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伟超关于“考古类型学”的问题范文

关于“考古类型学”的问题——为北京大学七七至七九级青海湖北考古实习同学而讲俞伟超一“考古类型学”在我国的应用和发展概况“类型学”是一种方法论．这是本世纪才发生的外来名词，英文为typology，源于古希腊文typos和logy的结合．typos的本义是多数个体的共有的性质或特征，所以typology的直接意思是一种研究物品所具共有显著特征的学问。

typos在希腊文中演变为typo，英文为type．近年编的许多英汉字典往往把type释为样式、类型，把typology称为类型学。

在近代科学中，生物学最早使用这种方法论对生物进行分类，后来考古学也开始运用这种方法论。

我国的考古学界，过去有很多人亦曾把它叫做形态学或标型学。

这是研究物品(包括遗迹和遗物)外部形态演化顺序的方法论。

由于许多物品的形成变化，需要在归纳成不同的类别和型别以后，各自的发展序列才能清楚，所以把它称作类型学，似乎更妥贴些。

近代考古学的研究内容，涉及到人类古代生活的许多方面，同它发生联系的学科极为广泛，研究考古资料所需要使用的方法是多科性的。

但任何一个学科都有不同于其他学科的、自身独有的方法论，否则这个学科就不会独立出来。

这就是说，研究考古资料虽然会涉及到许许多多学科，却不能把所涉及的各种学科的研究方法，都算作考古学方法论的一部分。

例如利用考古发现的花粉孢子、农作物种籽、动物骨骼来研究人类古代栽培农作物和驯养动物以及生态环境变化等方法，主要使用的是农学、植物学、动物学、气象学等方法。

如果把这些研究工作当作单独的学科来看待，应当叫做考古农学、考古植物学(或古植物学)、考古动物学和考古环境学、古气候学等等。

七十年代以来在我国曾流行过的水文考古、地震考古这些名称，其实还是叫考古水文学、考古地震学才准确些。

当然，这些利用考古资料来研究农业进步以及人类活动时期水文变化和地震现象等工作，就人们的日常概念来说，把它们叫作农业考古、水文考古、地震考古，亦未尝不可。

但这些工作的主要研究方法并不属于考古学。

可以说，它们是农学、植物学学、动物学、水文学、地震学等学科的分支。

在科学的发展过程中，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学科结合为一种新学科的情况是不断发生的。

考古农学、考古动物学、考古水文学、考古地震学的出现，便是两个学科结合的产物，但其主要的研究方法是属于农学、动物学、地震学的。

考古环境学的出现，更是多学科的结合。

不过，为了研究人类的历史而从特意寻找和提供这些资料开始，加上利用其研究成果所作有关人类生产能力和社会前进过程的分析或概括，又应当是属于考古学的。

把属于自然科学的方法划出去以后，剩下的就是研究人类社会方面的方法。

能否把依据考古资料来研究人类社会的各种方法都叫做考古学方法呢?还是不能。

因为这包括了人文科学的许多方面，当然不能把这许多方法都算作考古学的方法。

严格讲来，真正属于考古学自身特有的方法沦，主要只有地层学、类型学以及从不会说话的实物资料中观察和分析社会面貌的方法，这里所以把实物资料强调为“不会说话的”，即意味着研究考古发现的文字资料的工作，主要是属于古文字学、古文书学的范畴，至于利用这些文字资料来研究各种古代状况的工作，当然更应是属于其他学科的范畴．按照这种划分学科性质的概念，即使是利用实物资料所作的各种研究，相当多的方面岂不亦应归属于社会史、经济史、美术史、宗教史等等专门学科，从而把考古学研究人类历史的主要内容几乎全部抽空了吗?当然不宜这样认识。

因为只有产生了考古学特有的透过实物资料表面现象来观察到人们当时具体活动状况的方法，才能进行上述历史的研究。

正是为了通过实物辨料来研究人类历史的需要，人们终于找到了地层学和类型学的方法，而有了这两种方法，考古学研究历史的能力，才能够发挥出来。

因此，可以说是有了地层学和类型学，考古学才真正从传统史学中分化出来，成为一种利用古代遗留的实物资料来恢复人类过去时代面貌的科学。

这样讲，当然是仅就学科本身的范畴而言；对一个考古学者来说，为了达到研究历史的目的，自然需要许多其他学科的知识；对于整个考古学科来说，又必须有许多其他学科的配合工作。

地层学是科学地取得考古资料的方法论；类型学则是科学地归纳、分析考古资料而加以分类的方法论。

如果说，前者是从地质学中引进的一种方法，那么，后者也可以说是从生物学中得到启示而产生的一种方法。

当然，考古学中的这两种方法沦，不是地质学中的地层学和生物学中的类型学的简单搬用，而是有其自身特点。

为了区别起见，似乎把它们叫做考古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更准确些：当然，一般即可简称为地层学和类型学。

在欧洲，近代考古学的萌芽，可以上溯到文艺复兴时代的十五世纪中叶。

开始只是热衷于寻找希腊、罗马的钱币和雕刻等古典时代的古物，后来对英国的巨石建筑(如stonehenge)等遗迹也注意了起来，但真正运用地层学原理来进行发掘，要迟到十九世纪后半叶。

类型学原理的系统建立，则更要晚一些。

十九世纪初期，北欧的一些古物学家已经热衷于古物的分类工作。

十九世纪中叶，生物学有了很大进步，进化论原理开始被发现，达尔文便于1859年出版了他的《物种起源》。

自近代考古学发生后，人们已注意到一群遗物的共存关系，而在生物学中的寻找动、植物发展谱系的那种工作启示下，考古学家为了追求许多遗迹及古物的年代序列，终于也开始找到了考古类型学这种方法。

当然，开始归纳出的原理总是比较简单的；直到现在，类型学的原理还是在不断深化和完善。

大致说，在十九世纪晚期的欧洲，类型学已比较成熟。

但是系统总结当时的类型学理论的代表人物是瑞典人蒙德留斯(Oscar Montelius)。

蒙氏于1843年生于斯德哥尔摩，卒于1921年，着力研究北欧、意大利、希腊等地的青铜文化。

那一带的青铜时代，缺乏文字记载，欧洲的考古学家往往叫做先史时代或原史时代。

为判断那种时期考古遗存的年代，蒙氏就用类型学方法来建立它们的年代学。

他在1903年于斯德哥尔摩出版的《东方和欧洲的古代文化诸时期》的首章中，就专门论述他所总结的类型学原理及若干实例。

这一章，他便命之为《方法论》。

蒙氏的《方法论》，从1935年起被广泛介绍到我国。

此年，郑师许、胡肇椿二人在《学术世界》第一卷2～6期上，发表了他们的译本，题目被译作《考古学研究法》，1936年曾由世界书局印成单册发行。

也在1935年，又有滕固完成另一译本，题目被改作《先史考古学方法论》，于193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我国学者自二十年代开始了自己进行的田野发掘以来，至三十年代，便已运用类型学方法来研究发掘到的资料。

由欧洲学者总结出来的类型学的科学原理，已经说明了古代物品的形态演化有一个客观规律；但如何在具体的考古遗存中寻求具体的规律，以及如何来进行这种寻找，必然会出现不同的途径或不同的具体方法。

最初，梁思永先生于1930年在研究山西西阴村的仰韶陶器时，首先对若干陶片进行了形态分类。

他把不同形态的口缘、器底、柄与把，分别给予一定的符号。

如口缘根据外壁是否有转折的角度、外敞还是内敛、唇部趋厚程度的不同、向内或向外还是内外均凸起的差别，分用四层符号来标记之。

由于当时对仰韶陶器的完整器形只有很少的认识，对陶器的局部形态进行这种非常细致的分类，并不能综合成一种仰韶陶器的完整概念。

但这种初步的探索，毕竟是我国学者开始运用类型学方法的一个起端。

后来，李济先生为了整理安阳殷墟出土的陶器和铜器，又提出另一种具体方法。

他主张，对某一种考古学文化的不同器物及其不同形态，应按照同一标准，加以归纳，给以序数。

例如容器，先以器物最下部为圜底器、平底器、三足器、四足器诸差别，分别给以一个序号；再按上部的口径与器高的比例、器壁与底部的角度等差别，确定第二位序号，最后又以器物最大径的位置以及耳、鼻、柄、流等附着品的有无，给以第三位序号。

由这三位序号构成的一个序数，就代表了某一种器物的某一个式别；同一式别内形制略有小异的标本，则可再分为若干型(见《殷墟陶器图录·序数总说》)。

按照这种方法，似乎只要一见序数的号码，就能知道器物的基本形态。

各种器物及其不同形态，可以用一个序数来记录和表达，真比给每个人起一个名字还要准确和方便，因为人有同名同姓，而且人的名字表达不了形态特征。

这不是最清楚的方法吗?李济先生曾专门钻研过人类学，提出这种方法，看来是受到了体质人类学记录方法的很大影响。

但人类体质特征的差别和变化，同人类制造的各种东西的形态差别和变化，属于两个范畴，不宜用同一种方法来归类和记录。

使用序数之法，可以很好地区分器别，但难以记录和表达同一器别内形态差别的复杂和细微之处，从而不便于寻找及表示器物的形态变化过程，更不易于记忆。

关于不便于寻找及表达其形态变化过程这一点，李济先生在刚建立这种方法时，已经觉察到，所以在《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上篇)中就说：“这样分目排列的办法，只具有一个极简单的目的：便于检查。

至于由这个排列的秩序是否可以看出形态上的关系来，却是另外的问题；不过，这个排列的秩序，显然可以供给讨论这一问题不少的方便。

”(《中国考古学报》第三册第8页，1948年5月)把记录器物形态差别的方法，同寻找器物形态排列秩序的目的完全分割开，等于要使研究工作多做一个项目，自然极为不便；况且同一种器别的形态差别，用这种方法难以表达清楚，某些用途一样的器物如三足鼎和四足鼎，还会被归为差异很大的器别。

但我国学者毕竟又提出了另一种运用类型学的方法。

也在这个四十年代，苏秉琦先生在整理宝鸡斗鸡台发掘品的过程中，把梁思永先生使用的那种具体方法大大推进一步而使之完整化。

他是像蒙德留斯那样观察出同一种器物往往有不同的形态变化轨道，就把不同的轨道，区分为不同的类，在每一类内又寻找其演化过程，按其顺序，依次编号。

例如在《斗鸡台沟东区墓葬》这本报告内，对陶鬲就根据制法、形式和外表的差别，归纳成袋足、折足、矮足三大类和袋足类内的锥脚、铲脚两小类，又按照各类鬲在形态、附饰和制法上的细部特点，把40件分属于三大类，四小类的鬲归纳成九组。

类别表现了形态变化的不同轨道，组别则为形态早、晚之异。

用现在许多人习惯使用的名称来说，大、小类就是型和亚型，组别类似于式别。

这本报告，对全部墓葬的整体，又分解成105项、234目，最后以墓为单位，根据各项、目的组合情况，归纳、排列成三大组（瓦鬲墓、屈肢葬墓、洞室墓)和十一期。

各组既有时代之别，又具文化性质的差异。

苏秉琦先生在同时写作的《瓦鬲的研究》中，又探索了各地出土陶鬲的发展谱系，实际也就是从陶鬲的系列之别来探讨几种重要的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序列及其相互关系。

可以说，后来有愈来愈多的人所运用的器物的分型分式法、根据出土物共存关系来判断各遗存单位(如地层、灰坑、墓葬)年代的组合比较法、按照成组遗迹和遗物的形态特点来判断其文化性质和各考古学文化的相互关系等方法，四十年代时已经出现了，同蒙德留斯归纳出的方法相比，有许多基本接近的地方并有所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