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读书报告

《史记》读书报告

一、内容与概述：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编撰者为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此书初无定名，多被后世人称为“太史公书”或其他一些书名。所谓“史记”本是古代史书的通称。自三国时代以降，“史记”才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称。此书内容是从上古黄帝时代直到汉武帝元狩元年三千多年的历史，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个方面。其史学与文学价值都被后人广泛认可，与《汉书》（班固）、《后汉书》（范晔、司马彪）、《三国志》（陈寿）合称“前四史”，对后世中华文化发展影响深远，居功至伟。刘向认为它“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而最有名的评价当属鲁迅先生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充分肯定了《史记》在史学与文学两方面的价值。

我们本次的阅读重点主要是梁启超先生推荐的《史记》十大名篇，其他部分也偶有旁涉。以下是这十篇的内容概要：

1、项羽本纪：本篇为《史记》的第第七卷，主要记载了楚霸王项羽与叔父项梁起兵反秦到最终败亡的生平经历。

2、廉颇蔺相如列传：本篇为《史记》的第二十一卷，主要记载了春秋战国时期赵国的名将廉颇和名臣蔺相如的生平事迹，叙述了二人的交往情况，并介绍了赵奢赵括父子与李牧的一些事件，内容交代到赵国灭亡为止。

3、魏公子列传：本篇为《史记》的第七十七卷，主要记载了春秋战国时期魏国著名贵族公子，战国四公子之一的信陵君魏无忌的生平事迹。

4、鲁仲连邹阳列传：本篇为《史记》的第八十二卷，主要记载了战国时代的齐国名士鲁仲连劝说赵国不要尊奉秦王为帝和用书信迫使聊城守将自尽与邹阳蒙冤入狱后上书梁孝王最终得为其上宾的事迹。

5、淮阴侯列传：本篇为《史记》的第九十二卷，主要记载了西汉初年名将韩信一生事迹，从他年少发迹叙述到他最终因谋反被夷灭宗族为止。

6、魏其武安侯列传：本篇为《史记》的第一百零七卷，主要记载了西汉武帝时期的权贵窦婴、田蚡、灌夫三人的生平事迹，大体上叙述了他们三人之间复杂的亲疏关系和政治斗争情况。

7、李将军列传：本篇为《史记》的第一百零九卷，主要记载了西汉名将前期名将李广的生平事迹，同时也交代了李氏家族的大致情况，包括李广的子孙辈的事迹。

8、匈奴列传：本篇为《史记》的第一百一十卷，主要记载了匈奴的民族发展史以及风俗、社会组织形态，与汉朝的关系发展历程，包括与汉朝的和亲与战争情况，并且编撰者也把自己的看法融入传记之中。

9、货殖列传：本篇为《史记》的第一百二十九卷，主要记载了当时汉朝各地风土人情、物产分布和从事手工业和商业活动的杰出人物综合传记，其中也有反映编撰者对经济和物质利益的看法。

10、太史公自序：本篇为《史记》的第一百三十卷，主要记载了编撰者司马迁的家族渊源和前生平经历，撰写《史记》的目的和编撰思想以及全书一百三十篇的简短概要，是为全书的总纲要。

二、思想与方法：

1、史学思想：

编者个人的史观：把握宏观历史，关注个体命运，民本意识，尊重客观事实，客观评价历史人物，重视工商业。

儒家史观：为尊者讳，汉族正统论，英雄史观，天命观。

2、史料编辑方法：史料的互见，史料的选择，史料的详略，史料的虚构，史

料叙述的文学化特点，纪传体体例，个人短评体。

三、个人分析：

《史记》中体现的史学思想一向是历代研究者十分关注的问题，如果将司马迁本人视为史料的编撰者的话，那么他的个人史观和儒家史观在史料的编辑方法上都有十分明显的体现，笔者下面以重点阅读的十篇传记和《史记》中的其他一些篇目为例加以分析：

一、史料的互见：“互见法”是由司马迁首创，在《史记》中用于

安排材料来表现人物的重要方法。它的作用在于“筛选出传主最有典型意义的事迹写成本传，而将其他枝蔓和有损人物形象的材料放于他传之中，既突出了人物的典型形象，又不失历史的真实。”（百度百科“互见法”词条）但是在我们认为，司马迁使用这种方法也自有其特殊意义，而非单纯为了突出个人形象。比如《项羽本纪》中比较典型的事例：刘邦为逃命而狠心抛弃子女的行为，“汉王道逢得孝惠、鲁元，乃载行。楚骑追汉王，汉王急，推堕孝惠、鲁元车下，滕公常下收载之。如是者三。曰：“虽急不可以驱，柰何弃之？”（《史记·项羽本纪》），以及《淮阴侯列传》中暗自潜入韩信军营取走印信，消减韩信兵权，刻薄寡恩的丑恶嘴脸。这自然反映了司马迁不讳言帝王劣迹的直笔精神，但是之所以不把此事记入刘邦本人的传记，是因为他是汉朝开国皇帝，身份地位特殊，不能明言其劣行，于是便放入项羽的传记，形成了互见效果。这不只是司马迁运用互见法的体现，也反映了身受儒家史观影响的司马迁，只有在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尽可能地遵循孔子“为尊者讳”的历史编撰精神，以免留下口实招祸。

《李将军列传》里记载了卫青使李广未能在最后一次战役中充当先头部队而致使其终于悲愤自刎，于是其子李敢后来愤怒之下打伤卫青但不幸被霍去病暗中射杀，武帝却隐瞒其罪行这一事件。表现出了卫青的嫉贤妒能和霍去病的阴险狡诈，而在二人的本传中，这些事迹都没有被载入。主要是因为此二将有功于国，形象较为光辉，而且又地位显贵，不好明说。司马迁就只好采用互见的方法，暗喻编者对他们的批评态度。

此外，《魏公子列传》中也有类似情况出现，司马迁在记载“战国四公子”中最富盛名的信陵君一生事迹时，几乎全部以光辉夺目的高大形象出现，极叙其礼贤下士，窃符救赵，心忧故国等优点和业绩。而信陵君的缺点却被放入《范雎蔡泽列传》中，这篇传记记载了被仇家范雎所逼流亡的魏齐求救于信陵君，而信陵君害怕在秦国执掌大权的范雎不敢接纳，结果致使魏齐愤而自刎，此处司马迁还通过记述后来为信陵君自尽的隐士侯嬴之语毫不留情地讽刺和讥嘲了信陵君的软弱和见识短浅。这既体现了司马迁为了集中展现信陵君正面形象而对互见法的运用，也留下了某种“为贤者讳过”，（《春秋谷梁传》）的痕

迹。毕竟信陵君的形象总体而言还是瑕不掩瑜的，又是开国皇帝汉高祖尊崇的人物，甚至他还为“为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岁以四时奉祠公子。”（《魏公子列传》），所以不得不有所避讳。

总而言之，互见法既是司马迁作为编撰者对客观史料的一种有意识的安排方法，也充分反映出他受到“为长者讳，为尊者讳，为亲者讳。”（《论语》）的儒家历史观的的影响，需要在秉笔直书的同时尽量不在本传中言其劣迹过失。

二、史料的选择：在选择史料方面，编撰者司马迁向来以客观公正闻名，

经常亲身搜集史料和考察具体地点。例如亲自查访历史遗迹“吾过大梁之墟，求问其所谓夷门。”（《魏公子列传》），“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余视其母冢，良然。”（《淮阴侯列传》），感受并观察各地方风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太史公自序》）等。

而其对史料的选择也无不透露出编撰者个人的历史观，较典型者有《鲁仲连邹阳列传》，此篇中并没有像其他传记一样，以传主的时间为序，将一生经历尽可能地详加叙述。而是以鲁仲连舌战新垣衍，说服平原君不尊奉秦王为帝，通过书信帮助田单迫使聊城守将自杀和邹阳无端受冤屈后上书梁孝王最终得为上宾这三桩事件构成了全篇的主体。我们有理由推测，以司马迁本人兢兢业业的修史态度，不大可能只掌握这些关于人物的事迹，但作为编者，他选取这些事迹有着十分明显的目的性，那就是通过突出这两个人物的言辞与文字来表现他们的不畏强权，敢于明辨是非，纵使遭遇困境也不屈不挠的卓绝风采以激烈后世读者。至于其他一些不甚重要和意义不大的事例，则不加选取，尽量剔除。

还有广为流传的《廉颇蔺相如列传》，也充分体现出了这一特点。本篇开头选取了“和氏璧事件”、“秦赵渑池之会”和“廉颇负荆请罪”这三个主要事件通过叙述两位传主的生平经历，但也没有完全涵盖他们一生的事迹，因为蔺相如的事迹从此几乎湮没无闻，后面除了继续介绍廉颇的生平之外，还用了不少笔墨详细记载了赵奢赵括父子与后来的名将李牧的事迹，并详细交代出秦赵长平之战和赵国末年的战争情况，时间线索一直延伸到赵国灭亡为止。

那么编者为什么不吝篇幅地选取了如此之多与传记二人无关是历史事件在本篇之中呢？实际上这反映了司马迁的个人情感和对赵国最终灭亡教训的深沉之慨叹。因为廉颇、蔺相如、赵奢、李牧都是才干远出常人的名臣良将，为保卫国土做出过巨大贡献，但却终不得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而赵国君主屡次听信小人之言，不是不加重用，罔顾忠言；就是削夺他们的职权，逼逃他乡；抑或冤杀忠臣，自毁长城，致使赵国在军事实力尚存的情况下惨遭灭亡厄运。司马迁选取这些事件，表现出他对历史上有过痛苦经历的杰出人物个体命运的深切关注，暗含了对统治阶级麻木昏庸的深刻批判，言明其过，并作为历史教训留于后人。

三、史料的详略：对于所选取的史料，司马迁在《史记》之中对其进行

了较为得当的详略记叙，既清晰地突出了重要的客观事实，也不免在其中寓有个人的历史观。比如《匈奴列传》中，司马迁详细记叙了匈奴历史上著名的冒顿单于生平经历，比如杀父自立，吞并东胡，白登之围等历史事件，而对于一些同时代和年代较晚的单于则大多简略记之。这固然是因为冒顿单于开启了匈奴民族的发展壮大的历程，也是为下面匈奴对外扩张后与汉朝发生的和亲与战争过程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