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消费者保护法上的欺诈行为与惩罚性赔偿

中国消费者保护法上的欺诈行为与惩罚性赔偿－、前言自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费者保护法”）于1993年10月颁布以来，有关消费者保护的诉讼和非诉讼案件急剧增加。

据报道，1996年，全国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受理的消费者投诉案件总计达425，008件，是10年前的75倍。

这些投诉涉及到质量、价格、虚假广告、假冒商品、计量和欺诈骗销等问题，其中，欺诈骗销案件上升相度最大，为上年的％。

在这类案件中经常适用的就是消费者保护法中最引人注目的条款——第49条，其条文如下：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资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

正是这一规定在近几年里大大地激励了被称作“打假运动”的反欺诈斗争。

适用这一规定的案件大量出现。

在街头巷尾、新闻媒体、法院、大学课堂和政府机关，这些案件成了人们议论纷纷甚至争论不休的对象。

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已经成为中国消费者保护领域的一个热点。

当然，这仅仅是开始。

要使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得到更有效的运用并促进消费者保护立法进一步发展，有一些法律问题需要加以澄清，为此，与澳大利亚的经验尤其是与澳大利亚《商业法》（TradePracticesAct）第52条进行比较，是值得尝试的。

澳大利亚《商法》第52条的条文如下：第52条（1）不得在贸易或经营中实施误导成欺骗性的或者可能使人误解或受骗的行为。

（2）本节以下条文中的任何语句，均不得被推断地现作对前款之一般性规定的限制。

本文以下将首先介绍几个与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有关的案例，然后提出若于法律问题，采用比较的方法加以分析，最后在结语中提出，些评论意见。

二、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有关案例1.王海打假案1995年春天，山东某厂的年轻业务员王海来北京出差，他偶然买到一本介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书。

他为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所吸引。

为了验证这一规定的可行性，他来到隆福大厦，见到一种标明“日本制造”，单价85元的“索尼”耳机。

他怀疑这是假货，便买了一副，找到索尼公司驻京办事处。

经证实为假货后，他返回隆福大厦，又买了10副相同的耳机，然后要求商场依照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规定予以加倍赔偿。

商场同意退回第一副耳机并赔偿200元，但拒绝对后10副给予任何赔偿，理由是，他是“知假买假”，“钻法律的空子”。

王海感到愤怒。

他相信自己的目的不是赚钱而是维护消费者的利益，因而决心继续战斗。

同年秋天，王海再度来京。

他光顾了多家商店，购买了他认为是假货的商品，经证实后便向商家要求加（此处缺字，谁肯补上？请来邮。

）的人不是现行立法范围内的真正“消费者”，因此“知假买假”的不能得到赔偿。

在他的心目中，买了东西并加以使用的才是消费者，买了不用则不是消费者。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知假买假”的行为是不道德的，由此获得的利益属于不当得利。

相反地，有许多法律工作者和学者支持王海的举动。

他们指出，“消费者”一词是相对于“经营者”而言，任何与经营者进行交易的人，除了本身也是经营者的外，都应当被看作是消费者。

他们认为，“知假买假”然后索取加倍赔偿的做法是符合适德的，因为它有助于打击假冒产品，因而有利于民众和社会。

还有人认为，不能把索赔者的所得说成是不当得利，因为这种索赔是以法律的规定为根据的，况且，索取赔偿还要耗费大量时间、劳务和费用。

1996年初，王海到转战中国南方，在许多大商场买假索赔。

但是，商家白眼相向，地方政府漠然处之，使他不得不无功而返。

其中的教训，正如一些法律工作者总结的，在于没有运用法律诉讼的武器；仅仅借助于新闻媒体和舆论的压力是不够的。

1996年11月，王海在天津的一家法院成了胜利者。

他紧随何山诉乐万达商行案（详见下文）之后，状告伊势丹有限公司销售有欺诈行为。

结果，他依据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获得了加倍赔偿。

2.耿某诉南京中央商场案1996年春天，当王海在南方屡屡受挫的时候，一位姓耿的消费者在南京的某一法院也经历了相同的命运。

1月4日，耿某在南京中央商场买了三套被标明为“羊绒杉”的“圣柏”牌保暖衬衫。

在商场出具的发票上，写明了货品为“羊绒衬衫”，而事实上该货品的羊绒含量不到2％。

第二天，耿某以衬衫不是羊绒，商场有欺诈行为为由；要求商场依照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支付双倍赔偿。

遭到拒绝后，他向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驳回了他的诉讼请求。

法院认为，原告于1月4日在被告处购物之前，曾在另一家商场购买了同样的衬衫并获得赔偿，故具有一定商品知识。

法院这样判决的另一个理由是，把含有2％羊绒的衬衫标作“羊绒衬衫”并无不当。

被告并未构成欺诈行为。

一位青年学者，南京大学法学院讲师李友根，写了一篇论文对耿某诉南京中央商场案进行了评折。

他提出了据认为在本案中十分重要的三个问题：第一，知假买假者是否属于消费者，是否有权获得消费者保护法上的补救？第二，被告推销该商品的这种方式是否能够被认定为欺诈行为？第三，在原告得知实情的情况下，被告的这种方式是否仍然能够被认定为欺诈行为，因而能够适用消费者保护法关于加倍赔偿的规定？李友根指出，在“知假买假者不为消费者”的判断中存在着一个悖论。

如果知假买假者不是消费者，他就没有资格依据消费者保护法请求退货，那么他就只能使用它。

而这样一来，他又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消费者。

李友根认为，认定欺诈行为的标准之。

就是法律的规定。

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规定：“经营者应当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真实信息，不得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广根据纺织部的有关规定，羊绒含量低于5％的不可称为羊绒制品。

而另一个标准则是普通消费者（而不是专家）的认知水平。

据此他得出结论，由于在一般消费者看来羊绒含量仅2％的衬衫不能被称作”羊绒衬杉“，该商场构成了欺诈行为。

3.何山诉乐万达商行案何山是全国人大法工委的官员，参加过消费者保护法的起草工作。

1996年4月，他在经营名人字画的乐万达商行购买了两幅画。

这两幅画，一为独马，－为群马，是作为已去世的国画大师徐悲鸿先生的真迹出售的。

一个月以后，何山以“怀疑有假，特诉请保护”为由在北京西城区法院提起诉讼。

1996年8月，法院作出判决，认定这两幅画为临摹仿制品，被告有欺诈行为，故责令被告按照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规定向原告支付双倍赔偿。

这个案件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也引发了许多讨论。

1996年10月，第二次“制止欺诈行为、落实加倍赔偿座谈会”，在北京召开。

在会上，如何正确理解消费者保护法第49年的立法原意再次成为中心话题。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宿迟在会上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他指出，对于消费者保护法第2条所说的“为生活消费需要”的含义不应作狭义的限制性解释，“消费者”一语按其原义不过是指生产者、经营者以外的人。

他主张，凡是到商店购物的顾客，都应被视作消费者；至于购买的动机和目的内能涉及道德问题，但不属于法律问题。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张家广根据他所在法院的审判实践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他认为，只要商品经营者有欺诈行为，就应当适用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而消费者的购物动机则在所不论。

宿迟先生对“欺诈行为必须是故意行为”的观点作出了回应。

他指出，商家对其所经营的商品，在进货时有认真审查的义务，末尽此义务者在主观上至少属于放任态度，应被认定为故意。

在何山诉乐万达商行案以后，许多以此为样板的案件诉至法院，但是并非所有的原告都得到了满意的结果。

下一个案件便是一例。

4.薛萍诉北京燕莎友谊商城案1997年3月，薛萍在燕莎友谊商城购买了3尊秦始皇兵马俑。

几天之后，她得知该兵马俑为仿制品，遂与商城进行交涉，要求按售价的一倍进行赔偿。

遭到拒绝后，她以该商品没有任何足以表明其为仿制品的标识为由，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

商城提出反诉，称原告在购买这些秦俑时已明知为仿制品，其购买的目的是要获取双倍赔偿，因而构成欺诈行为。

法院认为，原告本应知道她购买的这批货物不可能是真品，因为秦始皇兵马俑是国家禁止市场交易的珍贵文物。

也就是说，正常的消费者在卖主既没有说明真相但也没有称其为真品的情况下，都应该意识到该货物是仿制品。

另一方面，法院也认为，被告本应通过明示该秦俑为仿制品而对商品性质作出严谨、明确的表述，从而使任何人都不致发生误解。

最后，法院判决被告给予退货，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诉讼费双方各负担一半。

三、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法律分析由以上案例可以看出，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规定在一些主要方面至今尚无定论。

人们已经发表的许多各不相同的见解当然很有价值，但大多局限于对法律条文的解释。

况且，我们应当意识到，我们所要做的并不仅仅是解释法律，而且是改革和发展法律。

就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而言，我要指出的是，在围绕以上案件所进行的讨论中，有一个重要的东西被忽略了，这就是该条文的性质，这本应成为论证推理的出发点。

1.性质和目的在中国目前，人民已经公认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在性质上属于惩罚性赔偿规定，而且，它是中国第一个适用惩罚性赔偿的立法例。

众所周知，在大陆法系，惩罚性赔偿从末被承认为民事责任的一种形式。

我国的《民法通则》追随了这一传统，因而在该法中见不到惩罚性赔偿的规定。

据认为，原则上，“民事责任以恢复被侵害的民事权利为目的”，因此，“民事责任的形式大多不具有惩罚性”。

但是，有些民法学者坚持认为民事责任具有双重功能：一方面，通过制裁，遏制不法行为；另一方面，通过补偿，对受损害的权利加以补叙。

这－观点为承认惩罚性赔偿留下了余地。

这里要提到的另一个因素是当今中国在“借鉴外国经验”中对各大法系的兼收并蓄态度。

我们毫不犹豫地采用惩罚性赔偿制度，因为它符合我们社会的需要，而不管它是否与大陆法系的概念体系相一致。

而且，我们是按照我国的社会条件来采用这。

制度的，因此，我国现行法上的惩罚性赔偿与普通法系的惩罚性赔偿也有一定程度的差异。

在普通法体系中，“惩罚性”赔偿指的是为惩罚他方当事人而判给一方当事人的赔偿金。

这通常是法院在某些情况下（例如欺诈）于补偿性赔偿金之外适用的。

“它们不仅宣示了法院对被告行为的不认许，而且意在制止他重犯这种行为，并且有可能进口步地制止其他人效法这种行为。

”科处惩罚性赔偿金的主要目的就在于“惩罚和制止”不法行为人。

但是，在中国，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除惩罚和制止外）鼓励消费者同欺诈行为和假货作斗争。

根据中外消费者保护运动的经验，这种鼓励对于惩罚和制止的目的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我们知道，在现代市场中，销售假货和实施欺作行为的事件众多而分散。

首先，由于这种行为发生的商频率，销售假货或者欺诈地提供服务的行为不仅是对个别消费者的私人利益的侵犯，而且是对全体消费者的共同利益的侵犯。

在中国，消费者权利实质上是一种社会权利，而不是单纯的私人权利。

所以，消费者保护法上的欺诈行为是一种特殊侵权行为；对这种行为，法律应采取特殊手段来加以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