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的三个关键问题-2019年精选文档

生态文明的三个关键问题

一、生态文明的历史地位

现在一般认为，“文明”这个范畴主要有两方面的涵义。一是表示社会的进步状态，与“野蛮”相对应。二是与“文化”基本同义，只不过文明是对整个社会生活的概括，文化则往往特指社会生活的局部或某一方面。比如，在中国文化、西方文化、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等说法中，文化一词就可以与文明互换；而齐鲁文化、江浙文化、服饰文化、饮食文化、商业文化、官场文化、酒文化、茶文化等说法，若将其中的文化一词改为文明，要么涵义会有所变化，要么就显得不伦不类。

就社会整体的进步状态而言，由于观察思考的角度不同，划分文明的标准不同，得出的结果也各有差异。有的从生产方式的角度，将文明划分为采集渔猎文明、游牧文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有的从生产关系的角度，将社会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这两个角度共同的前提是，文明和社会都是不断进步的，而且服从一般规律。有的更强调文明在起源上的差异性或者发展上的冲突性。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是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斯宾格勒在其名著《西方的没落》一书中指出，世界历史并不具有统一的发展性，文明的起源是多中心的，各种文明如中国、古印度、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墨西哥、希腊―罗马和西方，不仅相互独

立、自成一统，而且相互等价、无法融合，即使互有接触，甚至表面相似，那也是貌合神离。惟一相同的是，各种文明具有大致相同的生命周期：发生、发达、衰败。很明显，斯宾格勒的文明观既是反西方中心主义的，也是悲观主义的。二是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汤因比的历史观是英雄史观，其代表作是12卷巨著《历史研究》。他把文明（文化）作为研究历史的基本单位，认为世界历史上一共有37种文明。与斯宾格勒一样，他也把文明看成是具有起源、生长、衰落、解体过程的有机体，认为各种文明在价值上是平等的。他强调文明起源于“挑战与应战”，应战成功，文明产生；文明的生长遵循“多数与少数”原则，少数人具有创造性，多数人加以模仿，文明就兴盛发展；文明衰落的原因是创造者的少数变成少数人对社会的统治，从而失去自觉的追随者，其标志是“大一统国家政权”的出现；文明在衰落中遵循骚乱、整顿、在骚乱中整顿的节律。文明可以更迭，但任何文明都不可能长盛不衰。汤因比还把各种文明划分为中国、犹太、希腊（含罗马）三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文明发展的特点。三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他的历史观是其存在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核心是轴心期理论。雅思贝斯把人类历史划分为4个阶段：应用语言、发明工具和火、人脱离动物界的普罗米修斯时代；公元前5000―3000年埃及、中国等4大文明诞生的古代文明阶段；公元前800―200年的“轴心时代”；17世纪开始的科学技术时代。他强调指出，以公元前500年为中心，

中国的孔子、老子、墨子、庄子，印度的吠陀经典，巴勒斯坦的犹太教先知，希腊的荷马、柏拉图、阿基米德等，均诞生或形成于轴心时代。这是一个在世界各地创造灿烂的精神文明的时代，至今，人们的创造活动还在由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想所推动。［1］四是当代美国学者亨廷顿。他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从宗教的角度将世界文明区分为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儒教文明和其他一些较小的文明，强调各种文明之间的冲突对世界历史的影响。

纵观人类文明产生和演变的轨迹，可以说，在本质上，“文明乃是人类的存在方式，文明产生于人类与自然的矛盾，这一矛盾不断推动文明前行。”［2］在上述所列举的文明观中，学者们的视角各异，见解相左，但却蕴含着一个共同的基础，那就是：人类是否能够继续生存下去并不是一个问题。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生态文明的提出，却源于人与自然矛盾的空前激化，源于人们切身感受到的以人口、资源、环境和生态问题为核心的生态危机。生态危机之所以令人担忧、发人深思，就是文明的发展反而使人类能否继续生存下去成了问题。它从反面告诉我们，人类只有保持与自然的和谐，才能可持续性地生存和发展下去。

我国学者王中宇指出，“生态文明至少在目前并不存在，这为我们理解生态文明带来了困难。……对生态文明而言，我们面对的难题不是写实，而是设计――探索一个尚不存在的文明，探索其基本理念与机制”。［3］

探索生态文明的基本理念和机制，离不开现代生态学研究人类与生态的关系所揭示的原理。依据这些原理，通过与其他文明形态相类比，学者们已经提出了不少关于生态文明的定义，对生态文明的本质和特征也进行了剖析论证。比如，我国学者陈家刚认为：“生态文明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从狭义上讲，生态文明就是人类在改造自然以造福人类的过程中，为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所做的全部努力和所取得的全部成果，它表征着人与自然关系的进步状态。它包含人类保护自然环境和生态安全的意识、法律、制度、政策，也包括维护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技术、组织机构和实际行动。而从广义上来讲，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即工业文明之后的人类文明形态。生态文明是指人类文明发展的新阶段和新形态。它是指人们在改造客观物质世界的同时，不断克服改造过程中的负面效应，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建设人类社会整体的生态运行机制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所取得的物质、精神、制度方面成果的总和”。［4］我国学者春雨指出，“就本质与含义而论，生态文明是当代知识经济、生态经济和人力资本经济相互融通构成的整体性文明。生态文明不仅是遵循自然规律、经济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行事的文明，还是一种遵循特殊规律的文明，即遵循科学技术由‘单一到整合、一维到多维’综合应用的文明”。“就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认识与实践而论。生态文明的主要特征可以概括为，审视的整体性，调控的综合性，

物质的循环性和发展的知识性”。［5］

关于生态文明的历史地位，存在着两种思考向度。一是把生态文明与采集渔猎文明、游牧农耕文明、工业文明相比较。二是把生态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相比较。比如，在第一个向度上，陈家刚指出，“生态文明是有人类以来，采集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之后的一种文明形态。目前，人类正处于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过渡的阶段。”同时，他还在第二个向度上指出，“就其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关系而言，也包括两个方面的理解。第一，生态文明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所创造的生态环境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生态基础，而后者则是在生态基础上创造出来的物质、精神和制度成果。四种文明共同构成文明建设的体系。第二，作为人类文明的最高形态，生态文明体现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的升华，是后者的落脚点。”［4］

如何用生态文明来统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是当今时代的热门话题。其成果从中国共产党第17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西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学者关于生态文明的各种思考，层出不穷、争奇斗艳、发人深省。我国学者余谋昌是国内最早研究生态文明的学者之一。他认为：生态文明（文化）主要由制度、精神和物质这3个层次构成。在制度层次上，要通过社会关系和社会体制变革，改革和完善社会制度和规范，按照公正和平等的原则，建立新的人类社会共同体，以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