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权利而斗争读后感

为权利而斗争读后感为权利而斗争读后感法律的另一面张录芳在绝大多数人看来，法通常与和平、安宁、秩序紧密相连。

无怪乎有此理念。

众所周知，正是因为有了法的存在，与人类社会相伴相随的复仇、暴力、流血才逐渐被理性、平和、安全所替代。

然而，德国法学巨匠耶林在《为权利而斗争》一书中，却为我们揭示了法的另外一面——斗争。

而斗争，势必与矛盾、冲突、反抗相生相伴。

”法的诞生如同人的诞生，通常伴随着剧烈的分娩阵痛。

”与萨维尼”法是自然产生”的观点不同，耶林认为，法的产生过程就是一部斗争史，它必须要经过两种或多种力量不断博弈才能得到长足发展。

但是，”一切法律规范把道路铺在被践踏的利益之上，利益必定被牺牲掉，以便新的法律规范能够产生。

”新的制定法的产生，必然涉及对旧有制定法的革新而招致其基于自我保护本能的强烈阻挠。

而旧有的制定法之所以能够持久存在，关键在于其背后所关乎的既存利益的抵抗。

换句话说，法只有在与既存利益的斗争当中，才能缓慢前进、脱胎换骨。

在笔者看来，此处的既存利益，需要在更宽泛的意义上来理解。

它既包括一般意义上的现实利益主体，也包括国情、风俗、习惯以及自然人的生活习性和观念意识。

从这个层面理解，有助于我们对立法工作保持一种应有的理性和宽容。

因为在表面上看来，法系统内部存在的种种瑕疵，某种程度上，或许正是法在产生过程当中而不得为的一种妥协艺术。

譬如，在关于死刑存废的论争当中，废除死刑论者常常将批判的矛头指向我国刑法依然保留的死刑规定。

但是，一个不容辩驳的事实是：结合当前我国的特殊国情以及人们长久以来形成的报应论思维模式，短期内彻底取消死刑只能是一种激进的冒险主义做法。

然而，在废除死刑已经成为世界性趋势的情况下，我国坚持”保留死刑、严格适用”的政策理念，在实体上，通过刑法修正案，大幅度削减了死刑罪名；在程序上，坚持比一般犯罪更加严格的证明标准以及更加严格的审批手续。

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这是对死刑的一种折中态度。

为权利斗争的过程就是维护制定法的过程。

借助德语Recht这个核心概念的双重语意，耶林通过提出客观意义上的法和主体意义上的权利一组概念，诠释了抽象意义的法与具体意义的权利之间的关系，并抛出了一个颠覆性的观点：具体”具体的而具有相反的作用力。

的权利之于抽象的法而言并非简单的依附关系，权利不仅仅从抽象的法中获得生命和力量，而且它也还抽象的法以生命和力量。

”之所谓颠覆，是因为在通常意义上理解法与权利，二者的关系是：抽象的法是具体权利的前提，权利的内容及边界在制定法中被给定。

只有当法律规定的条件存在时，具体的权利才得以实现。

但是耶林认为，如果具体的权利没有尽力实现时，那么抽象的法只是一张仅存在于纸上的钞票，没有丝毫价值。

只有通过个体不断的斗争，将写在纸上的权利在现实当中得到兑现，才能帮助制定法从实践当中汲取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否则，制定法必将成为僵化的尸体。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每一个个体都是抽象的法的守护者和执行者。

为个体的权利斗争，既是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更是维护制定法尊严乃至人类共同体利益的需要。

其实，这种精神与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所提出的”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

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护”具有异曲同工之处。

法律权威的维护，既需要每一个个体信仰和遵守法律，同时更需要个体在遭受不法的利益侵害时，能够坚决而果断的拿起法律武器去抗争，尽力维护受损害的权益。

也即：”只要制定法不应是无用的游戏和空洞的废话，制定法就必须被维护，与受害者权利一同陨落的是制定法本身。

”既然斗争是维护法权的重要途径，那么激发这种斗争情愫的内生动力何在？表面上看，每一次诉讼的发生，都是一次利益争夺的盛宴。

然而，耶林认为，利益并非驱使人们投入到为权利斗争的唯一动机。

利益背后所蕴含的主体的人格和尊严以及社会对于某一问题的是非认知才是真正激发人们斗争的驱动器，也即是非感。

何谓是非感？这牵涉到权利与人格的相互关系。

在耶林看来，权利是人格自身的一部分，权利源于人格。

每一种利益之上必然伴随着一种或多种权利。

对利益的侵害，其实就是对利益至上的权利的侵害。

继而，对权利的侵害，就如人的肌体遭到疾病的侵袭一样，首先产生痛苦感，对受威胁状况发出紧急呼喊和求救声，刺激着是非感的产生，进而引起人格的反应：权利受到侵害，自己亦受到了挑战。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是非感就是个人对自身权利的珍视，对维护自身人格尊严的内在需求。

梳理是非感的产生过程，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出为权利斗争的三个阶段：最低层次是利益，其次是人格尊严的自我维护立场，最后是实现权利理念的最高境界。

既然是非感如此关键，那么判断它的标准是什么呢？耶林指出，敏感性和行动力是衡量是非感是否健全的两个重要指标。

敏感性也即感到权利受到侵害的痛苦的能力。

行动力即对侵权予以拒绝的勇气和决心。

对于任何一个正常人而言，当权利受到侵害时所产生痛苦的能力—敏感性—是与生俱来的，区别在于程度不同而已，耶林在此用军官和农民作为例证。

但是行动力却是只有少数人才可能具备的。

因为，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权利受到侵害后，是否要采取行动，受侵害的利益与可能比如维权的成本、则取决于各种因素的考量。

向不法宣战，补救的利益之间的比例大小来作出判断。

从这个角度而言，那些”1元钱官司”的诉讼当事人、那名为了火车上一张饮料发票而不惜与国家税务总局”法庭上见”的法律工作者，值得点赞。

他们是具有健全的是非感、为权利而斗争的勇士。

《为权利而斗争》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素来具有”以和为贵”情结，视打官司为不光彩物事的社会，无疑具有启迪心智、激发思晤的作用。

正义的运送，要靠斗争来实现。

作者单位：陕西省麟游县人民检察院为权利而斗争读后感作者：王律论法我是法律人！这句近乎口号式的呐喊，更像是初出象牙塔的莘莘学子的壮志豪言，很难想像能从不惑之年的我口中道出。

今读得道夫·冯·耶林于1872年在维也纳法学会上发表的演讲《为权利而斗争》一文，想写一点感言，冲口而出的竟是这句话，在脑海中久久盘旋不下，再也想不出比这更合适的标题了。

长久以来，对法律的由衷热忱占据了我生命的很大一部分，在身心闲暇和精神空虚时唯有法律能让我感受到莫大的乐趣和无上的尊严，人生之不如意事大同小异，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我还是法律人。

可何谓”法律人”呢？第一次接触这个名词是在大学法理学课程上从张文显教授的《法理学》教材里读到的，其定义是从”法律职业”中抽离出来的，所谓法律职业是指以律师、法官、检察官为代表的，受过专门的法律专业训练，具有娴熟的法律技能与法律伦理的法律人所构成的自治性共同体，这个职业共同体的成员就是法律人。

可惜，我深陷公门，在这个职业共同体里无法以”代表”的身份占有一席之地，怯生生地以法律人自居顿时少了一半底气，乃至几乎忘记了我为什么而学法。

一、法律信仰。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伯尔曼在《法律与宗教》中有言，法律与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宗教作为一种信仰主导着信众们的精神世界，对法律人而言法律亦复如是。

大凡一门宗教必先探究人类起源，法律作为一种信仰，耶林开篇便直言法之起源乃是斗争，法的目标是和平，而实现和平的手段是斗争，斗争乃是法律的全部生命。

现行法律总是滞后于社会发展，其”食古不化”地维护着既得利益，是大多数”理性的人”为了要建立起某种新秩序，以使他们能够共同生活，而相互同意和妥协的一种权力。

它有时似乎是由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决议中脱颖而出，而历史是不断摒弃不断探求的进程，社会和平共存的前提在不断地自我否定、自我毁多数人的”恶法”便是”多数人的民主或许只是多数人的暴政，而又重生，灭，食吾子的撒旦”.当社会看清楚自己、为自己而害怕时，我们便正式向既得利益宣战，”现存的一切都是值得毁灭的”,新旧法的更替即如舆图换稿，非经举国人民前仆后继的浴血奋战不可。

只有经历这一场不惜流血牺牲的跨世纪斗争，才能最终达成最适应现行全体国民利益共存的新契约，这浴火重生的”良法”是人们用血泪和骸骨换来的写满人民权利的纸，而不是天赋神授的恩泽。

为权利而斗争，便是为法律的生命而斗争，这是每一个法律人终其一生都不应抛弃的信仰。

然而，生活的磨砺使我不经意间变得沮丧、消沉，甚至难以避免地为着现时谋生的职业而隐没了初衷，说着让我无颜直面正义女神忒弥斯的话，猛然发现那把为主张权利而斗争的利剑正直指我的魂灵。

今年年中的”雷洋案”一出，我还试图从法律的角度为当事公职人员申辩着什么，适逢中国政法大学毕业典礼致辞出炉，王涌教授一句”如果有一天，你无力抵御沉沦，沦为鹰犬，逆行在法治的道路上，母校将会喊你回家去‘抄宪法'”,犹如当头一棒，打得我热泪盈眶，自惭形秽。

作为法律人，如果端不起衡量权利的天平，挥不动为权利而战的利剑，随波逐流，无力自拔，该当何耻！此刻又读耶林之作，幡然醒觉自己首先是一名法律人，之后才是公职者。

如今的我愤世嫉俗已所剩无几，质疑一切的习惯取代了过去对权威的崇拜，然而，听着《我的祖国》那”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的深情传唱我仍会不自主地心潮澎湃，看到那只手遮天的地方政法势力造就聂树斌冤案的报道我仍会义愤填膺，读到这义正词严的《为权力而斗争》我仍会忍不住振臂同呼：”我是法律人，我为权利而战！”看来，我满腔的热血尚存，我的信仰自始未变。

二、人之为人。

人之所以为人，其区别于动物和机器的最大特点便是人具有意识，或称精神，或称感情。

耶林毫不忌讳地道出了问题的根本，”人不只是肉体的生命……精神生存至关重要。

人无权利则归于家畜……完全放弃权利是精神自杀”,试想一个人在精神上自暴自弃、了结”生命”,这是否形同脑死亡，或是行尸走肉呢？人类向来惧怕除自己以外的物种拥有自主意识，看那些想象力超离丰富的欧美国家在影片中描绘的天马行空场景便可知一二——掌握超前科技的外星人攻击地球引发的《星球大战》，拥有独立意识的机器人为统治地球而反攻人类的《终结者》，被人类囚禁虐待的黑猩猩因偶然机会获得了智慧后奋起还击的《猩球崛起》，由碎尸块拼接而成经电击复活并向人类索要其生育”人权”的《科学怪人：弗兰肯斯坦》，如此种种惊心动魄、脑洞大开的电影情节看似引人入胜，实际上正是以人类最为恐惧的呈现来警示未来，人类必须要专制地独裁地完全垄断意识存在，这实际上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独断权利，不可让渡，不可放弃。

上述类型拥有人格便就是权利与人格相结合所衍生出的理念价值，的影片所展示的情形，意味着必须要主张权利，现行国际奉行的民事法理均无一例外地认为民事权利始于出生终于死亡，即使该人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也丝毫不会影响其民事权利的获得，公权力应竭尽所能、不惜一切地为保护公民完整地享受民事权利而履职，哪怕战争，哪怕自损。

为权利而战，这就是斗争的目的。

耶林认为，斗争源于权利受侵害，这其中主要包括两方面因素，一是物质损失带来的利益受损，二是人格受辱引致的伦理痛苦，其中以后者尤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