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考研复习第七章 白居易与元白诗派

第七章白居易与元白诗派与韩孟诗派同时稍后，中唐诗坛又崛起了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的元白诗派。

这派诗人重写实、尚通俗，走了一条与韩孟诗派完全不同的创作道路。

清人赵翼说：“中唐诗以韩、孟、元、白为最。

韩、孟尚奇警，务言人所不敢言；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

”（《甌北诗话》卷四）表面看来，二者似背道而驰，但实质却都是创新，取途虽殊而归趋则同。

第一节唐代中期重写实、尚通俗的诗歌思潮与诗歌创作杜甫写实倾向的承传与时代风尚及民歌的影响张籍、王建的通俗化诗风与写实表现元稹的诗歌创作元、白诗派的重写实、尚通俗是中唐文化转型时期文学世俗化的新思潮。

叶燮《己畦集》卷八《百家唐诗序》：“贞元、元和之间，窃以为古今文运诗运至此时为一大关键也。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论韩愈》：“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啟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於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於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

”有关唐代文学由雅入俗的变化，其远源可以追溯到叁百篇中的“风”诗和汉魏乐府民歌那里，其近源则是安史之乱以来一批具有写实倾向的诗人创作，尤其是伟大诗人杜甫的创作。

杜甫晚年饱经战乱，深入地接触了下层社会，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苦难的优秀篇什，如有名的“叁吏”、“叁别”、《兵车行》、《彭衙行》、《悲陈陶》、《哀江头》等即是。

这些诗作有两点最值得注意：一是继承了古乐府的形式，自拟新题，缘事而发，写真实时事、亲身见闻；二是以朴实真切的语言乃至口语入诗，力求通俗浅显。

杜甫入蜀以后，这种倾向更得到新的发展，有时直以方言俚语作诗，“朴野气象如画”（王嗣奭《杜臆》卷四）。

明人胡震亨引焦竑批评杜诗说：“杜公往往要到真处、尽处，所以失之。

”“雅道大坏，由老杜启之也。

”（《唐音癸签》卷六）这些批评，正好反证了杜甫在打破精雅的古典诗歌传统，将诗歌引向通俗、写实方面所作的突出贡献。

杜甫诗中的写实性和通俗化倾向，在与他同时或稍后的元结、顾况、戴叔伦等人手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表现和继承，而到了贞元、元和年间，则有了强烈的迴响。

元稹、白居易都对杜甫的写实之作全力推崇，白居易说得更为具体：“杜诗最多，可传者千餘首，……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叁四十首。

杜尚如此，况不逮杜者乎？”（《与元九书》）这里，白居易将其全部注意力都投向了杜甫的写实讽时之作，对于杜的其他作品以及“不逮杜”的作家作品，则评价偏低，说明白居易继承杜甫写实传统的意识是非常明确的。

元稹除了注目于杜甫的诗歌内容，还对杜诗的通俗化倾向寄予一瓣心香：“怜渠直道当时语，不着心源傍古人。

”（《酬孝甫见赠十首》之二）“当时语”即当时民间的俗语言。

在诗中使用“当时语”，既然有老杜在前导源，则后继者便有了坚实的依据。

于是，张籍、王建、白居易、元稹等人纷纷起而效仿，致力于通俗晓畅、指事明切的乐府诗的创作，白居易作诗甚至要求老嫗能解（释惠洪《冷斋夜话》），一时间蔚为风气。

在这一诗歌通俗化的过程中，张、王、元、白等人还自觉地向民歌学习，写下了不少颇具民歌风味的歌诗。

如张籍的《白鼉鸣》、《云童行》、《春别曲》，王建的《神树词》、《古谣》、《祝鹊》，白居易的《竹枝》、《杨柳枝》、《何满子》等，都平实浅易，自然明快，充满乡土市井气息。

白居易《杨柳枝二十韵》自注：“《杨柳枝》，洛下新声也。

”说明他是在依当时新的曲调填词；《听弹湘妃怨》“似道萧萧郎不归”句下自注：“江南新词云：‘暮雨萧萧郎不归”，几乎是不加变动地将民歌原辞纳入诗中。

此外，他们的乐府诗创作，也受到来自民歌的不小影响，陈寅恪指出：“乐天之作新乐府，乃用毛诗，乐府古诗，及杜少陵诗之体制，改进当时民间之歌谣。

……实则乐天之作，乃以改良当日民间口头流行之俗曲为职志。

”（《元白诗笺证稿•新乐府》）这样一种接近民间取法民歌的羣体性努力，反映了此期诗人已形成通俗化审美的自觉追求；而当这种自觉追求与他们对杜诗写实倾向的自觉承传聚合一途，幷受到尚俗时风的强烈鼓荡时，自然而然便会迅猛发展，在诗坛形成轩然大波。

白居易《餘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有云：“诗到元和体变新。

”李肇《国史补•叙时文所尚》指出：元和以后，诗章则“学浅\切于白居易，学淫靡于元稹”。

由此看来，诗歌的通俗化实在已是当时众\人所趋的时代风尚了。

张籍、王建是中唐时期较早从事乐府诗创作的诗人，时号“张王”。

张籍（766？～830？）关於张籍的生平，各家说法不一。

字文昌，苏州人。

贞元十五年（799）登进士第，曾任太常太祝，久未昇迁，长庆初，因韩愈推荐而为国子博士，后转水部员外郎、国子司业，人称张水部或张司业。

有《张司业集》，存诗四百餘首。

张籍一生交游甚广，与同时诗人如王建、孟郊、韩愈、白居易、元稹、刘禹锡等人都有交往，就在与韩愈关係最为密切。

但从性格上讲，张籍更近于白居易的平易通脱，而不同于韩愈的激切峻刻。

韩愈和白居易都有论张籍诗风的诗，韩称其“古淡”（《醉赠张秘书》），白则称赏其讽諫之义：“尤工乐府诗，举代少其伦。

……风雅比兴外，未尝着空文。

”（《读张籍古乐府》）张籍有乐府诗90首其中古题38首，新题52首。

有古题，也有新题，取材非常广泛，农民、樵夫、牧童、织妇、船工、兵士，都成了表现对象；商人的奢侈牟利、官府的横徵暴敛、战争的残酷破坏、边将的邀宠无能，在诗中也有真切反映；但张籍乐府中写得最集中、最深刻的，还是农民的生活和苦难，如《野老歌》：老农家贫在山住，耕种山田叁四亩。

苗疏税多不得食，输入官仓化为土，岁暮锄犁傍空室，呼儿登山收橡实。

西江贾客珠百斛，船中养犬长食肉。

诗简略地勾勒了老农一年的苦辛，语极平易，却字字血泪。

官府的残酷、老农的凄苦、社会的不公，都从“化为土”叁字和“船中养犬长食肉”的对比中自然传达出来，不着意于讽諭而讽諭之义已见。

这正是张籍乐府之一特色。

张籍的乐府诗一般选题不大，都是些“俗人俗事”，但挖掘甚深，往往由一人一事一语见出社会的缩影。

如其《牧童词》共十句，前八句写牧牛情景，盎然如画，末两句以牧童喝牛之语说道：“牛牛食草莫相顾，官家截尔头上角！”平淡随意中传达出一个触目惊心的社会现实：官家对农民欺压掠夺，连牛角都不放过；而牧童动輒用“官家”吓嘘牛，正说明百姓们对统治者已是何等的恐畏和反感。

又如《征妇怨》借“夫死战场子在腹”来表现战争给人民造成的苦难，《促促词》通过“家中姑老子復小，自执吴綃输税钱”的情景反映农妇的艰辛及其对远行丈夫的思念，都是似浅实深的例子。

张籍乐府还擅长刻划人物的心理活动，如取材于吏人生活的《乌夜啼引》写“吏人得罪囚在狱”后，接写其妻：“少妇起听夜啼乌，知是官家有赦书。

下床心喜不重寐，未明上堂贺舅姑。

”宛如一幕由悲转喜的活剧，人物心态灵活跳脱，声情毕现。

那首有名的《节妇吟》则借男女情爱写自己的政治态度，入情入理，一波叁折，最后以“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结束，将人物在两美难全之际复杂微妙的心理活动展示出来，极贴切传神。

张籍的近体，也多追求一种平易而意蕴深厚的风格，如《秋思》：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意万重。

復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

一个“又开封”，与前句的“復恐”紧相关合，将“万重”意绪无从表达又恐表达不尽的复杂心态婉转表现出来，耐人寻味。

宋人张戒说张藉诗“专以道得人心中事为工，……思深而语精”（《岁寒堂诗话》卷上），王安石评价张诗“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题张司业诗》），都狠有见地。

张籍的不少优秀诗作表面看来非常平易、本色，无丝毫雕琢痕迹，但其中又确确实实融入了作者在布局造语上的大量心血。

衹是所有这些功夫，在诗成之后都已浑化无迹了。

王建（766？～？），字仲初，潁川（今河南许昌市）人。

出身寒微，初为官时已近五十。

曾任县丞、太府寺丞等小官、闲官，大和年间，官终陕州司马。

有《王司马集》，存诗五百餘首。

王建与张籍有同窗之谊，诗风也近似，所作古题乐府约叁十首，新题乐府175首，其中有不少描写农民日常生活，表现其喜怒哀乐，生活气息浓厚，如《田家行》：男声欣欣女颜悦，人家不怨言语别。

五月虽热麦风清，檐头索索繰车鸣。

野蚕作茧人不取，叶间扑扑秋蛾生。

麦收上场绢在轴，的知输得官家足。

不望入口復上身，且免向城卖黄犊。

田家衣食无厚薄，不见县门身即乐。

诗写收穫季节的农村场景和农家心境，极平和恬淡，洋溢着一种愉悦气息。

比起张籍《野老歌》中的“老农”来，这里的农民生活要相对好一些，因为遇到了一个好年景，打下的粮食、纺织的丝綫虽不指望“入口復上身”，但交纳租税却已足够。

“田家衣食无厚薄，不见县门身即乐”，这就是农民的唯一要求和希望。

王建用质朴自然的诗句将这极微薄的要求和希望表述出来，同时也将欢乐表层掩抑下的农民的悲哀和忍耐十分真切地表现出来。

王建与张籍虽都以写实见长，但王建诗往往更含蓄、更隐曲一些。

如《织锦曲》以精细的笔触描写织锦女劳作的艰辛，结尾写道：“莫言山积无尽日，百尺高楼一曲歌。

”劳动的果实自己不能享有，而全被统治者拿去，主人公内心的怨恨、哀伤可想而知，但王建不予说破，含情全在暗示之中。

《簇蚕词》前半极力铺写、渲染农民对好年景的期望和丰收时的喜悦，至后半气氛陡变：“叁日开箔雪团团，先将新茧送县官。

已闻乡里催织作，去与谁人身上着？”通过前后乐与悲的鲜明对比，已清晰地反映了诗人的不平和愤怒，尾句只轻轻一问，便于不动声色中将题旨表露出来。

除了上述表现农民生活的作品外，王建还写了不少边塞题材的诗作，如《辽东行》、《送衣曲》、《饮马长城窟》等，大都声调低沉，已狠不同于盛唐边塞诗的昂扬振作了。

王建又有反映宫女生活、以白描见长的《宫词》百首。

关於《宫词》百首，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赵与时《宾退录》、明杨慎《升庵诗话》、朱承爵《存餘堂诗话》均提出其中杂有他人作品或后人妄补者。

吴企明《王建宫词辨证稿》，其中不乏构思巧妙、清新可诵的篇章：树头树底觅残红，一片西飞一片东。

自是桃花贪结子，错教人恨五更风。

王建和张籍的诗歌曾得到后世的广泛好评。

明人高棅指出：“大历以还，古声愈下。

独张籍、王建二家体制相似，稍復古意。

或旧曲新声，或新题古意，词旨通畅，悲欢穷泰，慨然有古歌谣之遗风。

”（《唐音癸签》卷七引）清人翁方纲也说：“张、王乐府，天然清削，不取声音之大，亦不求格调之高，此真善于绍古者。

较之昌穀，奇艶不及，而真切过之。

”（《石洲诗话》卷二）可以说，在扭转大历风调，继承汉魏乐府和杜诗传统，将诗歌创作导向重写实、尚通俗之路的过程中，张籍、王建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他们的努力，对元稹、白居易的新乐府创作有着直接的影响。

元稹（779～831），字微之，洛阳人。

贞元九年（793）明经及第，十年后与白居易同以书判拔萃科登第，元和元年（806）又与白居易一起以制科入等，授左拾遗，后转监察御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