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民族文化生命史观的简析

钱穆民族文化生命史观的简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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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先生是中国近现代着名的历史学家之一,民族文化生命史观是他的史学思想里面最核心的东西。虽然在当时的史学界并非主流,但近几十年来,他的着作和史学观念被越来越来多的人所关注。有人曾说在近代的史学家中,以传统文化为根基和本位建立了一套系统而完备的史学体系的,钱穆是最重要的一位。①史学界关于讨论钱穆先生民族文化史观的文章、着作也有很多,但是大部分都将重点放在对其民族文化史观的内容和内涵的阐述上,鲜有详细论述其史观形成的原因和价值意义的文章。而这就是本文的出发点,在分析论述其史观内容的同时,较为详备地分析其史观形成的原因和意义。

一、钱穆民族文化史观的主要内容

要理解钱穆先生的民族文化史观首先要弄清他对历史的定义是什么。在他的《中国历史精神》一书中,对这个问题是这样阐述的:历史便即是“人生”。历史是我们全部的人生,就是全部人生的“经验”。历史本身就是我们人生整个以往的经验。②也就是说,钱穆先生将历史看成一种过往的人生和经验,将历史上所遗留下来的材料称之为历史材料。后人可以通过历史材料来了解和认识以往的历史,但历史材料不可能也没有必要记录下整个以往的历史。这就像我们写日记,即便是天天写,仍然只能记录下一些对自己而言比较重要的事情,而不能事无巨细都记下来。毋庸置疑的是,对于我们而言,以往人生和经验的主体就是我们自己本身,我们就是这些经验和人生的创造者。同时,每个人写日记都有其不同地方,比如说,有的人喜欢

用比较朴实的语言;有的人则喜欢用比较华丽的辞藻;有的人只是简单地记录一天所发生的事情;而有的人却善于反思总结。这是因为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性格和文化修养。

那么依照钱穆先生对于历史的理解,即历史是一种人生和经验,就会产生两个问题:国家历史的主体是谁?国家历史主体的不同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钱穆先生通过思索和分析,在他的着作中给出了答案:国家历史的主体就是民族,不同的民族会产生不同的文化。在《中国历史精神》一书里,详细阐述了历史,民族的关系:“既然历史就是我们整个的人生经验,所以只要你谈到民族,谈到人生,是无法不谈到历史的。”③又写到“一部中国史,就是民族和国家的生成史”④一个国家的历史是由一个民族创造的,一部国家史就是一部民族史。同时,因为民族生长的环境不同,就造成了文化的不同。因此中国,以色列,德国,英国等各个民都有其特殊的民族文化。

历史,民族,文化是钱穆先生的史观的重要因素,在钱他看来,历史,民族,文化三者是同义的,“我们可以说,没有一个有文化的民族,会没有历史的;也没有一个有历史的民族,是没有文化的。同时也没有一段有文化的历史,而不是由一个民族产生的。”⑤三者联系起来,则会得出一个明显的结论,即各个民族的历史文化都不同,都有其独特的地方,不存在孰优孰劣。这也正是证明先生最终想要证明的结论。为什么这样说呢?这就得从他的生长环境寻找起因。

二、钱穆民族文化史观形成的原因

毫无疑问,“民族”和“文化”两词在钱穆先生的史学思想中占有关键的地位。为什么这两个词对于他而言会有如此重要而特殊的意义?这需要从他生长的家庭环境和当时的社会环境

说起。

钱穆先生于1895年江苏省无锡南延祥乡啸傲泾七房桥一个五世同堂的大家庭,家中还有一个长兄和两个幼弟。他的父亲自幼有神童之称,但由于身体孱弱,几次考试都病倒在考场中,最终放弃考试,在七房桥设馆教学。钱穆先生幼年时期受其影响颇大。他父亲死后留下两篇赋,其中一篇为《岳武穆班师赋》,对他民族观念的形成有重要的启发。他曾写到“余自幼即知民族观念,又特重忠义,盖渊源于此”⑥。而这种朦胧的民族意识在清末新式小学果育学校得到加强。钱穆先生在果育小学的体操先生钱博圭老师曾告诉过他当时的皇帝并不是中国人,而是满洲人,不仅如此,街上的店铺都有满汉之分。这对年幼的钱穆也产生不小的启发,他曾写到“余自幼即包民族观念,同情革命民主,亦由博圭师启之”。而他的“民族”观念和感情是切合当时中国的社会环境的。钱穆先生出生那一年正值甲午战争中国战败,这使得很多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有了深重的危机感。因此,正如他自己讲到那样,他自幼就有强烈的民族情感。而这种民族情感在三十年代日本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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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后又一次达到了顶峰。正是在这个时期,他写出了的着作《国史大纲》。他坚信每个民族都其独特的历史,独特的历史发展之路,有起也有伏终有一天中国将重现辉煌。

在中华民族面临巨大的危机之时,有的人主张全盘西化,有人则主张在保存中华文化精华的同时,吸收外来文化。这个问题归根到底即是中西文化的如何取舍和融合。而这一个问题在钱穆先生小时候就萦绕在他心中。“余此后读书,伯圭是次数言常在心中。东西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此一问题围困住近一百年来之全中国人,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问题内”⑦

钱穆先生对于新文化运动之后社会上无限放大西洋文化的优点却大肆贬低甚至抛弃传统文化的现象感到不满和怀疑。一个国家的历史和文化不可能全是值得称赞和学习的,同样,也不能有一个国家的历史和文化是一无是处,应该全部被抛弃的。在《国史大纲》一书中他写道到:“所谓对其本国或以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⑧而正因为对本国历史抱有一种温情和敬意,他能看到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虽然有很多糟粕,但仍然有其可取之处。而每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都其发展的高潮和低潮,中国现在之所弱,西方之所以强只是两个立方体的两个平面的比较,不代表之前或是之后的历史。

三、钱穆民族文化史观的意义

二十世纪二三时年代,中西文化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碰撞。在西方先进的技术和强大的力量面前,许多中国的知识分子足见丧失了文化上的自信,转而盲目地崇尚西方的文化,贬低中国的传统文化。而钱穆先生民族文化史观以传统文化为基础建立一套完整的史学体系,既在当时的史学界独树一帜,又唤起了人们对中华民族自身的历史文化的重视。曾有人批判他是文化保守主义,这完全是因为对他的人生经历和着作不了解而造成的误解。钱穆先生一生对于西方文化都抱着开放的态度,在他年轻的时候就是十分关心从西来的新文化,为了深入了解和阐述中国的文化,他对西方的历史文化做过很深的研究。他的民族文化史观只是认为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的变化和发展只能以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为依托,以外来的文化为辅,而全盘接受西方的制度和文化“无异于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减,并非文化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⑨这对于今天的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也有重要的启示。中国新文化建设的主体和基础只能从中国历史文化中寻找,如果抛弃本民族的历史、文化、道德、价值,就算建立起一个新文化也不能称之为中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