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化交流

浅谈澳门与中西文化交流

摘要：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 中西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但具有近代意义的中西文化交流,则是从明清时期的澳门被入侵开始，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前,澳门不仅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性的贸易口岸,而且也成为一个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中心。从16世纪起,一批西方传教士通过澳门进入内地,观察、学习中国文化,并经过他们传播,将中华民族文化介绍到欧洲,引发了欧洲的“中国热”。中国人民也通过澳门这一窗口,接触到了西方的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作为中西方文化的交汇地,经过长时期的异质文化的碰撞与交融,澳门逐渐形成了中西合璧的文化特色。

1999年12月20日，澳门再次成为国人注目的焦点。澳门虽为弹丸之地,但自开埠400多年来,特别是香港发达之前,作为中国面向世界的一个窗口,曾在中西方文化的碰撞、融合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本文旨在探讨16世纪至20世纪初澳门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的桥梁作用。

一、中西方的认识

由于地理位置的影响,在古代,中国与西方之间很少来往,而是通过一些中介环节间接地实现相互影响。如贯通中亚的丝绸之路的开通,使中国与西方之间的贸易活动和文化交流得以实现。无直接的接触,彼此的认识是模糊的。至葡萄牙人东来,中国人甚至不知其国名,不知其地理位置,而是从东南亚的伊斯兰教徒口中转译过来称其为“佛朗机”或“大西洋国”。而14、15世纪新兴的欧洲各国商人,则对传说中“遍地黄金、香料盈野”的中国充满向往。在西方人眼中,中国还是一片未清晰展现出轮廓的海市蜃楼,因此非常想探明中国的一些情况。足见, 16世纪前中西方的直接交往是极少的,彼此的认识也是模糊不清的。

二、16至18世纪澳门与中西方文化交流

历史上, 西洋文化的东传, 以及中国文化的西播, 主要是由天主教教士进行的。随着葡萄牙殖民势力的进入澳门, 天主教教士亦来到澳门进行传教活动.15世纪末,地理大发现及全球海路的开通,使欧洲各国的船队有条件来到中国沿海,中西方开始了直接的接触。随着葡萄牙商人东来,天主教耶稣会的大批传教士也随着商船来到澳门进行传教活动。传教士来到澳门首先学习中国语言,研究中国实况; 继而进入内地传教,拉开了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帷幕。耶稣会士在了解、熟悉和研究中国文化的同时,也向欧洲自己的祖国介绍和

传播,而中国的有识之士又通过耶稣会士学习和领会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彼此互相吸收,取长补短。这一时期的西学东渐与东学西渐是双向进行的。

(一)西学东渐

早期耶稣会传教士懂得“到中国来传教,决不是强大的舰队,或是其它人类的武力所能奏效的…要传扬圣道,总得凭书籍才行”,因此他们陆续带来了大批西方的书籍。这些西书尽管不全是当时欧洲科技学术最高成就的反映,但不少已是西方科技高水平的代表作。它们的传入,是给自然科学的发展已大大落后于欧洲的中国一份极好的礼物,对当时中国的天文学、算学、地理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对医药、文学、美术、音乐和建筑等方面的发展,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1. 西方数学、天文历学的传入

利玛窦是这一时期对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重大贡献的代表人物。1606年，由他口授、徐光启笔译的欧几里得所著《几何原本》六卷,向中国介绍了近代数学的最基本知识,包括几何学、代数学和割圆学等。中国的有识之士十分重视此书,康熙帝曾下令将其译成满文。利玛窦还把由教皇格里高里十三世颁布的现行公历传入中国,制作了浑天仪、地球仪、考时晷、报时具，推动了近代天文学和历学在澳门和中国内地的传播。

2.地理学、建筑学的传入

西方的建筑学和建筑术传入中国,是从耶稣会士在澳门兴建教堂开始的。利玛窦初来澳门带来的《万国舆图》,使中国人始知天下有五大洲。其后西耶稣会士在澳门兴建了圣保禄堂、圣母望德堂、圣老楞佐堂等10多座大教堂。稣会士在内地所建的西式建筑,以圆明园的长春园最为典型。这些与中国传统建筑艺术迥然不同的建筑,为中国建筑艺术的发展增添了靓丽的一笔。西方地理学、地图学的传入,促进了中国地理学、地图学的发展,使部分中国人开始了解世界大势,了解西方。这样一来,无疑大大扩展了中国人的视野。

3. 近代水利、器械的传入

近代水利学的知识也是由利玛窦和意大利会士熊三拔经澳门传至内地的。1612年，熊三拔著《泰西水法》六卷,集中了欧洲水利工程学的精萃,首次向中国人介绍西洋水利科学的取水、蓄水等方面力学机械的原理,并附有图说。传教士东来,还将西方制造火炮的技术传入中国。明清两朝的统治者依靠传教士的技术力量,大量制造铳炮。从而, 使西方的数学、天文、历法、地理、物理、兵法、

火器、生物、医学、绘画、音乐、建筑艺术以及哲学和伦理学等, 由澳门传入了中国内地，对当时的中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二)东学西渐

西学东渐,给古老的东方文明输入了新鲜血液；东学西渐,也使灿烂的中华文化成为赐予欧洲启蒙运动的一份厚礼。耶稣会士要在澳门和进入内地传教,就需要通晓中国的语言文字,熟悉中国的风俗习惯,因此对中国的文字和儒家思想学习甚勤,并对中国儒家经典加以翻译和注释,运回欧洲各国出版,积极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可以说,耶稣会士在中国古代文化和欧洲18世纪启蒙运动之间起了媒介作用,使得欧洲掀起了研究中国的热潮。

1.中国文化的西传--中国儒家经典的释译及文字文学的西传

语言是沟通的工具。传教士为到澳门及内地传教,编纂了多部学习中国语言文字的工具书。其中有: 利玛窦著的《西字奇迹》; 金尼阁著的《西儒耳目资》。葡萄牙传教士马若瑟著的《中文概论》,注重分析汉字的构造与性质,为研究汉语打下了基础。这些实用性很强的工具书的编纂,也为后来者提供了学习汉语的捷径。

通晓汉语的传教士又先后将中国古典经籍翻译、注释,陆续出版。利玛窦首先翻译了《四书》,金尼阁亦将五经译为拉丁文。这一时期,中国文学也开始传入欧洲。英国商人魏金森将中国小说《好逑传》翻译成英文,并向英国介绍中国文学的发展和成就。中国的中医学、建筑学、工艺美术等传到欧、洲,都引起过轰动,甚至中国的一些风俗习惯,欧人也争先效仿。茶叶大量西运,使茶成为欧洲人饮食的一部分。家经典著作和中国文化传到欧洲,西方的有识之士开始注意研究中国文化, 17、18世纪欧洲掀起了“中国热” ,推动了欧洲启蒙思想运动的发展。

综上所述, 16至18世纪到澳门及内地传教的耶稣会士实际上成为西学东渐、东学西渐的传播者和宣传者。这些来中国传教的耶稣会士又紧密地和澳门相联系。因为凡准备入内地的传教士,大都先赴澳门天主堂学习中国语言,所以澳门成为他们进入中国大陆的必经之所。

三、19世纪至20世纪初澳门与中西方文化交流

中西文化交流, 给澳门和中国社会带来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并引发了近代中国的一系列革命, 从而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过程。首先, 中西文化交流把西方文化和中华文化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异质文化通过长期在澳门的接触、交融和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