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委婉语的社会文化构成及语用发展

汉语委婉语的社会文化构成及语用发展

李军华

(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摘要]　汉语委婉语广泛存在于汉民族的社会生活、言语交际和文学创作之中,形成了丰厚的社会文化积淀,映射出汉文化特有的等级森严的社会政治体制,中庸和谐等社会观念,鬼神崇拜和“中国化”特色的宗教思想及含蓄委婉的中国文学传统。随着时代发展与社会进步,汉语委婉语显示出与时俱进的语用特点与发展趋势。

[关键词]　汉语委婉语　社会文化积淀　语用发展

[中图分类号]　G112;H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917(2005)12-0189-05

Ξ

委婉语作为语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产生之日起,就与社会文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可以说,委婉语是在一定的言语共同体内,因特定社会文化和民族心理的制约,对不便明说、明示的意义或意图,采取间接的语言手段、表达方式进行交际的一种语言现象[1]。它体现出一个民族的文化特性、文化意识以及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思维方法和行为方式。在汉语发展史上,委婉语是一种普遍运用的语言现象,它广泛存在于人们的社会生活、言语交际和文学创作的过程之中,其生成与发展,充分反映了汉民族社会文化的构成,并在新时代衍生出新的语用发展趋势。

(一)汉语委婉语映射出的社会政治体制。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其间封建集权制持续的时间最长。在我国古代社会,体现集权专制统治的等级制度森严,从君王到平民形成了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因此,人们的言语行为无不反映出等级尊卑的观念。表现在委婉语的历史文化构成与传承中,最典型的是关于死亡的婉称,其次是名字的避讳。

1.死亡委婉语所反映的等级尊卑。我国历史上一直很重视人们的社会等级。早在周代,就将人分为十等:“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供神也。古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左传・昭公七年》)而《左传・桓公二年》也指出:“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襄。”这种森严的等级制度表现在政治制度中,就是官场有繁多的级别。如魏晋时期就开创了九品制。而唐代开始兴起的独立的散官品阶制度,其武官散阶达45级之多。至宋代宋徽宗时,武散官官阶太尉以下,就分出52级[2]。这种等级标示着不同的社会地位。社会地位不同,死后所用的死亡委婉语也就不同,须按照其生前地位的尊卑而分等级使用。《礼记・曲礼》中说:“天子死曰崩,诸侯死曰薨,大夫死曰卒,士死曰不禄,庶人曰死。”《新唐书・百官志》也有记载:“凡丧,二品以上称薨,五品以上称卒,自六品达于庶人称死。”由此可见,同样是死,不同的地位和身份,说法有严格的区别。等级高的,有专门的委婉语来指称;而相应的等级,也有不同的委婉语来指称,体现出鲜明的等级观念。对于封建帝王之死,除了用“崩”之外,还有“驾崩”、

“山陵崩”、

“弃群臣”、“宫车晏驾”、“千秋万岁后”等委婉语词,而皇后、皇太后之死也可以称为“晏驾”,这些词语不仅具有专用性,而且也极言其社会地位的重要。

由于等级森严,在面对尊者尤其是封建帝王的言语交际活动中,在说到自己的死时,往往使用一些表示低贱的委婉语词。如《战国策》中触龙说赵太后的对话里,触龙把自己的死称为“填沟壑”。《史记・田叔列传》中,赵王张敖说:“先人失国,微陛下,臣等当虫出。”“虫出”意为死后未能安葬,导致尸腐生虫。这些故意贬低自己的死的委婉说法,深刻地体现出内蕴其间的等级尊卑观念。当然,如果还涉及尊者之死,那就会形成更鲜明的对比。如《史记・范雎蔡泽列传》中王稽对范雎说的一段话里,称秦王死,用“宫车晏驾”;称上司秦相范雎之死,用“捐馆舍”;称自己死则用“填沟壑”,委婉语词的等级区别十分鲜明。

由于等级森严,在言语交际时,除了涉及死亡要使用相应的委婉语外,“在中国封建时代,讽谏帝王只能是委婉其辞,不可直陈道理。这便是中国封建时代人们说话著文好微好隐的原因所在,因为这是政治环境使之然”[3]。如三国时代的诸葛亮,心里实际上十分痛恨刘禅宠信宦官的昏庸行为,但因顾忌君臣的名分,在《出师表》中只是以“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来委婉地批评劝导刘后主。又如,司马迁为李陵之事遭受宫刑,尽管倍感耻辱,甚至痛不欲生,但不敢发泄其怨愤之情,在《报任安书》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明主不晓”。因此,可以说,由于封建集权专制的统治,人们的言语表达必然会有所顾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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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第12期(总第126期)

广西社会科学

GUAN GXI SOCIAL SCIENCES

NO.12,2005

(Cumulatively,NO.126)

Ξ[收稿日期]2005-06-28

[作者简介]李军华(1955-),男,湖北鄂州人,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

在写文章或言谈中往往运用委婉语来实现自己的交际意图或达到交际目的。

在现代社会中,就社会不同地位或不同级别的人而言,死亡委婉语呈现出一种新的语用趋势,即国家政要或相当级别的领导去世,在正式场合要用“逝世”;而一般老百姓则婉言“去世”,或直言“死”;科技文化界巨人去世,还可以用婉称“巨星陨落”;当然,所有的人都可以婉言“离开我们了”,在不同地区还可以使用如“上八宝山”之类的委婉语,这些似乎没有等级之分。

2.名讳委婉语所反映的等级尊卑。汉民族的名讳“在周代已经走向制度化”,“是维护社会等级秩序的一种手段”[4]。而进入封建社会以后,受封建伦理纲常观念的影响,关于名字的避讳就带有浓厚的封建等级色彩。自孔子创立儒家经典学说,提出“三纲五常”论和“忠孝”论之后,这种名讳便进一步制度化与系统化了。《礼记・曲礼》中把名讳分为“公讳”与“私讳”两类。“公讳”是指回避当朝的皇帝和被尊为至圣的孔子之名,又称国讳和圣讳;“私讳”主要是后嗣回避先祖与父亲的名字,也有避于朋友或同僚之间的,往往又称为家讳。不过,“汉语中的国讳、家讳与英语中的神鬼讳”相比,具有其鲜明的特点,即“两者所避忌的对象大相径庭,英语避神,表现出明显的宗教性;而汉语避人,则表现出强烈的阶级性”[5]。

在封建社会,皇帝是一国之君,被尊崇为真龙天子,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与尊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此,与皇帝的称号、名字相同的必须避讳而改用其他委婉的称呼。如汉民族宗族家谱中现在使用的“显祖显考显妣”,原称为“皇祖皇考皇妣”,因避皇帝中的“皇”而改之。正如清代徐乾学在《读礼通考》中所言:“古人于祖、考及妣之上,皆加一皇字,逮元大德朝始诏改皇为显,以士庶不得称皇也。”于是,“皇祖皇考皇妣”变为“显祖显考显妣”,且流传至今。当朝的皇帝必避名讳。为避秦始皇嬴政的“政”,改“正(zhèng)月”为“端月”或读“zhēng”月。汉代刘邦当政,为避其讳,改邦为国;刘邦死后吕雉当政,“雉鸡”遂成“野鸡”;汉文帝刘恒当政后,“恒山”改成“常山”,“恒娥”改称“嫦娥”;东汉为避汉武帝刘秀之名讳,改称“秀才”为“茂才”。《三国志》作者陈寿,为避晋宣帝司马懿之名,在提到并州刺史“张懿”时均改为“张壹”;为避晋文帝司马昭名讳,王昭君改称“明君”或“明妃”。唐朝李世民登基,唐人就以“代”指“世”,以“人”指“民”,将“民部尚书”改为“户部尚书”;柳宗元在《捕蛇者说》中只能用“人”代“民”,写道:“故为之说,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就连观世音菩萨也避而简称为“观音”。宋代为避宋太宗赵匡义讳,将地名“义兴”改为“宜兴”,也一直沿用至今。这种封建帝王的名讳还用法律加以强化,如唐代法律明文规定:“诸上书若奏事,误犯宗庙讳者,杖八十;口误及余文书误犯者,笞五十;即为名字触犯者,徒三年。”(《唐律义疏・职制篇》)可见名讳委婉语的等级森严与残酷。事实上,甚至帝王亲属的名字也要避讳。为避隋文帝的

父亲杨忠的“忠”字,隋代官名“中书”、“侍中”分别被改为“内史”和“纳言”。因避唐高祖之祖李虎的名讳,苏州著名的虎丘,一度被改称为武丘。帝王之名讳也为一般官员所仿效。因“灯”与“登”音同,宋朝州官田登竟将元宵节百姓放灯的习俗改为“放火”,遂有成语“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以“忠孝”为核心的儒家封建伦理道德思想不仅仅反映在皇帝与臣民身上,而且还体现在父与子、夫与妻的关系上。父亲是一家之主,具有绝对的权威,名字同样神圣不可侵犯。如司马迁避父名“谈”,将《史记》中的“张孟谈”改为“张孟同”,将“赵谈”委婉地称作“同子”。有的甚至竟因避父之名讳而阻碍仕途发展,著名的例子是诗人李贺因其父名晋肃,“晋”与“进”同音,故李贺不得参加进士考试。封建时代若直呼父母姓名,会被斥之为“忤逆不肖,大不敬”。

在封建时代,汉语的名讳在称谓语中也十分丰富。受伦理等级观念的制约,君臣、官民、长幼的关系区分十分严格,并形成许多相应的婉称。下对上,幼对长,不可直呼其名,须用尊称,而自称须用卑称。皇帝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被称为“皇上”、

“万岁”、

“万岁爷”,皇帝的面容为“龙颜”、“天颜”,皇帝身体为“龙体”,皇帝的命令为“圣旨”、“御旨”。“攀龙附凤”,连带皇帝的亲属,甚至所用的物品,也都有不同的尊称。而百姓则须用卑称,如“草民”、“贱民”、“小民”、“小人”等。一般官员在皇帝或上级官员面前自称也要用卑称或谦称,如“微臣”、

“卑职”、

“下官”等。

在现代社会中,已经建立了民主、平等的社会体制,但在人际交往中,常常表现出这样的情形,即上对下可以称名,而下对上虽然原则上可以称名,但一般不会这样做,往往是称官职。即使是简称,如“张队”、“黎局”之类,也仍然是不称名。对于单位的首要领导,出现了像“一把手”、“头儿”、“老板”之类的委婉称呼,这类称呼带有俗语化和商业化的意味,具有新时代的特点。对于父母等尊长,当面仍称之以相应的称呼,直呼其名的罕见。

(二)汉语委婉语反映出的汉民族中庸和谐等社会观念。语言承载、映射出各种社会观念,正如意义观念论最主要的代表洛克所指出的那样:“字词的功用就在于能明显地标记出各种观念,而且它们固有的直接的意义,就在于它们所标记的观念。这些观念既属于讲话人,也属于听话人。”[6]汉语委婉语同样反映出汉民族历史文化构成中的中庸和谐等社会观念。

1.委婉语表现出的中庸和谐观念。中庸和谐,是汉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一种主流的社会意识。儒家的经典文献《中庸》把“中和”思想视为人的本体观念。《中庸》在解释儒家思想的精华之一———中庸之道的主要含义时指出:“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这段话强调,所谓“中”,就是人的喜怒哀乐等各种感情内蕴于心,完全不表现出来;所谓“和”,就是人的喜怒哀乐等各种感情即使要表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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