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级“智囊机构”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顶级“智囊机构”现代社会、经济体系的极度复杂性对管理者、决策者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这就决定了要进行正确决策，仅凭少数几个人拍脑袋是远远不够的，决策者纵然有“圣人智慧、英雄肝胆、菩萨心肠、霹雳手段”，也难免会出现失误。

决策难度的提高，决定了在决策过程中一个高水平智囊团队的参与是必不可少的。

所谓智库，即智囊机构，也称“思想库”或“智慧库”，英文称“think tank”。

一般是指由专家组成、多学科的、为决策者在处理社会、经济、科技、军事、外交等各方面问题出谋划策，提供最佳理论、策略、方法、思想等的公共研究机构。

在西方发达国家，智囊机构已经成为影响政府决策和推动社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智囊在中国古代称之为“谋士”。

中国历史上历代有为的统治者都十分重视智库的作用，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为称霸天下，纷纷招揽有各种特长的人，由此产生了门客制度。

如战国时期的平原君、信陵君都号称有“门客三千”，各种人才济济，可视为中国智库的早期形态；同时代的苏秦，屡出合纵连横的高招而佩六国相印，成为空前绝后的奇迹；汉初三杰辅佐刘邦推翻强秦，战胜不可一世的西楚霸王项羽，横扫群雄建立大汉王朝的宏图伟业。

三国时期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的故事更是流传千年，成为一段“尊重知识、渴求人才”的千古佳话。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党和政府日益重视智库在政府决策和舆论引导方面的重要作用，积极鼓励相关研究机构成为党和政府的“思想库”。

智库正在逐步取代昔日的“幕僚”、“文胆”、“智囊”，成为影响决策过程的重要因素。

近年来，中共中央政治局时常邀请不同研究机构的学者到中南海讲课。

另外，诸多政策领域，如中国医疗体制改革，从议程启动到具体方案选择，每个阶段都能看到智库专家的身影。

作为国家“软实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正在借鉴西方国家的“智库”模式来提升应对各种复杂重大挑战的能力。

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被称为中国“最高级别”智库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以下简称“国经中心”）于2009年3月挂牌成立，以及它在今年７月在北京主办的“２００９全球智库峰会”。

该中心拥有超级阵容，其目标也十分宏大：着眼于国际经济方面的重大热点焦点问题，开展战略性、宏观性、前瞻性研究，并试图直接影响高层的决策。

对此国内外主流舆论媒体好评如潮，认为“这是中国政府为提升决策力，借鉴世界先进经验建设中国特色高级智库的一次新探索、新飞跃。

”面对媒体的采访，国经中心的领导层更是豪情万丈。

“我的心愿是把中心打造成世界一流智库，为中国的智库建设作出有益探索。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说。

据《21世纪经济报道》文章报道，这个顶级智库是温家宝总理亲自批示成立的，整合了原来国家发改委下属的国际合作中心和对外开放咨询中心两大智库。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成立也引发了社会上有关智库的热议。

在此笔者从不同的角度阐述对中国智库的一些个人见解。

一、中国顶级智库人才结构是否合理今年以来，“智库”开始成为中国一个新的热门词汇。

今年3月，由中国前副总理曾培炎先生“出山”组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在随后主办的规模盛大的全球智库峰会上，包括李克强副总理在内的中国政府高层领导人亲自与会，这向中国知识界和全球传递了一个重要信号——中国政府对智库这种非政府、非营利的智囊形式高度重视，并决心推动其发展。

而各大媒体对峰会的报道，也引发了中国社会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关注中国的智库机构。

据说在“国经中心”成立之前，有关部门和相关人员曾多次考察了西方发达国家智库的运行模式；因而如果以这种眼光审视中国这个新智库，不难发现有一些西方智库模式的影子。

然而仔细进行分析就会发现，这种相似只是形似而非神似，人才结构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一流智库不可同日而语。

根据官方网站公布的“国经中心”主要负责人：顾问：董建华（前香港特首）、蒋正华（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唐家璇（原国务委员、原外交部部长）、徐匡迪（中国工程院院长）。

理事长曾培炎，原国务院副总理。

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执行副理事长8人：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王春正，经济学家厉以宁，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陈元，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中石油集团总经理蒋洁敏，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魏礼群。

副理事长10人：香港国际商会主席冯国经、广东省原省长卢瑞华、中央外事办原主任刘华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玉台、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兼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国务院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副主任委员徐荣凯、中投公司董事长楼继伟、中央政策研究室原主任滕文生、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戴相龙。

秘书长魏建国，商务部原副部长。

常务理事中包括中钢股份董事长黄天文、中海集团总裁李绍德、国家开发投资公司总裁王会生等大型央企负责人。

成员还有原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刘克崮。

从中可以看出，“国经中心”的领导层构成有三个部分：1. 从国家重要领导岗位上退休的老同志，也就是说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汇集了一大批退休高官；2. 职务繁忙的有关国家机构负责人，如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兼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国务院国资委主任李荣融等。

3. 工作可能更为繁忙的大型企业负责人，如中钢股份董事长黄天文、中海集团总裁李绍德、国家开发投资公司总裁王会生、中投公司董事长楼继伟。

实际上，后两类很难有较多的时间从事相关工作，更像一种名誉职位；第三类更像是参与捧场的理事单位，是否就是赞助商性质也不得而知。

而第一类的老同志年龄都很大，从报道内容看，主要研究成员平均年龄也不会低。

经济学家只有厉以宁先生1人，受到国内外经济学界人士广泛赞誉的经济学家樊纲先生不在领导层，据说只担任首席研究员职务。

因此可以说，“老”和“空”是“国经中心”的领导层第一大特点，门面撑得很大，真正管事的并不多。

不知国外的顶级智囊机构如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等是否也是如此。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第二大特点是“高官云集”。

理事长为国务院前副总理曾培炎先生，副理事长和常务理事团队汇集了中国一大批在任和退休的部长级官员、中央企业负责人以及国际知名的中国经济学家。

其中也包括来自香港特区的重量级人物，如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国际商会主席冯国经分别出任执行副理事长和副理事长，前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应邀担任顾问。

当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汇集了一大批退休高官，其优势是他们宏观视野开阔，容易从国家战略角度观察、考虑问题；另一个优势是他们既能以退休者的身份接近民间，又能因原来的职业经历而知道决策层的需求，并能将社会意见快速反馈至中国高层决策者，便于起到上下沟通的桥梁作用。

其劣势也许是难免将中国官场“揣摩上意”的偏好有意无意的带到“国经中心”的课题研究中，容易丧失研究的独立性和前瞻性，有可能沦为“论证现行政策英明正确”的工具。

第二个不足之处是领导层中经济学家太少，而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主要是经济问题，一帮不懂经济学的高官领导经济课题研究，难免有“外行领导内行”之嫌。

“国经中心”的第三大特点是重洋轻土，重牌子轻真才实学。

笔者浏览了“国经中心”网站，看到其招聘信息上对拟聘用的研究人员的要求：能用流利的英语、汉语进行学术交流与写作；具有较强的数理经济学背景；最低博士学历；在国内外顶级刊物上有重要文章发表；45岁以下；具有海外学习和研究背景者优先。

按照这种要求，不要说古代的顶级“谋士”诸葛亮同志难以入选，就是现代“在中国文革时期坐了十年大牢，没有上过大学”的杨小凯先生也不能入选，杨小凯先生也只有出走异国他乡，在澳大利亚成为全球著名的华人经济学家。

按照这样的聘用标准，对中国文化、社会有深刻见解的吴思先生（《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一书的作者）难以入选，对中国三农问题有独到见解的李昌平先生也难以入选，而符合这样入选标准的人士在全世界至少能找到5万个！请问制定这样招聘标准的先生们，你们的水平是否与“中国顶级智库”的称号匹配呢？难怪一位中国经济学界的批评者说：“中国经济学家很多时候都是西方经济学家思想的奴隶。

”二、中国顶级智库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放眼历史，姜尚八十为相而开创周朝800年基业，甘罗十二为相照样创下不凡业绩；回顾现今，杨小凯先生在十几岁时就写下《中国向何处去》这样的思想敏锐、观点鲜明，至今都不失思想先进性的宏文大作，以至于康生看到后大为震惊，认为“这绝不可能出自中学生之手，大学生也写不出来，定有幕后黑手”。

事实雄辩地证明，年龄不是衡量人才的标准，难道可以认为45岁时是人才，再过一年后就变成了庸才？老一辈革命家陈云先生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更是一位了不起的经济学家，陈云先生的著述大都与经济、建设有关。

纵览陈云所著，笔者只总结出六个字：均衡、协调、稳妥。

均衡就是“生产与消费的均衡，实现产销适配；收入与支出的均衡，实现收支平衡”，协调就是“各国民经济部门必须协调发展，不能搞单项突进；投资与消费之间比例必须协调，不可厚此薄彼”，稳妥就是“投资、建设规模必须与国力适配，不可盲目冒进，致使经济大起大落。

”，这些见解和观点，无一不闪烁着经济学思想精髓的光芒；陈云先生主管经济的1951～1956年，无疑是建国以来头30年中最辉煌的时期。

有思想、有理论、有业绩，但是陈云先生的学历确实不高。

假如陈云先生还健在，以平民身份去国经中心应聘，有入选的资格吗？请问有多少“洋博士”水平能超过陈云先生？在当代中国大陆，之所以出现“以文凭论水平”的普遍现象，其根本原因是招聘者本身就是庸才，判断不出应聘者是否有真才实学。

笔者以为，真正有水平的招聘者，用半个小时阅读应聘者的相关材料，再用10分钟面试交谈，完全可以判断应聘者其水平的高低。

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只能说明招聘者不称职。

以笔者所见，真正能够配得上“顶级智库”称号的有识之士，往往不会“为五斗米折腰”，为了什么“公务员编制”和每个月仨大俩小的银子而去应聘，这种聘用标准只能聘到普通的研究人员，用招聘方式网罗不到顶级人才，混饭吃的死啃教条、食洋不化的“经济学家”说不准会招来一大堆。

诚然，中国需要更多智库，更需要具有前瞻性战略眼光的高水准智库。

因为，中国目前的发展已经到了非常关键的转折点，面临国内外诸多挑战。

从国内来看，过去30年，中国经济确实实现了高速增长，但目前这种增长速度正面临着严重挑战。

这究竟是意味着什么？是否意味着中国高速增长期已经结束？未来的增长态势又将会是怎样？同时也应该看到，这种高速增长也一直伴随着结构失衡的日趋严重，比如，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地区差距逐年扩大，污染问题也日趋严重。

这些问题及失衡势必会对长期经济增长、对社会稳定将产生严重影响，如何妥善解决这些问题，至少应该列入“顶级智库”的研究范围。

从国际环境来看，世界经济虽有复苏迹象，但种种不确定因素依然存在，贸易保护主义也有卷土重来的可能性，如果对这些问题不深入研究，及时提出针对不同未来可能性前景的多套预选方案，“顶级智库”可能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