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左翼革命法学的法律概念
革命根据地时期人民民主政权的法律制度
革命根据地时期人民民主政权的法律制度第十一讲革命根据地时期人民民主政权的法律制度（1927年－1949年）一、人民民主政权的立法概况（一）立法发展的四个阶段1、萌芽阶段：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1－1927），开辟工人阶级革命法律的先例，为后来革命根据地的法制建设提供了富贵的经验。
2、初创阶段：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7－1936），初步形成比较系统的法律体系，但由于缺少经验，在法制建设中相应存在“左”的错误。
3、成熟阶段：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继承和发扬工农民主政权时期法制建设的优良传统，克服了“左”的错误，形成了许多新经验，标志着新民主主义法制已基本形成，进入日益巩固完善的阶段。
4、发展阶段：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即解放战争时期（1946－1949），人民民主政权的法制建设更为充实和完善，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法制建设，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二）人民民主法制的基本特征1、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纳和政策为灵魂。
2、反映了以工农群众为主体的人民大众的意志和利益。
3、贯彻人民民主专政的原则。
4、立法上具有暂时性、地方性和多渠道性。
二、人民民主政权的宪法性文件（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见教材P497）1、制定：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2、内容：①确定了宪法的任务和工农民主政权的目的；②确定了共和国的国家性质和基本政治制度；③规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公民的权利和义务；④规定了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
3、评价：中国人民制定自己的宪法的首次伟大尝试，为以后革命政权的制宪活动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但有一些“左”的政策原则，混淆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
（二）抗日民主政权的施政纲领1、制定：根据《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各根据制定和颁布了施政纲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
2、内容：①规定了抗日民主政权的总任务；②规定了抗日民主政权的民主政治制度；“三三制”（见教材P501）在政权机关的人员分配上，实行三三制原则，即在边区各级参议会和政府中，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间人士占三分之一；③保障人民自由权利，加强人民民主专政；④确立了边区政权关于土地、劳动、经济、婚姻、文教、民族、侨务、对外关系等方面的基本方针政策。
李大钊的民主主义法律思想述略
李大钊的民主主义法律思想述略【摘要】民国初年，李大钊从自己深厚的法学知识积累出发，大力宣传平等自由观念，积极投身民主宪政建设，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民主主义法律思想。
他对以孔子学说为代表的封建正统法律思想进行猛烈批判，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宪政主张，强调宪法的作用与尊严，希望建立法治社会，并对法律的局限性有了初步认识。
所有这些思想观念都表现出卓越的超前意识。
【关键词】李大钊;民主主义;法律思想;法制观20世纪初的清末新政开启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
李大钊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以政治家的身份研究法律，对中国现代法制观念的确立和深化、民主宪政制度的创设和变革、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发展方向做出了积极贡献，成为20世纪初中国法律启蒙思想家中的重要一员。
一、李大钊民主主义法律思想的形成背景李大钊早期的法律思想属于民主主义的范畴，这和他早年的学习经历息息相关，又与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意识深入人心、人民反专制复辟的斗争紧密相连。
一方面，清末新政施行以来，法制改革就成为知识分子高度关注的紧要问题。
少年时代的李大钊面对清季亡国灭种的危险，“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1]，于1907年考入北洋政法专门学校，初步学习和掌握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法理学说。
1913年，他又东渡日本，在早稻田大学系统学习政法诸学。
前后八年的学习经历，使他积累了丰富的民主主义法律知识，能够从法律的专业角度观察中国的现实问题，这为日后以法律为武器开展反封建斗争奠定了基础。
另一方面，民国初创，政局混乱，武人专权。
在这种政治环境下，李大钊怀着对国家民族的深沉忧患意识，高度关注现实的法制建设，着力从学理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做出深刻的理性思考，希望在中国建立起资本主义法治社会，使中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为此，他提出了一系列的法制改革观点，反对袁世凯的个人独裁和复辟帝制，矛头直指封建专制主义，初步形成了民主主义法制思想。
二、李大钊民主主义法律思想的基本内容在李大钊自幼萌发的爱国主义情感和初步形成的民主主义法制观中，充满着对封建专制主义法律制度的深恶痛绝。
第十七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的法律制度
第十七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的法律制度第十七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的法律制度【学习建议】本章可根据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特点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工农民主政权的法律制度、抗日民主政权的法律制度、、解放战争时期人民民主政权的法律制度三部分。
每个部分都是按照宪法性法律或纲领、土地立法、婚姻立法、刑事立法、经济立法和司法制度构成。
我们应对每个时期的法律制度作全面了解，并对重点内容，如宪法性文件、土地制度、审判制度予以掌握。
【本章知识点】1．《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1．工农民主政权的土地革命立法2．工农民主政权的刑事立法3．《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4．抗日民主政权的土地立法5．抗日民主政权的刑事立法6．抗日民主政权的司法制度7．解放战争时期人民民主政权的施政纲领8．解放战争时期人民民主政权的土地立法10．解放战争时期人民民主政权的刑事立法11．解放战争时期人民民主政权的经济立法12．解放战争时期人民民主政权的司法制度第一节工农民主政权的法律制度【基本内容】：一、宪法性文件、施政纲领及政权组织立法。
主要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各苏维埃政权的组织法。
二、土地立法。
（1）初期土地革命例法：主要有井冈山时期的《土地法》、兴国县苏维埃土地法、闽西土地法、苏维埃政权的《土地暂行法》、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公布的《苏维埃土地法》。
（2）中期土地革命立法：主要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
（3）后期土地革命立法主要受“左倾”思潮影响，在长征期间受到纠正。
三、刑事立法。
主要立法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
四、婚姻立法。
主要表现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
五、劳动立法。
主要表现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违反劳动法令惩罚条例》。
六、司法制度。
其主要制度基本规定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裁判部暂行组织及裁判条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治保卫局组织纲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司法程序》三个文件中。
中国法律思想史_名词解释
中国法律思想史_名词解释1、以德配天这是西周时期的法律思想。
意思是说周公的权力是“天”授予的，这是“天命”。
但它不是固定不变的，只有有德者才可承受天命，失德就会失去天命。
2、宗法即以血缘为纽带调整家族内部关系，维护家长、族长的统治地位和世袭特权的行为规范。
3、周公制礼即在周公主持下，对以往的宗法传统习惯进行补充、整理，制定出一套以维护宗法等级制度为中心的行为规范以及相应的典章制度、礼节仪式。
4、明德慎罚这是西周统治者汲取殷商灭亡的教训而提出的思想。
“明德”就是加强自我克制，实行德政。
“慎罚”主张谨慎用刑，反对滥杀无辜。
5、律学即法律注释学。
它原是经学的一个学支，用儒家经书中的经义研究、解释法律，属于正统儒学。
律学始于汉，晋代达到鼎盛。
6、理学产生于宋，完成了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哲理化的官方学术。
它以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为主流。
认为“理”是世界万物的本源，是先天地而生，忠孝仁义、三纲五常千古不变。
理学弥补了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理论形式上粗浅直观的缺欠。
7、铸刑书这是春秋失去子产的一项法律改革。
即将刑法铸造在金属器物上，予以公布。
它开创了世界古代公布成文法的先例；冲破了秘密刑思想的束缚；打破；“刑不上大夫”的传统。
8、《春秋》决狱就是以《春秋》的精神和实例作为审判的法律根据，从而把儒家经典法律化。
这是董仲舒最先提出的。
其实质是一种“原心论罪”说。
9、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是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的主张。
即以儒家思想统治其他各家，使儒家的仁义礼乐作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
其目的是为了加强封建中央集权，维护国家统一。
10、神权法这是夏、商、西周三个历史时期的法律指导思想，它形成于夏代，极盛于殷商，动摇于西周。
夏、商时期神权法的主要内容是“天命”、“天罚”，到了西周就演变成“以德配天”的君权神受说。
11、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这是西周时期礼治的基本特点之一，。
所谓“礼不下庶人”，是指礼主要是用来调整奴隶主阶级内部关系的，各级贵族按礼规定所享受的各种特权，奴隶和平民一律不得享受。
《中国革命法制史》内容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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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列强入侵与不平等条约签订
导致中国主权丧失，社会性质发生变化。
封建统治腐朽与民族危机加深
促使民众反抗意识觉醒，寻求救国救民道路。
3
资产阶级改良与革命思潮兴起
推动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变革。
辛亥革命后法制探索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与《临时约法》颁布
标志着中国法制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北洋政府时期法制混乱与黑暗
加强司法队伍建设
选拔优秀干部担任司法工作，提高司 法人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
对后世影响与启示
为新中国法制建设奠定基础
抗日根据地法制建设为新中国成立后法制建设提供了重要经验和借鉴。
彰显中国共产党领导法治建设的决心和能力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领导法制建设，展现了其坚定的决心和强大的能力。
对当今法治建设仍有启示意义
革命法制体系体现了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护人民利益 、打击敌人等。
革命法制体系的历史作用与意义
革命法制体系在保障革命战争胜利、维护人民利益、推动社会进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为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奠定了基础。
02
土地革命时期法制建设
土地政策与法律法规制定
土地政策的演变
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 公正司法、全民守法。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01
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 系。
02
加强法治政府建设，推 进依法行政，严格规范 公正文明执法。
03
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 改革，全面落实司法责 任制，提高司法公信力 。
04
加强法治社会建设，推 动全社会尊法学法守法 用法，提高全民法治素 养。
16 革命根据地法制 《中国法制学》 马工程
一切雇佣劳动者受劳动法的保护
--1931年12月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 和1934年公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
男女婚姻以自由为原则，废除一切包办强迫和买卖 的婚姻制度，实行一夫一妻制
三、抗日民主政权的民事经济法律
--各边区政府先后制定《减租减息条例》,原则上实 行“二五减租” --婚姻立法基本上沿用中央苏区的婚姻法
第十六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民主政权法制
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主政权的法制 发展概况 第二节 宪法 第三节 刑事法律制度 第四节 民事经济法律制度 第五节 司法制度
本章教学目的：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掌 握革命根据地时期法制的基本内容。
本章教学要求：介绍革命根据地时期的宪 法、刑事、民事法制和司法制度发展 的主要内容。
三、抗日民主政权的司法制度
1.陕甘宁边区设立边区高等法院 --县设司法处 --基本实行两级终审制 2.1943年3月边区政府决定在各分区设立边区高等法 院分庭 --专员兼分庭庭长，县长兼县司法处处长 --各分庭代表高等法院受理不服各县司法处一审判决 要求上诉的民刑案件
四、解放区民主政权的司法制度
第四节 民事经济法律制度
一、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民事经济法律
--1921年9月，浙江萧山 《衙前农民协会章程》最早 提出减轻地租的原则。
--1922年8月，中共中央委托以邓中夏为主任的中国劳 动组合书记部（全国总工会的前身）制定了《劳动法 案大纲》，此乃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定的最早的劳动法。
--在共产党历次代表大会的宣言及关于工、农、青、 妇的决议案中，提出了关于解放妇女以及婚姻家庭方 面的立法原则。
--土地改革人民法庭 --军事法庭 --人民法院 东北解放区:东北高级人民法院，各省人民法院、县 市人民法院 --华北和东北人民政府相继成立司法部，主管各该地 区的司法行政工作
法律硕士笔记重点详解之法制史(1)
法律硕士笔记重点详解之法制史（1）导论中国法制发展史概述一、中国早期法制二、战国以后的古代法制(封建法制时代) 三、近现代法制第一章奴隶制法律制度第一节中国法的起源一、中国国家与法起源于夏朝公元前21世纪夏启建立夏王朝时，中国的国家和法律制度即正式形成。
中国国家和法起源于夏朝的建立，其主要依据在于：1．夏启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凌驾于全社会之上的世袭专制帝王。
2．夏已开始按地域划分统治区域。
这是国家产生依据3．夏朝已建立了完备的国家机器，包括军队、职官、监狱以及贡赋制度。
4．夏朝还形成了以国家强制力为直接后盾的法律制度。
二、中国国家与法起源的特点中国国家和法的形成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这主要是：A氏族起源色彩B集权统治C与道德结合D刑事法规发达第二节法制指导思想一、夏、商法制指导思想神权法思想一直是占统治地位的法制指导思想(一)王权神授(二)天讨与天罚二、西周法制指导思想西周统治者修正了传统的神权政治学说，并确定了周王朝新的统治策略，(一)“以德配天”：“上天”只把统治人间的“天命”交给那些有“德”者，要敬天、敬宗、保民。
(二)“明德慎罚”：实施德教，用刑宽缓，统治者把道德教化与刑罚镇压结合起来，形成了西周时期“礼”、“刑”结合的法制特色。
(三)“刑罚世轻世重”：是指应根据时世的变化来确定用刑的宽与严、轻与重，具体内容是“刑新国用轻典，刑平国用中典，刑乱国用重典”。
(四)西周法制指导思想的影响“以德配天”、“明德慎罚”法制观的历史影响是极为深远的，为以“礼法结合”为特征的中国封建法制奠定了理论基础。
三、春秋时期的法制指导思想无占统治地位的指导思想，政治保守派从社会混乱不堪的现实出发，提出了新形势下的“礼治”路线，主张“为国以礼”，“以礼明是非”。
政治革新派则极力倡导“君臣上下贵贱。
第十四讲、革命根据地法律制度
一、立法概况
（一）初创阶段（1927-1937） （二）巩固阶段（1937-1945） （三）完善阶段（1946-1949）
二、制宪活动
（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17条
内容： 1、确定了宪法的任务和工农民主政权的目的 2、规定了共和国的国家性质和最高政权
3、规定了苏维埃国家公民的权利和义务 4、规定了苏维埃国家的外交政策 历史地位：革命根据地第一部宪法性文件 （二）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21条 内容： 1、规定了抗日民主政权的总任务 2、规定了抗日民主政权的民主政治制度 3、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 4、确立了边区政权的一系列基本方针政策 （三）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 内容：
（2）规定了土地、财产分配的原则和方法 （3）规定了保护土改的司法措施
四、婚姻立法
（一）婚姻立法
1、《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1934年 2、《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1939年/1946年
（二）婚姻法原则
1、男女平等 2、一夫一妻 3、保护军婚
第33条：现役军人的配偶要求离婚，须得军人同意，但 33条 现役军人的配偶要求离婚，须得军人同意， 军人一方有重大过错的除外。 军人一方有重大过错的除外。 259条 第259条：明知是现役军人的配偶而与之同居或者结婚 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1939年 （2）《陕甘宁边区地权条例》——1944年 2、内容： （1）明确了土地所有权，确立了土地私有制度 （2）规定地主减租、农民交租
（三）解放区人民政权的土地立法
1、立法 （1）《五四指示》——1946年 （2）《中国土地法大纲》——1947年 2、内容： （1）规定废除具有封建性的剥削土地制度，实行“耕者 有其田”
革命根据地法律制度
革命根据地法律制度革命根据地法律制度革命根据地法律制度第一节工农民主政权法律制度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 1931 年 11 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以下简称《宪法大纲》），1934 年1 月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对其作了某些修改，最重要的是增加了“同中农巩固的联合”这一条。
《宪法大纲》包括序言和 17 条正文对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b5E2RGbCAP 1.规定苏维埃国家性质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国家。
2.规定苏维埃国家政治制度是工农兵代表大会。
3.规定并保障苏维埃国家公民的权利和义务。
4.规定苏维埃国家的外交政策。
它是第一部由劳动人民制定、确保人民民主制度的基本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工农民主专政的纲领。
它确认了劳苦工农民众的各项基本权利，鼓舞了人民的革命斗志。
它是人民自己制宪的伟大尝试，为以后革命政权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也为全国工农民众指明了革命的方向。
p1EanqFDPw 二、土地立法、劳动立法与婚姻立法 (一) 《井冈山土地法》 1928 年 12 月湘赣边界工农民主政府颁行的《井冈山土地法》，是工农民主政权的第一部土地立法。
（二）《兴国土地法》1 / 12工农民主政权中期的土地立法以1929 年4 月《兴国县土地法》为代表。
该法纠正了《井冈山土地法》“没收一切土地”的错误，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但在土地分配使用的问题上仍沿用《井冈山土地法》的规定。
DXDiTa9E3d （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于 1931 年 11 月由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其主要内容包括：RTCrpUDGiT 1.规定没收一切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及农村公共土地，没收一切地主豪绅、军阀的所有财产，宣布废除一切债务契约。
5PCzVD7HxA 2.规定对于没收来的土地财产的分配，按照最有利于贫雇农、中农利益的原则进行，具体方法是，以乡为单位，贫雇农、中农按人口平均分配，或按人口与劳动力的混合标准平均分配。
早期改良派法律思想述论
阶级 的思想代表和政 治代 言人 。在 政治法 律思想 方 面。 他 们力主向西方学习， 进行经济、 政治、 法律等方面的全面改 革， 由此揭开了中国近代法律思想转型的序幕。 其在 中国法 律史上的地位是不可低估的。 主张学 习西方 。 力求全变的变法思想 “ 向西方学习” 是鸦 片战争 以后很长 一段时 间内的一 ，
一
早期改 良派在变法主张上 ， 有继承林则徐 、 魏源的一 面 ， 由于时代的不同 ， 的变法主张多是从 中外 比较 的 但 他们 角度提 出的 ， 而且初步设 计 了变法 的方案 。薛福成 说 ：西 “ 洋诸国， 恃智力以相竞， 我中国与之并峙， 商政矿务宜筹也，
不变则 彼富而我贫 ； 考工 利器 宜精 也 ， 不变 则彼 巧而我 拙 ；
一
调 ：法者治之具， “ 王者制法， 而不为法所制。欲法先王， 亦
法其所 以为 法而 已。 王 韬直 截 了 当地提 出： 孔子 而 处 ” “ 于今 日。 亦不得 不一 变。 总 之 。 期 改 良派从 中 国传统 ” 早 的“ 穷则变 、 变则通 ” 的变易观 出发 ， 为“ 下事 未有久 而 认 天 不变 ” 之理 ， 而产生 了要 求适应 形势 ， 习西 方 国家政 由此 学 治 与法制的变法思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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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２ 第 １期 ６卷 ２００６年 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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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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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０ — ３２ ２０ ）１ ０３ ０ １ ６ ５４ （０ ６ Ｏ — ０５— ４ ０
第十七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的法律制度
第十七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的法律制度【学习建议】本章可根据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特点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工农民主政权的法律制度、抗日民主政权的法律制度、、解放战争时期人民民主政权的法律制度三部分。
每个部分都是按照宪法性法律或纲领、土地立法、婚姻立法、刑事立法、经济立法和司法制度构成。
我们应对每个时期的法律制度作全面了解，并对重点内容，如宪法性文件、土地制度、审判制度予以掌握。
【本章知识点】1．《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1．工农民主政权的土地革命立法2．工农民主政权的刑事立法3．《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4．抗日民主政权的土地立法5．抗日民主政权的刑事立法6．抗日民主政权的司法制度7．解放战争时期人民民主政权的施政纲领8．解放战争时期人民民主政权的土地立法10．解放战争时期人民民主政权的刑事立法11．解放战争时期人民民主政权的经济立法12．解放战争时期人民民主政权的司法制度第一节工农民主政权的法律制度【基本内容】：一、宪法性文件、施政纲领及政权组织立法。
主要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各苏维埃政权的组织法。
二、土地立法。
（1）初期土地革命例法：主要有井冈山时期的《土地法》、兴国县苏维埃土地法、闽西土地法、苏维埃政权的《土地暂行法》、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公布的《苏维埃土地法》。
（2）中期土地革命立法：主要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
（3）后期土地革命立法主要受“左倾”思潮影响，在长征期间受到纠正。
三、刑事立法。
主要立法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
四、婚姻立法。
主要表现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
五、劳动立法。
主要表现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违反劳动法令惩罚条例》。
六、司法制度。
其主要制度基本规定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裁判部暂行组织及裁判条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治保卫局组织纲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司法程序》三个文件中。
【概念辨析】：1．《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1931年11月，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瑞金召开“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
革命根据地时期的法律制度
错案; 注意使群众在审判中受到教育。
马锡五审理封棒儿与张柏婚姻案
《陕西省志· 审判志》
1928年，3岁的封棒儿由父亲封彦贵包办与张金才之子张 柏订婚。14年后，封彦贵又将女儿许配张宪芝之子。张金才告 到华池县司法处，判决封张“买卖婚姻”无效。1943年2月封棒 儿与张柏偶遇，一见钟情，自主婚姻。一月后，封彦贵将女儿 卖给地主儿子朱寿昌为妻。封棒儿暗中通知张柏。张金才集20 人深夜闯封家抢亲。封彦贵又告到华池县司法处，张金才被判 处徒刑6个月，封棒儿与张柏婚姻被判无效。判决后，各方当事 人不服，群众也不满意。 1943年4月7日，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成立，陕甘宁 边区陇东分区专员马锡五兼任庭长。马锡五到华池县巡视工作， 封棒儿路遇马锡五，马锡五在路旁一棵大树下受理了封棒儿的 上诉。受案后，马锡五深入乡村调查了解查清事实后，邀请知 情群众参加，就地在乡政府院子里公开审理此案。马锡五当众 审明案情，又征求群众意见。他又对当事人和有关人员进行细 致的思想工作和法制教育，批评封彦贵和张金才的违法行为， 教育封棒儿和张柏自愿结婚也应到政府登记。马锡五讲道理态 度诚恳，深入浅出，分析是非通俗易懂，说明利害真切感人。
1927-1937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1937-1945 抗日民主政权时期 1946-1949 解放战争时期
一、工农民主政权的法律制度及司法制度
（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 大纲》 1、《宪法大纲》的制定与修改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地 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 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宪法大纲》，选出了由毛泽东等 ６３人组成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中央执行委员会。１９３４年１ 月２２日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 埃代表大会，对1931年的《宪法 大纲》作出修订后，再行通过颁 布。新通过的《宪法大纲》除了 在第一条加上“同中农巩固的联 合”的规定外，其余的修改均为 一些文字上的改动。
第十五章 革命根据地时期人民民主政权的法律制度
2．法律评析
本案实际牵涉到不少法律问题，如婚姻自主、杀人偿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党员犯罪加重等，直接关系到法律面前是否人人平等的问题，具体涉及革命根据地的婚姻法规和刑事法规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精神。
②触犯边区刑律，杀害革命同志，构成杀人罪。在抗日根据地里，每个公民的生命安全都受到保障，一切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都是对公民人身权利的最严重侵犯，必将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因婚姻感情问题引起的故意杀人案，根据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1944年－1945年9月的统计，占有一定比例，说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不合理婚姻制度和理念会给社会带来各种不幸的后果，对故意杀人罪，各边区政府在量刑上均采取从重原则。本案中黄克功不顾国难当头，个人恋爱第一，达不到目的就丧心病狂地杀害革命同志，无异帮助民族敌人，实属革命阵营的败类，构成故意杀人罪，依法应判处死刑。
本案被告黄克功由陕甘宁边区高等裁判所终审死刑，但由于黄克功的特殊身份，最后请示党中央主席毛泽东后才确定执行死刑，反映了当时的审判特点。以陕甘宁边区为例，虽然当时也建立了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但是党的相关政策仍然成为实际案件审理过程中的主要依据，有时政策本身就是实际适用的法律。
（四）土地、劳动立法
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彻底废止了封建的土地剥削制度，使贫苦农民获得了自己的土地，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但某些过激的规定也给根据地的革命和生产造成了不良后果。1937年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改变之前的“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确立了“减租减息”原则，1939年《陕甘宁边区土地条例》、1942年《陕甘宁边区土地租佃条例草案》、1944年《陕甘宁边区地权条例》等，对土地权属、减租交租和保障佃权都有规定，对激发农民抗日积极性，调整农村阶级关系，加强各革命阶级团结，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决定改减租减息为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开始解放区土地立法的序幕，1947年10月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废除封建性、半封建性土地剥削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该大纲总结了中共二十多年土地革命的经验教训，是一个正确的土地纲领，体现了土地改革总路线，为新中国的土地制度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Lecture3—早期中国的法思想、法概念、法原则
Lecture3：早期中国的法思想、法概念、法原则1、思想从国家官方层面介绍一些法建设的思想（1）夏商周三代：从神权法的时代到道德与神权混合的时代的转变①《尚书·吕刑》国语、楚语神民杂糅，家为巫师神民杂糅的时代，泛神论的时代，每个人都可以与上帝沟通，了解上帝的心意。
后来，与上天沟通的权力被君王身边的巫师垄断。
早期君王被认为是上天的后代，在血缘上、渊源上、生殖上与神保持一种联系。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
”君王依靠巫师与上天沟通，从而解释神意，以实现对民众的稳定统治。
是一种思想控制和政治控制的手段。
Q：君王是意识被认为是神意的表达，不可侵犯，那么君王的这种权力是否可以挑战、转移？A：周灭商：有德者居之。
——天命是随着统治者的德性转移的。
（可以看出，一种新的因素“德”介入了）Q：什么是德？A：①有学者认为德是世俗社会共同体的一种规范；②《说文解字》：“德者，得也。
”内得于心（是否符合自己内心的价值导向），外得于人（是否符合民众的诉求）。
得民心者得天下。
·周朝的文献：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上天能看见、听见民情、民意，君王作为天的代表，传达天意，所以君王的决策中一定程度反应了民意，在这个意义上，君王统治的正当性除了包括神授、还包括民意，君王单向的表达神意的政治模式开始动摇，人的政治地位、政治作用增加，“民可以载舟，亦可覆舟”，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出现了民本主义的政治思想、法理思想“民为本，社稷次之，君为轻”。
好的政治就是爱民的政治，一个好的统治者其政策的出发点就是爱民、富民、教化民众，“仓廪实而知礼节”，这样的思想在西周开始发育，并沿着儒家的发展一直传承下来。
·中国古代官德：清、慎、勤——与民的兴起、德（道德政治）的兴起有关，发生在西周①“清”：清廉；②“慎”：作为统治者做出政策——关乎民生，作为法官做出司法决策——关乎财产权、生命权，要审慎；③“勤”：勤政。
·“士大夫在朝，美政；士大夫在野，美俗。
新中国成立初期司法变革分析
新中国成立初期司法变革分析摘要:国家发展时要做好司法变革活动，加快法制化建设，为国家经济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司法改革时要借鉴历史经验，反思历史，保证变革工作的顺利进行。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开展了司法变革活动，为国家的法制化建设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主要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司法变革工作进行反思，更好的了解历史，借鉴历史。
关键词:新中国;司法变革;反思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司法变革工作中采取了三项重要的措施:第一，废除旧法统，建立新司法;第二，兴无灭资，学苏批资;第三，开展司法改革工作;这些工作的开展加快了国家司法变革工作的开展，为国家司法变革工作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
司法变革中需要充分的了解历史，做好反思工作，避免司法变革工作中出现类似的错误，这就需要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司法变革工作进行反思。
一、废除旧法统，建立新司法六法全书是旧法统的代表，是国民党执政时期国家采用的法律体系，旧法统代表的是反动统治阶级的利益，新中国刚刚成立，中国共产党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旧法统已经无法满足国家发展的需求，必须进行破而后立，建立全新的法律体系。
1949年的4月份颁布了《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及其一切反动法律》的训令，训令中明确提出“要彻底废除旧法律，建立人民法律”。
10月份颁布《共同纲领》，标志着旧法统的退出。
废除旧法统，建立新司法，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司法改革的开展受到了群众的支持，为国家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二、兴无灭资，学苏批资废除旧法统是司法改革的第一步，司法变革中还开展了“兴无灭资，学苏批资”，这是由当时的国际形势决定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在成立的初期受到资本主义国家的抵制，国家缺乏建设经验，只能学习苏联的制度模式。
兴无灭资的司法观具有三层含义，首先对法律的阶级性进行了说明，司法工作中工作人员做沿用六法全书的内容需要对人员进行批评教育，转变工作人员的认识。
司法人员在选用时需要对司法人员的阶级情况进行仔细审核，司法权力应交给无产阶级人员。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的法律制度65
• 但由于受左倾机会主义的影响，它存在 某些缺点和错误：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 会主义革命的界限，表现了急于向社会 主义过渡的冒险主义错误；不是采取人 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原则，而是实行对一 切剥削阶级专政的原则；关于承认民族 分离的原则规定，也不符合中国民族关 系的实际和所处的现状。
• 二、工农民主政权的刑事立法原则与主要内容 • （一）立法原则 • 为严厉打击反革命活动，惩办其他犯罪分 子，保卫工农民主政权，各地苏维埃政府颁行 了许多《惩治反革命条例》、《政治犯自首条 例》等。1931年1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 行委员会通过的第6号训令，确立了反革命罪 犯处理原则；1932年4月的第11号训令规定了 审理反革命案件的原则和程序。为各地修订起 草肃反条例与法令提供了法律依据。1934年4 月颁行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 是代表性法规和立法司法经验的结晶，上述立 法的主要原则是：
• 4、严禁烟毒。日寇侵入中国后，在沦陷区大 量制造各种毒品，并多方向边区输入，不仅破 • 坏边区经济，而且使各种犯罪活动增加。为此， 抗日民主政权公布了禁烟禁毒条例。
• 5、惩治贪污。贪污活动是对边区廉洁政治的 破坏，不仅侵害边区的经济利益，而且影响党 • 和政府同群众的关系。为制止贪污活动，抗日 民主政权指定了惩治贪污条例，对贪污行为予 以严厉打击。 • 6、打击其他刑事犯罪。 •
• 分清首要和附和，区别对待。对自首、自新者 实行减免刑罚。罪行法定主义与类推原则相结 合。废止肉刑，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实行按 阶级成分及功绩定罪量刑。 • （二）犯罪种类 • 1、反革命罪。确立了两个构成要件：其 一，危害的客体须是苏维埃政府及革命利益； 其二，犯罪主要目的须是意图保持或复辟地主 资产阶级反动统治。凡具备二要件者，不论以 何种方式均依反革命罪论处。 • 2、一般刑事犯罪。值得一提的是浪费罪。 1932年12月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惩治贪污浪 费第26号训令》规定，凡工作人员玩忽职守而 浪费公款，致使国家受到重大损失者，即构成 浪费罪。这是一项应予肯定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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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中国早期左翼革命法学的法律概念摘要：中国早期左翼革命法学认为，通过国家权力的的司法能动的主要目标，是解决“社会需要”的问题。
同时也认为，法律革命的意义，正是在于满足以大多数民众意愿为标志的“社会需要”。
这些“社会需要”都必须通过国家权力作为强有力的保障。
关键词：法律的政治化；法律的革命化；国家权力；阶级立场中图分类号：df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18（2013）02-0119-02一、中国法律概念理论的学术背景（一）对法律实证主义的重述在当时中国的法学学术背景中，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比较典型的法律实证主义的重述。
比如，1930年，王世杰指出，“法律的特质，在其普遍性”[1]；从法律的实质来说，这一观点“就立法观念产生之历史言……较与事实相切合依近今社会学者研究之结果。
”[2]王世杰并且认为，这种实证主义的思想，“认为法律为赋有普遍性的规则……似乎是多数法学者的主张。
”[3]对于法律形式主义，他还作出了具有赞同倾向的这种解释：其主张的理由，“系因立法机关依制定法律程序所成立一切决定，无论含有普遍性与否，在法学院裁判官的眼光中，都具有同等的效力。
”[4]王世杰的法律实证主义和法律形式主义的重述在当时的中国并不是少见的。
自然，这种法律实证主义的重述和西方的法律实证主义，以及中国传统法家的学说，有着关联。
（二）社会化的法律观除了上述关于法律实证主义的思路，在中国学术背景中，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种“复杂”思路。
1922年，吴经熊提出了一个非常折衷主义的法律观念，他说：“法律应该以人类的目的为目的……法律的目的，亦在于促进人类的文化。
‘文化’两个字包罗万象，极其广大。
”[5]吴经熊的这种理解，明显具有德国法律观念的历史主义和文化主义的痕迹。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1927年，丘汉平结合中国传统学说提出了与吴经熊相近，然而又有少许不同的理论。
在他看来，孟子的“徒法不足以自行”叙述颇有一些理由，或者，“我们可也可做反面的推想：有了法律，便有执行的机关。
何以知之，这个道理很明白。
法律既不是从个人的愿意或不愿意，那么法律是具有‘社会性的’”。
[6]丘汉平的法律概念理解，在结合中国传统某些法律观念的基础上，又有当时西方社会法理学的内容。
对于吴经熊、丘汉平等强调人类“大目的”、“社会性”的思考趋势，1935年，陈文进提出了这样一个概括：“二十世纪的法律思想又怎样呢？这一世纪法律的新精神，在于破坏旧日以个人利益为打算的壁垒，而跳入大众利益为基础的阵营；简单的说一句，就是从前以个人为法律的对象，而保护个人权利为基础的法律，现已转移于社会为对象，而保护大众利益的方向来了。
”[7]（三）各种思潮的百花齐放与此同时，在中国的法学学术背景中，我们也能发觉，不仅当时中国的法律实行主义较为盛行，“社会化”的法律观念大行其道，美国的实用主义法学施展影响，而且，从总体看，其他各种思潮也是宗派林立。
各种批评与反批评是十分普遍的。
比如，1931年，丘汉平以狄骥的社会连带主义理论为基础，批评了左翼革命法学。
又如，1933年，陈仁生以纯粹法学色彩的理论为基础，批评了狄骥的社会连带主义法学。
再如，1937年，张定长以比较法学的理论为基础，不仅批评了分析法学，而且批评了历史主义的法学理论。
哲理法学派的理论和社会法学派的理论……关于法律概念理论的局面，可以说是“纷然杂陈”。
二、中国早期左翼革命法学法律概念理论的观点与依据（一）法律的政治化1940年，当评论沈家本派与反对派在中国法律变革问题上的争论的时候，蔡枢衡说，法律本身就是政治化的，“法律是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
政治本身也不过是为着维持社会秩序……”[8]1940年代，作为中国的早期左翼革命法学的主要人物之一，李达指出，法律与国家政治的“关系之正确的认识，是理解法律的本质之重要的关键”。
[9]以此作为基础，蔡枢衡进而提到，“法为国家社会组织之一形式”；[10]李达更为明确地指出，“法律是附丽于国家而存在的”。
[11]至于国家，李达相信这样一个认识：“国家的功用，从根本上说，就是实现国家的目的”，[12]而“国家的目的，就在于保障特定的阶级的经济结构”，“历史上的一切国家，都是统治阶级的机关”。
[13]正是从这些观念出发，李达说道：“所谓国家权力，即是公权力，即是统治权……至于法律，是统治者为保障经济结构而拟定的种种规则，是凭借公权力强制人民遵守的国家规范。
”[14]李达还补充指出，更为重要的是，“政治是经济之集中表现”。
[15] （二）法律的革命化中国的早期左翼革命法学指出法律的政治立场问题，揭露法律的本质，目的自然在于进一步的“法律上的革命要求”。
这既是其在法律概念理论上的自身理路，也是这种法学在这一理论上的鲜明特征。
所以，我们也就看到，1941年，蔡枢衡提出：“所谓恶法亦法的见解，不是无意中误把法之所以为法的条件当做或代替了法之所以为法的根据，便是有意为暴民政治辩护……合理的见解，当然只有认为恶法不是法。
”[16]而萧邦承此前已经明确的认为，“缓和阶级矛盾的立法”，“调和阶级斗争、调和两阶级的利益”，“如站在革命的立场，这当然是一种改良的不彻底的办法”。
[17]1929年，朱怡庵则更早鲜明地提出：“被压迫的劳苦民众只有团结自己的力量，自动手的来颠覆即成的国家制度，创建自己的国家权力，设置自己的法的关系，然后才能真正的确保自己的利益，然后才能扬弃一切的阶级对立，完成解放全人类的使命！”[18]（三）中国早期左翼革命法学法律概念理论的基本框架我们可以对应美国早期实用主义法学，来构建中国早期左翼革命法学的基本框架：1、作为观点，法律的实质是政治化的。
法律是阶级意志的表达，并且，法律是以国家强制力量作为后盾的；2、作为依据，必须而且也有理由认为，法律只是现象或者形式；政治欲望、经济关系、阶级利益，才是实质或内容。
所以如此，因为一切法律都需要通常所说的解决这些欲望、关系、利益的立法方式加以确立；3、作为依据，应当理解，在历史以及现实中，人们可以找到大量的经验实例说明法律的阶级性质和政治性质。
在此，经验实例的论证基础在于，法律的所有过程，包括立法、司法等，都是和统治者的“主观意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三、中国早期左翼革命法学法律概念理论的个人实践（一）朱怡庵的个人实践朱怡庵原名朱镜我，前者是其笔名。
他是后来人熟知的新四军宣传教育部长，1941年逝于皖南事变。
1918年，年仅17岁的朱怡庵，因父母双亡和家庭贫困，跟随考取日本明治专门学校官费留学的兄长朱德和来到日本。
在日本期间，朱怡庵的经历和思想是在一条相互有些矛盾的道路上演化发展的。
首先，随着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的出现，他对左翼革命理论产生了兴趣。
其次，1922年，朱德和患病，经济上的窘迫，使朱怡庵深感在日本这样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世间多少人为此而苦”，使其增加了对左翼革命理论的兴趣。
最后，1924年，朱怡庵凭借通晓日、英、德、法语言的能力，开始阅读马克思经典作家的作品，初步形成了左翼革命理论的观点。
这年，朱怡庵升入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社会学科，参加了日本共青团的外围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后来，26岁时，也即1927年，朱怡庵获得了日本学士学位，便回国在上海政法学院等大学任教，从事知识分子教学研究的职业工作，同时又在传播左翼革命理论，而且和左联等左翼团体有着密切联系。
（二）李达的个人实践李达出生以及青年时，家境十分贫寒，它共有两兄一姐，均为农民，因为贫困他们没有读书的机会。
不仅如此，李达的整个家庭还承担着沉重的地租负担，这对青年时期的李达是有很大影响的。
1913年，李达考取了湖南留学生日本官费生。
1914年，由于身患肺病，并且经济拮据，不得不弃学回国。
1917年，病愈之后，李达再次通过考试成功考入日本第一高等学校，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
1918年回国后，李达积极参加爱国救亡运动，认为“只有由人民起来推翻政府，像俄国那样走革命的道路。
而要走这条道路，就要加紧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
[19]1918年，再次到日本后，李达开时认真阅读《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主义著述。
1919年，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他公开发表了《什么叫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目的》两篇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
以后，总所周知，李达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最早时期的一些活动。
1923年，李达来到“湖南法政专门学校任学监兼教授。
后来，该校改为湖南大学法科，李达继续任教授”。
[20]之后，虽然在大学里继续讲授左翼革命法学学说，但主要还是从事知识性质的大学教育工作以及研究工作。
（三）张志让的个人实践如果将视线转向张志让，我们也能发现，其和朱怡庵、李达有着类似的地方。
张志让不仅早年留学美国和德国学习法律，早期生活经历复杂，接受了远房堂弟张太雷以及中共地下工作者张庆孚等著名共产党人的影响，时常具有左翼革命的思想情绪，而且同时一直担任大学教授、民国政府法官，从事律师执业，希望成为事业稳定并且受人尊敬的法律职业人员。
另外，尽管和共产党组织有过一定联系，然而张志让始终都未参加过中国共产党。
四、中国早期左翼革命法学的法律概念理论的特点（一）强调国家权力中国早期左翼革命法学认为，通过国家权力的的司法能动的主要目标，是解决“社会需要”的问题。
同时也认为，法律革命的意义，正是在于满足以大多数民众意愿为标志的“社会需要”。
这些“社会需要”都必须通过国家权力作为强有力的保障。
（二）明确的阶级立场中国早期的左翼革命法学直接提到了，“阶级立场”的问题。
在左翼革命法学的基本逻辑中，“阶级立场”的“政治正确”是不容质疑的。
左翼革命法学总会认为，法律从其产生那天起，就是统治阶级压迫的工具；压迫的问题，必须用从思想到行动的反压迫的方式来解决。
在左翼革命法学话语中，“阶级立场”的概念总会发挥思维逻辑上的控制作用。
参考文献：[1][2][3][4]吴经熊，华懋生.法学文选[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4，2-3，5.[5]吴经熊.法律哲学研究[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10.[6]何勤华，洪佳期.丘汉平法学文集[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36.[7][17][18]何勤华，李秀清.民国法学论文精萃（基础法律篇）[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191，556，42.[8][10]蔡枢衡.中国法理自觉的发展[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43，25.[9][11][12][13][14][15]李达.法理学大纲[m].法律出版社，1983：93，90，96，117.[16]枢衡.中国法理自觉的发展[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140.[19][20]宋镜明.李达传记[m].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13，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