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小农经济——生产与生活(1)(一)

中国历史上的小农经济——生产与生活（1）(一)

本文所要讨论的小农济经，不仅仅是小农的“生产”，更重要的还在于小农的生活。而以往有关的小农经济的讨论，往往只涉及“生产”，亦即小农的主业和主要副业——粮食和纺织原料及其成品生产。这样的讨论，忽视了中国历史上的小农经济所赖以生存的更多的必要条件，也不能解释这种小农经济为什么能够持久地提供高额的赋税和地租，对小农经济的理解是远不够充份的。1、小农家庭的人口规模及其贫困这里要讨论的不是小农家庭人口多寡与贫困的关系。把这两个问题放在一起，无非是要对中国历史上的小农经济作一个静态的描写，以便突出我们的研究对象的最一般的状况。中国历史上小农经济的人口规模，在孟子那个时代，一些地方可能普遍是“八口之家”。1]1但是，比孟子早约一个多世纪的李悝，在谈及小农经济时却说是“一夫挟五口”。2]2到了汉代，晁错也说“今农夫五口之家”。3]3汉以后的人，言及小农经济，往往说是五口之家。但也有说“十口之家”的。《管子》这么说，历代也都有人这么说。《管子》、《孟子》还说“数口之家”，后来这样说的人也很多。可见，战国以来的小农经济，五口之家虽然很普遍，而少于或多过这个数目的小农家庭也很不少。这里有必要事先点明的是，这样的小农经济，其生产和消费是独立的；惟其自给自足的能力不足，则必须通过市场交换而获得补充；又由于生产规模狭小和生产力水平低下，其所能提供的产品极为有限。按李悝的计算，战国时，一个五口百亩之家，每年收获的粮食（粟），除去什一税和口粮，所剩无多，远

不足以应付家庭的正常的开支；何况人家总有不时之需，政府于什一税之外也还有不时之征。4]4据此，我们可以认为，这样的小农家庭，通常只能尽量在生产和生活上减少开支；除了缴纳政府的货币税，他们在一般情况下总是尽量压缩对市场的需求，生活过得非常艰苦。《孟子》卷1《梁惠王上》：“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五十岁以上的可以穿丝，七十岁以上的可以吃肉，全家可以吃饱饭，这是孟子所期望的他那个时代小农之家所能过上的最幸福的生活。这样的幸福生活，李悝笔下的五口之家的小农是过不上。而对于晁错笔下汉代的五口之家的小农，这简直就是天堂了！所以，孔子所谓“耕也，馁在其中矣”，5]5决非虚语。汉武帝的时侯实行食盐官营制度，一个盐价上涨，就弄得贫苦的农民只好“淡食”。6]6这是那时小农生活极端困苦的一个明证，而非贤良文学们的过甚之词。

2、战国、秦汉时期农业“低投入－产出”的形成以上所言，表明战国和秦汉时期的小农生活开支，已经低得不能再低了。而为了维持小农经济起码的生存条件，小农除了必须在生活上尽量减少开支，也还必须在农业生产的投入上尽量减少开支。《管子》上说，战国时期小农必备的种地工具，不过“一耜、一铫、一镰、一耨、一椎、一铚”。7]显而易见，那时起土、碎土、锄草和收割，用的都是人力，投入是很低的。到了西汉时，小农或许已有使用牛耕的。考古发现的西汉木铧犁，或许就是小农有牛之家使用的。但这也只能说明，那时铁的价格很贵，

小农即便养得起牛，却未必买得起铁铧犁。汉宣帝时，龚遂为渤海太守，“民有带持刀剑者，使卖剑买牛，卖刀买犊，曰：‘何为带牛佩犊！’”8]这是当时铁器价贵的明证。难怪汉武帝实行冶铁官营，一抬高铁农具的价格，贫苦农民只好“木耕手耨”。9]这也不会是那些贤良文学的过甚之词，而同为当时小农生产低投入之明证。西汉的小农经济在生产和生活两个方面的低投入早就抵于极限。一些听起来比较极端的情况，实际上却具有很大普遍性的。晁错描述当时自耕农的生产和生活：“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繇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10]董仲舒比晁错讲得更甚：“古者税民不过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过三日，其力易足。民财内足以养老尽孝，外足以事上共税，下足以畜妻子，故民说从上。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又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汉兴，循而未改。”11]董仲舒认

为，这样的情况是从秦国商鞅变法开始的，汉朝的问题在于“循而未改”，这不尽符合事实。此不论。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小农就其所从事的主业而言，的的确确已被剥夺得没有了自己的经济，而纯粹沦为国家或地主的劳动工具。3、中国历史上的农业高剥削率从战国到秦汉，中国的小农经济所具有的最基本的特性，就是低投入和低产出。在其后的中国经济史上，由于高额的租税剥削，这种情况甚至变得更加严重。明末清初的黄宗羲，论及魏晋以下自耕农所受赋税压迫之沉重，曰：“魏晋有‘户’、‘调’之名：有田者出租赋，有户者出布帛。田之外复有户矣。唐初立‘租’、‘庸’、‘调’之法：有田则有租，有户则有调，有身则有庸；租出谷，庸出绢，调出缯、纩、布、麻。户之外复有丁矣。杨炎变为‘两税’：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虽租、庸、调之名浑然不见，其实并入庸、调而入于租也。相沿至于宋，未尝减庸、调于租内，而复敛丁身钱米。后世安之，谓：两税，租也；丁身，庸、调也，岂知其为重出之赋乎！……有明两税，丁口而外，有‘力差’，有‘银差’。盖十年而一值。嘉靖末行‘一条鞭’法，通府州县十岁中夏税、秋粮、存留、起运之额，均徭、里甲、土贡、顾募、加银之例，一条总征之，使一年而出者分为十年，及至所值之年一如余年。是银、力二差又并入两税也。未几而里甲之值年者，杂役仍复纷然。其后又安之，谓：‘条鞭，两税也；杂役，值年之差也。’岂知其为重出之差乎！……万历间，旧饷五百万，其末年加新饷九百万，崇祯间又增练饷七百三十万；倪元璐为户部，合三饷为一，是新饷、练饷又并入于两税也。…嗟呼！税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