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希金在中国的接受

普希金在中国的接受

现在中国读者心目中的普希金是十九世纪俄国最伟

大的诗人，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俄罗斯文学的鼻祖，现代标准俄语创始人，他的作品是俄国民族意识高涨以及贵族革命运动在文学上的反映。普希金在自己的作品中提出了时代的重大问题：专制制度与民众的关系问题，贵族的生活边路问题，农民问题，塑造了有高度概括意义的形象：“多余

的人”、“金钱骑士”、“小人物”、“农民运动领袖”。这些问

题的提出和文学形象的产生，大大促进了俄国社会思想的前进，有利于唤醒人民，有利于俄国民族运动的发展。

但是中国对普希金的认识接受过程却是曲折多变的。其中原因包含着中俄文学中的误读现象与时代变迁的关系：中国对普希金的接受有过几次调整，变化中的普希金形象蕴含着诸多误读的成分。而这种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与跨国界的接受中出现的这种调整和误读，是有深刻的时代因素和文化内涵的。

第一，小说家普希金

在普希金的名字自1897年被译介中国后的将近30年间，人们只是见其小说不断被译介出来而未见其诗歌，以诗人著

称的普希金为何却首先以小说家的身份出现在中国读者视

野中呢?这个设问已经跨越了两个民族的文化，不是纯粹民

族文学研究或国别研究所回答的问题了。从比较文学研究的跨文化视域究其原因，大概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当时中国文学界对小说的重视超过诗歌。晚清维新派人士梁启超等人曾大力鼓吹“小说界革命”，他们的

倡导有力的推动了当时的小说创作和翻译。黄和南译介《俄国情史》所写的《绪言》认为：非历史、非传记、而为小说……夫小说有责任焉。吾国之小说，皆以所谓忠君孝子贞女烈妇等为民国镜，逐养成一奴隶之天下。然则吾国风俗之恶，当以小说家为罪首。是则新译小说者，不可不以风俗改良为责任也。可见，译者与评价者在译介这部作品时受当时中国社会思潮的左右，都是有明确指向性的。

其次，是当时中国文学界对富有人道色彩的俄国现实主义的重视超过浪漫主义作品。鲁迅在20年代回忆他当年对

拜伦和普希金等浪漫主义诗人的介绍时说：“他们的名，先

前是怎样地使我激昂呵，民国告成以后，我便将他们忘却了。”鲁迅的这种喜好上的变化其实正反映了辛亥革命以后文坛

审美趣味的变化，如耿济之在为安寿颐所译介的小说《甲必丹之女》撰写的对话形式的序言中，先以友人的口吻强调介绍外国文学“当以写实派之富有人道色彩者为先”，而后指

出在写实派和浪漫派之间虽然不能截然划出一条鸿沟，但特

别肯定这部小说的现实主义精神：“能将普加乔夫作战时代之风俗人情描写无遗，可于其中见出极端之写实主义。”

再次，是当时中国文学界对普希金诗歌的魅力缺乏足够的了解。在那个时代，不少人把普希金仅仅看做是一个“社会的诗人”，对他的诗歌丰富的思想内涵和卓越的艺术价值了解不多。同时，译介形神兼备的诗歌又具有相当的难度，当时中国的翻译界在总体上尚不具备这样的实力。诗歌译介中的这类问题并非局限于普希金一位诗人，其他外国诗人作品的译介也有相似的现象。

《文学周报》这种情况直到20―30年代之交才稍有变化。

1927年第4卷第18期发表了孙衣我翻译的普希金诗作《致诗友》，1933年哈尔滨精益书局出版的《零露集》收入普希金《致大海》和《一朵小花》等九首诗歌。但是，诗人普希金真正为中国读者所了解一直要到30年代中后期，即中国文坛首次大规模纪念这位俄罗斯诗人之时。

第二，革命诗人普希金

如果说，翻译界最初提供给中国读者的是小说家普希金的形象的话，那么，评论对普希金的诗人身份一开始就十分明确，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们为中国读者描绘的更多的是革命诗人普希金形象。

应该说，普希金的这种形象在“五四”时期的介绍中已初露端倪。李大钊的《俄罗斯文学与革命》作为较早谈到普希金的文章，仅提及其《自由颂》一篇，所强调的是诗歌的思想内涵。对其他几位诗人李大钊列举的也大抵是一些为自由而呐喊的诗篇，如莱蒙托夫的《诗人之死》、雷列耶夫的《沉思》和奥加廖夫的《自由》等。李大钊之文反映了当时进步知识分子对普希金的基本认识，其褒贬的尺度与他们的政治观和文学观是一致的。从比较视域追寻共通性的层面上来看，他们对普希金诗歌的接受是在双方共在的审美价值点上完成的。当然，当时有些研究者在强调普希金是“社会的诗人”的同时，也注意到他在艺术方面的成就，如田汉在《俄罗斯文学思潮之一瞥》中称：普希金的伟大首在表现俄国之社会倾向与要求，次在造出能活现国民思想感情之用语。瞿秋白当时关于普希金的一些评述在审美的价值衡量尺度上

也与田汉有着共通性。

接受普希金在经过自1925年至1936年的相对沉寂后，在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进入了活跃期，而且随中国局势变化、左翼文化运动的迅速发展，对普希金的评价开始出现逐步拔高的趋势。这时期举办的三次纪念活动：1937、1947年纪念普希金逝世100、110周年，1949年纪念普希金诞生150周年。期间，出现了很多纪念专刊或纪念集，这是普希金作品跨越了民族、语言、文化与国界在中国的一次大普及。与

此同时，“革命诗人”普希金的形象也开始凸现出来，其被反复译介的是《致西伯利亚的囚徒》、《致恰大耶夫》和《自由颂》等反暴政、争自由的诗篇，茅盾认为“诗人的一生就是一首革命的史诗”，郭沫若称普希金有几点最值得中国读者学习：第一是他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第二是他的为革命服务的志趣；第三是在两种生活原则之下，他发挥尽致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的气概。从研究的比较视域看，郭沫若对普希金诗歌的审美评价大有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阐发研究性质，他把孟子的话语恰如其分的带入对普希金作品的批评中，使孟子的话语与俄国普希金的诗歌在共通的审美价值层面上整合在一起，完成一次崭新的诗学批评表达。

这时期拔高普希金做为革命诗人的形象是普遍现象，如胡风对普希金的评价基本上限于“革命诗人”。在《A.S.普希金与中国》中，他称普希金是“一个反抗旧的制度而歌颂自由的诗人，一个沙皇俄国虐待、放逐、以致阴谋杀害了的诗人”，是“民主革命运动底诗人，旗手”。革命诗人普希金形象在中国文学批评界的出现，与当时中国社会和文学自身的时代语境有关。胡风在上文中这样解释中国左翼文坛只接受“革命诗人”普希金的原因：新的人民的文艺，开始是潜在的革命要求的反映，因而推动了革命斗争，接着也就因而被实际的革命斗争所丰富所培养了。中国新文艺一开始就秉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