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社会的关系(自然辩证法)

科学与社会的关系(自然辩证法)

现代科学以空前的规模和巨大的力量影响着整个社会和人类的智慧,科学知识的社会地位和作用提高得极快。科学与社会之间建立了日益紧密和更加多样的联系。科学正在成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生产“科学化”和“社会科学化”的进程迅速发展。现代科学已经成为社会进步的强大杠杆。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科学对社会的双重性作用也逐渐显现出来。科学发展与人类的生存关系问题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社会是由个体的人所组成的共同体，在广义上说与它相关联的还包括人的本质力量能够达到的人化世界，在狭义上说它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科学和科学家在社会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科学观念的影响程度，科学团体因公平的洞察力而得到的声誉，给予科研和教育的优先权，都已对国家的成功做出贡献。科学的前沿领域从未像现在这样前途远大，充满机会。从纳米技术到生物工程、弦论、空间科学，我们正处在一个发现与创新的时代。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充分利用这些机遇，尽全力改善人类健康、福祉和安全，并使公众更多地了解、尊重和鉴赏科学。我想引用古希腊人所谓的“集市”这一简单隐喻来说明这些概念。它是历史上社会各阶层和“一般大众”间发生相互作用的场所。政府占据四分之一，包括决策者、立法者、官僚、管理者、法院以及法律本身。工业和私有经济部分，从商人到公司，占据它们自己的财产份额。宗教部分，即教堂、清真寺、犹太教会堂、寺庙，占据它们在集市上的位置。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学术界——塑造未来的教育家和学生。这种集市就代表了社会关系。这个集市是公众选择“真理”（或者换种不同的说法，社会将接受的“事实”）的地方。这是领导者做出公开政策决定的地方。但是，科学在扮演着什么角色？科学家在这个舞台上处于什么地位？科学家的作用如何决定公共政策的形成即科学与社会的实际关系？在我们试图用图来表示我们这个时代——21世纪初——的集市之前，理解若干关键趋势的趋同是十分重要的。趋同现象深深地嵌刻在科学和工程研究本身，即多学科性倾向。想一下纳米技术的高速发展。如果之前有人让你为军人设计更有效的装甲，你会以研究分子水平上的物质操作作为开始吗？可能不会。然而，纳米技术——在原子或分子水平上操作物质的技术——的研究者已经在为军人开发能够在战场上迅速活化的“动态盔甲”形式的坚固防护服方面取得很大进展。还例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科学家们已经开发

出一种自组装蛋白凝胶，它可以刺激加快细胞增长的生物信号。利用细胞、工程材料和生物化学因素的一种组合，这种凝胶可以替换、修复已损坏的组织或使其再生。因此，在许多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多学科性中，存在一种固有的联系。

在一定意义上，社会可以看作人们在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整体。科学作为一种求真的活动是人的实践活动的重要形式，它所形成的认识模式及认识成果深刻地影响了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构成社会关系的重要组成方面，因此可以把科学看作社会的某层次的子系统。社会作为一个有组织的系统至少有两个基本性质：其一是社会必然处于发展运动中，其二是需要保持自身的内稳态。社会的一切子系统都首先要维持这两种性质，科学也不例外。

首先科学作为独立的认知活动和知识体系，在一定意义上具有自我发展的能力。就其自身而言，一方面新的认识成果的形成和应用往往会引发新的问题，新的问题又会激发新的探索；另一方面随着知识的积累，科学方法和科学工具得到不断的改善，整个科学的发展就呈现惯性加速的运动。科学的迅猛发展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的发展。社会作为一个系统具有维持自身稳定的功能，因此随着科学的发展，社会其它子系统也随之在一定范围内进行调整，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

其次，社会各子系统之间的协调是有一定限度的。大部分子系统并没有科学所具有的自我加速的性质，因此当科学发展过于迅速时，各子系统之间的信息交流就有可能无法或来不及达到平衡，当这种失衡超过社会系统维生功能所允许的限度时，系统就有可能瓦解。科学的本意是以主体的人为中心，以满足人的需要为最终目的，但是这种“人的需要”由于科学对价值领域的渗入而已经被片面地理解，单向地体现了自在的人的某些方面，已经与自在的人分离。这样，在价值领域与科学领域的互相交流中，信息输入输出就处在完全不平衡的状态，这种失衡必然深刻地影响到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

子系统之间的失衡已经反映到人的主观意识中，所谓后现代主义、反科学主义思潮就是反映了人们在这种失衡状态下的焦虑和不安。但是如果从系统的观点来看，交流的失衡是必然的过程，思想的反思不足以消解矛盾。可以说，随着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整个社会包括思想文化领域都必然要发生重大的调整。

社会作为有机的系统，必须处于发展运动的过程中，它体现在系统内部各个子系统的彼此消长和调整中，基本的推动力就是科学。因此不能因为科学发展过程中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而否认科学的巨大作用，更没有理由也无法阻挡科学发展的历史潮流，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作为理性的主体不能放弃对科学自身的反思。无论如何，科学作为人所具有的手段是为人所用的，它不应该超越主体自身。

首先应当辨证的认识科学自身。科学的确定性离不开人，科学无法产生脱离主体的纯粹真理。同时科学具有自己相应的研究领域，不能代替其它领域，就像不能因为科学的饮食而忽视对美味口感的追求一样。

其次，要努力实现科学与社会的良性互动。科学发展所带来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科学与社会的隔绝，以及科学与其它领域之间信息交流的失衡。在

认识活动中，应当加强科学领域与价值和审美等人文领域的相互联系。通过人文领域的渗入来规范指导科学发展的方向，以抑制科学自我发展所可能导致的负面影响，同时对科学向人文领域的渗入应当限定在良性的范围内，不能以科学的观念去代替价值观念和审美观念。在物质实践过程中，应当强调科学的手段意义，通过实践的历史发展来应用科学在改造世界过程中所产生的负面后果。对作为科学主体的科学家要努力消除由于分工的细化而产生的知识面的狭窄．要强调科学家对人文领域的关注。

总之，在人类享受科学所带来的种种成果的同时，也应当对其所带来问题有清醒的认识，只有真正实现科学与人和社会的交融，才能促进人的全面健康的发展，实现对真善美统一的追求。

科学依赖于其存的社会，每个人都明白“各种不同的社会影响对科学发展的重要性”，但是直到二十年代所谓的“纯粹科学”的观点的出现，我们才区分开纯粹的科学和完全未受社会影响的科学。之前并没有那么详细的了解和区分这一观点的纯粹性。然而，一系列社会事故的发生，引起人们在社会对科技的影响性问题上发生变化，例如三十年代世界性的经济萧条时期对“对科学的破坏”；纳粹德国的兴起，它对“亚利安科学”的鼓吹，以及它对犹太科学家的暴行；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原子弹的爆炸中它对科学之急迫的、大规模的应用达到顶点等等。这些时间使人们越来越多地意识到社会对科学的影响，而极端的“纯粹科学”是不能站得住脚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相当直接并且详细地断言，科学依赖于它存在于其中的社会。但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重点在于研究经济因素对科技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用“经济因素所指的常常是一种意义不确定的范畴，充斥着实际上不同的成分。社会对科学的影响具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即其影响多样，依据当时的时代背景不同，其影响强弱也不同，呈现出时而强烈，而另一时段又相对较弱的情况。并且科学对社会的影响从来都不是连续的。正是由于这些特征，所以对于度量社会对科学的影响来说，我们只能用粗略的技术进行衡量，但是，这种粗略的度量不是重要的。物理学可能会受到一种社会因素的重要影响，例如二战时期；但另一个时候，一个社会因素可能会更强烈地影响生物学，并且这个因素没有触及物理学的领域，而这个社会因素又是相对的，其重点有可能会出现逆转，甚至转移至其他领域，如化学。这是一个十分复杂而又多变的过程，但是，这个复杂的过程的意义并不在于其复杂程度已经超越了我们的理解力和语言表达能力，意识到科学其内在的各个部分之间以及各种不同的社会因素之间存在着不同的联系才是更重要的，这是我们必须尽可能多认识的部分。

科学存在自身的相对自主性,虽然人类科技史上每一次科学的进化都是取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