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时期算缗告缗政策考述

汉武帝时期算缗告缗政策考述[摘要]本文从汉武帝时期实施的算缗告缗政策的历史背景着手，分析了经济表象下的政治原因，汉武帝通过经济手段达到加强了中央集权、扫除地方势力、打击豪强的政治目的。

[关键词]汉武帝；财产税；压制豪强算缗、告缗是汉武帝时期实施的一种针对商人和高利贷者的税收政策。

商税在高帝时曾实行过，惠帝时一度废除，武帝元光六年，开始对商人征收车船税，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颁布实施算缗、告缗令，向大商人、高利贷者征收财产税。

算缗政策是历代统治者重农贱商思想的体现，之所以在汉武帝时得到最广泛、最严厉地推行，虽然有当时经济窘境的原因，但其政治目的却更为明显，就是为了维护汉王朝的统治所采取的政治行动。

一、时代背景1. 历代统治者重农轻商的统治思想的体现和延续；士农工商，商人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的地位一向很低，被自命清高的士人所不耻，也被大多数其他阶层的人所不耻。

中华民族以农业立国，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是与农业的形成和发展紧密相联的，重农思想源远流长，其萌芽于上古传说，形成并巩固于西周到春秋战国时期诸家的经济思想中，在其后古代漫长的岁月中，重农思想一直占据支配地位，以农为本，一切围绕农事治国，成为历代封建地主阶级政权奉行不替的经济指导思想和政治统治思想。

贱商重农同样是汉朝统治者的基本政策，《汉书·食货志》说“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说明贱商重农不仅是普遍思想，而且形成“法律”政策了。

为什么历代统治者如此轻视商人呢，《汉书·食货志》说商人“男不耕耘，女不蚕织”却“衣必文采，食必梁肉”，而且商人“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

认定行商者都是不劳而获的人，其富裕的生活都是兼并农人所得。

2. 商人、高利贷者对社会造成严重的经济影响；《汉书·食货志》曾举农人例进行分析，说一个五口之家，需要承担服役的不下两人，其耕种所得，除去赋役及“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已所剩无几，再一遇天灾人祸就得卖田卖地卖儿卖女，而商人和高利贷者，却乘机囤积货物、抬高物价，大放高利贷，牟取暴利，在农人摇摇欲坠的生活中又吹了最后一口气，将农人逼上绝路。

“高利贷是破坏农民纳税能力的最敏捷最残酷的手段”，所以汉代法律对高利贷是有限制的，如旁光侯殷、多陵侯訢都因贷息过律被免侯爵。

统治者有意淡化苛政和赋税劳役是农人生活窘迫的根本原因，无视商业行为对社会的积极作用，强调高利贷者利用天灾人祸，放贷谋取暴利，兼并农民的房宅土地以及子女，才是农人丧失土地、被迫流亡的原因，其实是为打击商贾找了一个借口。

言外之意是农人是国家的，所以只能由国家进行剥削和榨取，而这些商人和高利贷者却轻而易举的获得了高额利益，“无秩禄之奉，爵邑之入”享乐却与封君一样，过着富裕奢侈的生活，这被称作“素封”，而“素封”的发达是以封君利益为牺牲的，当然是不被统治者所容忍的。

3.豪强地主势力逐渐强大，对中央集权统治造成威胁；豪强地主自高祖时就受到保护，刘邦是以起义者的身份夺取政权的，他想要得到大小贵族和封建地主的支持和认可，所以必需要给他们足够的的地位和利益，虽然西汉建立后逐渐通过分封子孙为王的方式加强刘姓统治，但对那些势力贵族和封建大地主一直不敢过于打压，到武帝时已经历六朝，他们的经济及政治势力越发强大，已经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所以必须要加以致命打击。

商人与豪强地主的关系十分密切，有些地主积累一定的资本后经营货物成为商人，有些商人获取利润后购买土地成为地主，二者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其身份也往往难以明确区分。

虽然商人的地位十分低下，但商人往往有雄厚的经济实力，这些商人一旦拥有了财富，就不满足自己的地位，他们就会利用各种方法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或者捐买官爵，或者结交、扶植权贵，这一切都对汉家刘姓统治者造成威胁，同时由于他们占有大量财物、土地和人口，更为统治者所痛恨和难以容忍的。

4.由于连年战争、灾荒以及加强边疆治理造成财政匮乏；汉武帝时期，对胡人和匈奴发动连年战争，“数万骑击匈奴”；“伐胡，盛养马，马之往来食长安者数万匹”；并且对“胡降者数万人皆得厚赏，衣食仰给县官”；加上对有战功者的赏赐，都不是一笔小数字，由于财政紧张，还出现拖欠军饷的现象，这对于当时军事不断的情况，绝对是严重甚至是危险的事情。

又动辄数万人之力治理黄河，还往往“历二三期而功未就，费亦各以巨万十数”；为加强对两粤和巴蜀等周边地区的统治，还常召数万人修筑开往这些地区的道路。

以上这些严酷的现实，加剧了汉王朝经济危机，统治者急需大量钱物予以解决。

当时国家缺钱到什么程度了呢，《汉书·食货志》说连皇帝都“损膳，解乘輿驷，出御府禁藏以澹之。

”甚至到了卖官鬻爵以及交钱赎罪的地步。

国家财政到了需要皇帝节衣缩食的地步，而面对如此天灾人祸，富商贾们却“或墆财役贫，转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氐首仰给焉，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这时候不向他们这些有钱人下手才是怪事，也正是这个是最迫切的现实原因，才促使在高帝时曾实行过、惠帝时废除的商税政策得以最广泛、最严厉地推行。

二、内容及实施1.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颁布实施算缗、告缗令。

算缗就是向大商人、高利贷者征收财产税，规定商人财产每2000钱，抽税一算；经营手工业者的财产，每4000钱，抽税一算；不是三老和北边骑士而有轺车者，每辆抽税一算；商人的车则征收两算；船五丈以上者，每船抽税一算。

轺车者，小车也，是再普通不过的生活用具，竟然也算在抽税之列，车船是商人行商运货的主要交通工具，普通人家有一二已经不错了，此一项明显就是专为商人设立的，这从抽税额是其他行业的两倍中就可以看得出来，同时重申，只要一人有市籍，其本人和家属都不得占有土地，违者没收。

2.由于有隐匿或虚报的现象发生，元鼎三年（前114年）又发布“告缗令”，对于那些隐瞒不报或者没有实报者，鼓励知情者揭发，称作“告缗”。

凡揭发属实即没收被告发者的全部财产，并罚戍边一年，奖励给告发者被没收财产的一半。

同时任用酷吏负责告缗工作，对商贾巨富进行残酷打击。

杨可主管告缗事物时，告缗之风，在全国盛行。

告缗运动使缗钱税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一是课税范围由原先以现钱和车船为主扩大到包括田宅、畜产、奴婢在内的一切财产，将全部财产均按一定价格折合成现钱以充作纳税基数；二是课税对象由初时“只为商贾居货者设”，扩大到“凡民有蓄积者，皆为有司所隐度矣，不但商贾末作也。

”将课税对象扩大化，直指占有大量财物和土地的豪强地主。

因为有没收财产一半的奖励政策，使得告缗成风，不但相互间进行告发，甚至出现诬告现象，整个社会直接乱成一团，而统治者乐得其所，成为真正的获益者。

三、效果及历史意义1.首先是直接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

《汉书·食货志》载“ 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宅亦如之。

”是一笔不小的收入，暂时缓解了因战争和奢侈浪费造成的财政困难。

由于战争、灾荒等各种原因，汉武帝时期，国家财政已经到了十分拮据的地步了，在这种情况之下，通过打击大商人和高利贷者的所得，对当时的经济破落状况起到了一定缓解作用。

2.解放大量奴婢和依附人口，使之成为国家税户。

《汉书·食货志》载得“奴婢以千万数”，而这些数以千万的人口重新成为国家的劳动人口，其意义不言而喻。

一个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封建国家，劳动人口对农业经济的重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数以千万计的人口加入到农业生产当中去，既解决了这些人的土地问题，缓和了社会矛盾，又增加了国家税户。

换句话说，因为破产，沦为私家佃户，遭受商人及大地主盘剥的农民们，又直接回到了国家的掌控之中，由国家来进行盘剥了。

3.随着大量商人的破产，与之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政治势力也大大削弱了。

由于国家鼓励人们相互之间检举揭发，并且给告发者被没收财产一半的奖励，此法一行，告缗成风。

《汉书·食货志》记载“中家以上大氐（抵）遇告。

……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氐（抵）破。

”拥有中等财产以上的商贾大多被罚没至破产，这是何等惊人啊，这些商人富贾所遭受的打击是何等致命，而这也正是汉武帝的本意。

算缗、告缗政策与均输平准、盐铁酒官营等一样，是汉武帝所实施的一系列针对商人的经济政策中的一项，都是为了防止商人囤积居奇、操纵物价、垄断市场为目的的，其中尤以算缗告缗政策最为直接和明显，但它更具明显的政治目的，它对商人富贾的打击几乎是致命的。

这项政策本身就是针对商人和与商人有密切关系的豪强地主的，汉武帝希望通过这个严厉的经济手段，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缓解当时国内的经济困境，最主要的是借此打击豪强地主，加强自己的中央集权统治，为刘氏江山长久之计考虑，而这，才应该是它真正的目的。

四、重农轻商思想对后世的影响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重农轻商的思想一直贯穿于整个中国历史，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是将农业作为治国之本，其治国理念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以毛泽东和邓小平为首的领导人就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的重农思想，并将其作为巩固民主政权、富国强民的基本思想。

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所以说，重农轻商的思想在中国有着根深蒂固的基础，并且也深深影响着历代统治者的治国方针和决策。

[参考文献]1. 《汉书·食货志》中华书局1996.52. 《汉书·武帝纪》中华书局1996.53. 《西汉经济史》商务印书馆陶希圣 1931.84. 《毛泽东选集》5. 《毛泽东、邓小平对中国传统重农思想的新发展》.易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