动运行来说,往往是先有现代化意识,后有现代化运动,即哪个国家首先对西方文明产生了科学的感性认识,便会在现代化进程中捷足先登,占据领先位置。从这一意义上说,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不是以“有形”的现代化改革运动开其端绪的,而是以传统世界秩序观的解体和新的世界观的确立这些“无形”的变化揭开序幕的[2]。”结合中日两国走向现代化的具体史实,我们可以将两国现代化启动发轫的过程概括为前后相续的两个发展阶段:前一阶段主要是指中日两国在与西方文明的早期接触过程中所发生的思想文化观念的变革,其核心内容是传统世界秩序观的解体和现代世界秩序观的产生以及几乎同步兴起的从“形器”层面摄取西方先进文化的运动。后一阶段则是指在传统世界秩序观解体和新的世界文明秩序观形成的基础上兴起的包括“制度性变革”在内的现代化改革运动。上述两个阶段前后相续,构成了两国现代化启动发轫的全过程。很显然,在上述两个阶段中,第一阶段的变化构成了中日现代化真正意义上的原初起点,而第二阶段则属于现代化的具体推进阶段。兰学运动[3]的兴起,是日本现代化兴起的标志性事件。而中国摆脱传统世界秩序观束缚则发生于19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世界史地研究”热潮,主要以《海国图志》、《瀛寰志略》为代表的世界史地研究著作的刊行为标志,据此,我们会发现,日本的现代化发轫于18

世纪70年代,而中国现代化则是以19世纪四五十年代为起点的,相比之下,两国间存在着一个长达80多年的巨大的“时间差”。而不是我们通常认为的同步进行的。

二处理中西关系的态度

1、传统的世界观。从历史上看,中日两国在漫长的古代农业社会中形成的传统世界秩序观都非常狭隘,明代耶稣会士东来之前,中国人的地理观念基本上是“天圆地方”,自认为是世界的中心。“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4]。”以此种地理观念为基础,历代封建统治者皆以为中国位于地球中央,疆土四面环海,旁无大国,极其狭隘。相比之下,岛国日本则因远离亚洲大陆,偏居一隅,大海的阻隔和航海技术的落后,使其视野更加狭隘。直到佛教传入,日本人的地理世界观进入了一个“神道空间”和“佛教空间”二重构造的时代,并形成了“三国世界观”,即认为世界是由本朝(日本、震旦(中国、天竺(印度三国构成的。对于此外的世界则处于茫然无知的状态之中。:“因日本重洋远隔,吸收外界文物时有突然性,有时发展为举国一致的运动[5]。”可以说,现代化开始之前,中日两国对外部世界的认识都是及其狭窄的。

2、不同的反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清政府颁布《防范外夷规条》,制定公行制度,严禁天主教,实行闭关政策,而德川幕府也屡颁禁令,严禁日本人与海外往来,取缔天主教,对到达

日本的外国船实行严密监视,确立了锁国体制。但是同样处于锁国状态,但中日两国的对外心态是绝不相同的。清朝统治者以天朝上国自居,对外闭关,对西方近代文化基本采取了轻蔑和轻视的态度,阻碍了与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科技的交流,中国被抛到世界潮流的后头,拉大了与当时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距离,也加深了中国对西方国家及以西方国家为基础的世界秩序的排斥。锁国时代,日本与外部世界交往的途径要比中国狭窄的多,其对外部世界的知识很长时间内主要是从汉译西书中辗转获取,了解外部世界的难度远大于中国。但论对外部世界的关注程度,日本人却远大于同时期的中国人。

三文化可塑性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