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的三个关键问题-2019年精选文档

生态文明的三个关键问题一、生态文明的历史地位现在一般认为，“文明”这个范畴主要有两方面的涵义。

一是表示社会的进步状态，与“野蛮”相对应。

二是与“文化”基本同义，只不过文明是对整个社会生活的概括，文化则往往特指社会生活的局部或某一方面。

比如，在中国文化、西方文化、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等说法中，文化一词就可以与文明互换；而齐鲁文化、江浙文化、服饰文化、饮食文化、商业文化、官场文化、酒文化、茶文化等说法，若将其中的文化一词改为文明，要么涵义会有所变化，要么就显得不伦不类。

就社会整体的进步状态而言，由于观察思考的角度不同，划分文明的标准不同，得出的结果也各有差异。

有的从生产方式的角度，将文明划分为采集渔猎文明、游牧文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有的从生产关系的角度，将社会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

这两个角度共同的前提是，文明和社会都是不断进步的，而且服从一般规律。

有的更强调文明在起源上的差异性或者发展上的冲突性。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是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

斯宾格勒在其名著《西方的没落》一书中指出，世界历史并不具有统一的发展性，文明的起源是多中心的，各种文明如中国、古印度、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墨西哥、希腊―罗马和西方，不仅相互独立、自成一统，而且相互等价、无法融合，即使互有接触，甚至表面相似，那也是貌合神离。

惟一相同的是，各种文明具有大致相同的生命周期：发生、发达、衰败。

很明显，斯宾格勒的文明观既是反西方中心主义的，也是悲观主义的。

二是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

汤因比的历史观是英雄史观，其代表作是12卷巨著《历史研究》。

他把文明（文化）作为研究历史的基本单位，认为世界历史上一共有37种文明。

与斯宾格勒一样，他也把文明看成是具有起源、生长、衰落、解体过程的有机体，认为各种文明在价值上是平等的。

他强调文明起源于“挑战与应战”，应战成功，文明产生；文明的生长遵循“多数与少数”原则，少数人具有创造性，多数人加以模仿，文明就兴盛发展；文明衰落的原因是创造者的少数变成少数人对社会的统治，从而失去自觉的追随者，其标志是“大一统国家政权”的出现；文明在衰落中遵循骚乱、整顿、在骚乱中整顿的节律。

文明可以更迭，但任何文明都不可能长盛不衰。

汤因比还把各种文明划分为中国、犹太、希腊（含罗马）三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文明发展的特点。

三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

他的历史观是其存在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核心是轴心期理论。

雅思贝斯把人类历史划分为4个阶段：应用语言、发明工具和火、人脱离动物界的普罗米修斯时代；公元前5000―3000年埃及、中国等4大文明诞生的古代文明阶段；公元前800―200年的“轴心时代”；17世纪开始的科学技术时代。

他强调指出，以公元前500年为中心，中国的孔子、老子、墨子、庄子，印度的吠陀经典，巴勒斯坦的犹太教先知，希腊的荷马、柏拉图、阿基米德等，均诞生或形成于轴心时代。

这是一个在世界各地创造灿烂的精神文明的时代，至今，人们的创造活动还在由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想所推动。

［1］四是当代美国学者亨廷顿。

他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从宗教的角度将世界文明区分为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儒教文明和其他一些较小的文明，强调各种文明之间的冲突对世界历史的影响。

纵观人类文明产生和演变的轨迹，可以说，在本质上，“文明乃是人类的存在方式，文明产生于人类与自然的矛盾，这一矛盾不断推动文明前行。

”［2］在上述所列举的文明观中，学者们的视角各异，见解相左，但却蕴含着一个共同的基础，那就是：人类是否能够继续生存下去并不是一个问题。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生态文明的提出，却源于人与自然矛盾的空前激化，源于人们切身感受到的以人口、资源、环境和生态问题为核心的生态危机。

生态危机之所以令人担忧、发人深思，就是文明的发展反而使人类能否继续生存下去成了问题。

它从反面告诉我们，人类只有保持与自然的和谐，才能可持续性地生存和发展下去。

我国学者王中宇指出，“生态文明至少在目前并不存在，这为我们理解生态文明带来了困难。

……对生态文明而言，我们面对的难题不是写实，而是设计――探索一个尚不存在的文明，探索其基本理念与机制”。

［3］探索生态文明的基本理念和机制，离不开现代生态学研究人类与生态的关系所揭示的原理。

依据这些原理，通过与其他文明形态相类比，学者们已经提出了不少关于生态文明的定义，对生态文明的本质和特征也进行了剖析论证。

比如，我国学者陈家刚认为：“生态文明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从狭义上讲，生态文明就是人类在改造自然以造福人类的过程中，为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所做的全部努力和所取得的全部成果，它表征着人与自然关系的进步状态。

它包含人类保护自然环境和生态安全的意识、法律、制度、政策，也包括维护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技术、组织机构和实际行动。

而从广义上来讲，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即工业文明之后的人类文明形态。

生态文明是指人类文明发展的新阶段和新形态。

它是指人们在改造客观物质世界的同时，不断克服改造过程中的负面效应，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建设人类社会整体的生态运行机制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所取得的物质、精神、制度方面成果的总和”。

［4］我国学者春雨指出，“就本质与含义而论，生态文明是当代知识经济、生态经济和人力资本经济相互融通构成的整体性文明。

生态文明不仅是遵循自然规律、经济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行事的文明，还是一种遵循特殊规律的文明，即遵循科学技术由‘单一到整合、一维到多维’综合应用的文明”。

“就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认识与实践而论。

生态文明的主要特征可以概括为，审视的整体性，调控的综合性，物质的循环性和发展的知识性”。

［5］关于生态文明的历史地位，存在着两种思考向度。

一是把生态文明与采集渔猎文明、游牧农耕文明、工业文明相比较。

二是把生态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相比较。

比如，在第一个向度上，陈家刚指出，“生态文明是有人类以来，采集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之后的一种文明形态。

目前，人类正处于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过渡的阶段。

”同时，他还在第二个向度上指出，“就其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关系而言，也包括两个方面的理解。

第一，生态文明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所创造的生态环境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生态基础，而后者则是在生态基础上创造出来的物质、精神和制度成果。

四种文明共同构成文明建设的体系。

第二，作为人类文明的最高形态，生态文明体现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的升华，是后者的落脚点。

”［4］如何用生态文明来统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是当今时代的热门话题。

其成果从中国共产党第17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西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学者关于生态文明的各种思考，层出不穷、争奇斗艳、发人深省。

我国学者余谋昌是国内最早研究生态文明的学者之一。

他认为：生态文明（文化）主要由制度、精神和物质这3个层次构成。

在制度层次上，要通过社会关系和社会体制变革，改革和完善社会制度和规范，按照公正和平等的原则，建立新的人类社会共同体，以及人与生物和自然界伙伴共同体。

在精神层次上，以“人―社会―自然”为哲学本体，尊重人的价值，尊重生命和自然的价值，抛弃人征服自然的思想。

为着实现人与自然和谐，进行包括哲学、伦理学、经济学和自然科学在内的一系列转变，使科学技术向有利于健全“人―社会―自然”这个复合生态系统的方向发展。

在物质层次上，彻底抛弃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发展生态技术和生态工艺，建设生态工业，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把投入生产过程的物质和能量尽可能多地转化为产品，实现废物最少化。

在生活态度上，讲究提高生活质量，反对过度追求物质享受，重视精神生活的充实，进行适度消费和绿色消费。

生态文明的实质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生态可持续、经济可持续和社会可持续是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目标。

要实现这三个基本目标，必须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生态矛盾和人与人的社会矛盾。

要处理好这两类矛盾，关键是承认自然的价值。

［6］他的上述见解基本上勾画出了生态文明统摄下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的大致面貌。

二、思考和建设生态文明的重心所在建设生态文明牵涉到方方面面。

从哲学上看，生态文明的核心是把人口、资源、环境和生态的重要性提高到文明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的高度，坚持经济和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生态规律，必须落实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上。

这是指导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原则。

为此，必须在本体论、价值论上做相应的变革，为坚持和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生态规律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必须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做相应的努力，要在生态规律的指导下创新发展模式，创建节约资源和环境友好的生产模式、消费模式和技术模式。

由于完整意义上的生态文明尚不存在，思考和建设生态文明应当坚持把重心放在保持文明的可持续发展上。

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理念，1980年首次在联合国制定的《世界自然保护大纲》中被提出；作为一种理论，形成于1987年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作为一种发展战略被普遍接受，是在1992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上。

《我们共同的未来》所提出的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权威定义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旨在促进人类之间以及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

可见，可持续发展的要义不仅是追求经济社会和人的可持续发展，而且是强调必须在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得以保障前提下，谋划经济社会和人的发展。

因为后者是前者的必要条件，离开后者，前者只能是一厢情愿的空中楼阁。

也就是说，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必须既包括人的可持续发展也包括自然的可持续发展；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必须同时调整好3对关系，即当代人之间的关系、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

在这一根本认识的基础上，还要明确认识到，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处理好经济建设与生态维护的关系，理想的状态是实现经济―生态的双赢，实现的过程却只能是在经济―生态的艰难权衡中加以推进。

要在追求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建设生态文明，必须明确认识以下两点。

一是生态环境对人类社会具有巨大影响，而且对许多生态问题人类是不能控制的。

我国学者王嘉川在《气候变迁与中华文明》一文中，研究了气温和降水这两大气候因素对中华文明的影响，得出的结论是：中国近5000年来的气候虽然是冷暖交替，但总的趋势是暖湿期越来越短，温暖程度一个比一个低，干冷期则越来越长，寒冷程度也一个比一个强。

从经济上看，这种情况直接影响到不同地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基本上决定了中国古代的经济重心不可逆转地由黄河流域南迁到长江流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