婉约豪放并存

婉约豪放并存，清新凝重相竞

——宋词

词，是我国古代诗歌的一种。它始于梁代，形成于唐代而极盛于宋代。据《旧唐书》上记载；“自开元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由于音乐的广泛流传；当时的都市里有很多以演唱为生的优伶乐师，根据唱词和音乐拍节配合的需要，创作或改编出一些长短句参差的曲词，这便是最早的词了。

词，大体上可分类为婉约派和豪放派。婉约派的词，其风格是典雅涪婉、曲尽情态；象柳永的“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晏殊的“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晏几道的“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等名句，不愧是情景交融的抒情杰作，艺术上有可取之处。豪放词作是从苏轼开始的。山川胜迹、农舍风光、优游放怀、报国壮志，在他手里都成为词的题材，使词从花间月下走向了广阔的社会生活。从我们今天读者的情趣来看，象“大江东去”之类的豪放派的作品更易于接受。

婉约与豪放——宋词中的两种主要艺术风格

从晚唐五代到宋的温庭筠、晏殊、欧阳修、秦观、李清照等一系列词坛名家的词风虽不无差别、各擅胜场，大体上都可归诸婉约范畴。其内容主要写男女情爱，离情别绪，伤春悲秋，光景留连；其形式大都婉丽柔美，含蓄蕴藉，情景交融，声调和谐。因之，形成一种观念，词就应是这个样子的。

宋人也有以婉约手法抒写爱国壮志、时代感慨的，如辛弃疾的《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及宋未周密、张炎等一些词章。但其表现多用“比兴”象征手段，旨意朦胧，须读者去体味。有些论者对原来也许并无专门寄托的委婉隐约之词，也深求其微言大义，如清代词论家张惠言《词选》评欧阳修《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苏轼《卜算子》(缺月挂疏桐)，句句为之落实时事，以为讽喻政治，那就不免穿凿附会，反而缩小这些词作的感慨万端而难以名状的典型意义。

婉约词自有其思想艺术价值，已见上文。然而有些词人把它作为凝固程式，不许逾越，以至所作千篇一律，或者过于追求曲折隐微以至令人费解，这就走到

创作的穷途了。

“豪放”一词其义自明。宋初李煜的“金剑已沉埋，壮气蒿莱”(《浪淘沙》)，已见豪气。豪放之作在词坛振起雄风，注入词中强烈的爱国精神，唱出当时时代的最强音。然而可以看到，苏轼的审美观念认为：“短长肥瘦各有态”，“淡妆浓抹总相宜”，“端庄杂流丽，风健含婀娜”。他是崇尚自由而不拘一格的。他提倡豪放是崇尚自由的一种表现，然也不拘泥于豪放一格。

总之宋词中婉约、豪放两种风格流派的灿烂存在，两者中词人又各有不同的个性特色，加上兼综两格而独自名家如姜夔的“清空骚雅”等等，使词坛呈现双峰竞秀、万木争荣的气象。还应看到，两种风格既有区别的一面，也有互补的一面。上乘词作的风格即有偏胜，往往豪放而含蕴深婉，并非一味叫嚣，力竭声嘶；婉约而清新流畅、隐有豪气潜转，不是半吞半吐，萎弱不振。

宋词婉约与豪放两大词风浅析

婉约词家表现生活情怀是委婉、含蓄、绰约、细腻的，所作词不离曲牌对内容的要求，且多是平韵词牌，适于轻声慢唱：“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而豪放词家则是雄放、豪迈、旷达、飘逸，“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就反映生活面的宽广、深浅程度说，两家自有区别殊异，也有高低上下之分，但不能苛求某种独特的艺术形式一定要反映社会生活的全部内容。应该说，无论是婉约或豪放词家都是走在或慢慢走向了进步文学传统的道路上。

“词以婉约为宗”，晚唐以温庭均为代表，用晚唐诗人之笔，写绮罗香泽之词，从而建立起“花间派”词系统，“他们的词婉柔艳霏、缕玉雕琼、刻红翦翠……”，却由此“奠定了婉约派词的基本风格”（同上）。而北宋初的晏殊、欧阳修则将这风气带进了宋初词坛，并用自身的艺术技巧形成并巩固了婉约词系。婉约词比兴深婉、形象鲜明，运用形象思维高妙。拿晏珠、欧阳修来说，除去淫靡的词章，许多词都写得颇佳。晏殊的《蝶恋花》“槛菊愁烟孏泣露”通篇是比兴，寄情于景，用物写人，通过景物描写折射勾出“有我之境”的人的心理，情景交融，浑然一体，情调则是温馨纤绻、委婉含蓄。不难见出婉约词人的所长。欧阳修词也是情感真切，形象鲜活，表现出一派清丽、委婉之风。《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写闺怨，深切感人，柔软蓄雅，如歌如诉；“泪眼问花花不语”描人状物极到工处。可

见婉约词人自始就具备了优良的艺术传统，艺术造诣极高。

婉约词到柳永实则一个飞跃。柳永率先开启了慢词体制，这就使婉约词人在表现社会生活方面扩大了容量，形式上有所突破、内容及表达上就大有天地可为。柳永长于写羁旅生活，名篇是《雨霖铃》、《八声甘州》，写天涯飘泊之情，也写对于故乡和爱人的留连、怀念，写得真切，缠绵，在写法上亦丰富了婉约词的表现力。在比兴深婉之中有直抒胸臆，是尽情倾吐内心郁积的哀愁而不求含蓄。因而柳词是比较能集中代表婉约词家艺术风格的。在选材、取景、描写方面都表现出了婉约独特的风格。柳永词是婉约词发展道路上一尊里程碑。

秦观的词在艺术上使婉约词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在作品中创造了许多优美的艺术形象，并在词的技巧上有新发展。他的《鹊桥仙》表现爱情就别是一番风味：“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可谓千古绝唱；到此，不难看出婉约词人由于受文学的承继性及艺术形式的影响、制约，亦使他们的词有了较大局限性。周邦彦则又继续发展词调，进一步强调词的音乐性，及至到南宋李清照认为“词别是一家”，并责怪苏轼不协音律，以至她的词也依然是“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露浓花瘦,薄汗轻衣透”，脱离不了婉约词题材的“镜框”，而她也一味沿婉约词的道路走下去，她也就把婉约词创作推向了最高峰，她的“声声慢，寻寻觅觅”成为万世佳作，风格仍是含蓄的，用婉转来写国破家亡，饱经忧患和乱离生活的哀愁，这当然不能与豪放风格同日而语。不过她的诗却与词是迥然不同的两种风格。

苏轼形成了与婉约词并行不悖的豪放词风，两只流派共同发展并相互融合。苏轼“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婉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他的词“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或弟古伤时，或悼亡送别，说理咏史，山水田园，自伤身世”内容博大精深，词也就格高、境大、色彩鲜明，而笔触又明快，又飞扬，又沉着，是可用他自己文中“山高月下，水落石出”和“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来形容的。其最著名的是扇其雄风“忽变轩昂勇士，一鼓作气，千里不留行”调子的《大江东去》。

苏轼之后，至南宋辛弃疾，乃至张孝祥、文天祥——豪放蔚然成风。显见的是，南宋的时代背景变了。文学反映的生活内容也为之一变，内容决定形式，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