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孔子经济管理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论孔子的经济管理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摘要在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统治者和决策者们所关注的是政治、宗教、思想、军事的管理，他们站在“修身治家齐国平天下”的认识高度上，认为“君子谋道不谋食”，追求道义、舍生取义才是君子所为，而产生于这种语境下的古代经济管理思想，就不可避免地带有“道义”与“荣利”之争的色彩，并在孔子的言行中表现得非常充分。本文将从“义利观”、“富民观”、“节用观”三个方面来研究孔子的经济管理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关键词：孔子经济管理思想现代意义

中图分类号：i20 文献标识码：a

在现代社会中，经济建设一直是每个国家最重要的工作，发展经济一直是国家的总目标和大政方针。所以经济管理思想的发达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思想水平，并带动着其它领域思想的发展，经济管理遂成了现代管理学的主要内容。而在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统治阶层的观念恰恰与此相反。春秋时代的统治者和决策者们所关注的是政治、宗教、思想和军事的管理，他们站在“修身治家齐国平天下”的认识高度上，认为“君子谋道不谋食”，追求道义、舍生取义、谋求政治理想才是君子所为，而产生于这种语境下的古代经济管理思想，就不可避免地带有“道义”与“荣利”之争的色彩，其在先秦时代的代表人物孔子的言行中表现得非常充分，所以可以通过孔子的经济管理思想来洞察先秦时期人们的经济管理思想，从而看出其与现代管理思想的差异和值得借鉴之处。本文将从“义利观”、“富

民观”、“节用观”三个方面来研究孔子的经济管理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一义利观

“义利观”指的是物质利益与道德标准之间的关系及人们如何看待二者之间关系的伦理观念。这种“义利观”的理念起源于西周前期。《礼记·中庸》有云：“义者宜也”，就是说“义”应当是一种适宜更多人的利益的举动，应当适应和谐人际关系、和谐社会的道德标准的要求。因此《国语·晋语》中晋大夫丕郑有云：“义以生利。”《国语·晋语二》晋大夫里克亦有云：“夫义者，利之足也。……废义则利不生。”《左传》成公十六年楚大夫中叔亦云：“义以建利。”在这种早期的“义”与“利”之间的关系的论述中，都显示着“利”必须建立于“义”的基础上的伦理观念，并且深深地影响到孔子的经济管理思想。他紧承上代的“义利观”，并指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论语·里仁》），这就说明，孔子认为：追求“利”是人的天性，享受高等的物质生活也是人的天性之一，人类的社会发展目标也正是在争夺“富贵”、抛弃“贫贱”的过程中形成的，为了实现对“富贵”和“利”的追求，才会导致了社会的失衡、人际关系的颠覆与战争的产生，于是就有了“义”与“不义”之分。在采取获得“富贵”和“利”的行为的时候，应当用一个最基本的道德标准去约束衡量，那就是“道”的约束力量。“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这里所说的“道”，就是

真诚的、以人为本的道德力量，也就是先秦人士特别崇尚的“君子之道”，也就是孔子一直提倡的“仁德”观。宋代的理学家朱熹所撰的《论语集注》卷二注释此句时云：“不以其道得之，谓不当得而得之，然与富贵则不处。”朱熹是说如果以非法的手段得到了富贵，那并不是真正地得到了富贵，也不是一个长久的富贵，于是人处于这个虚假的富贵里也很难得到和谐长久的相处。孔子一直主张“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孔子认为君子的本质是“仁德”，离开了“仁德”就不能称其为君子，哪怕是在极短暂的时间里、极小的事情上离开了“仁德”的标准，都会有损君子的品德。所以孔子深刻地提出了“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依于利而行，多怨”的经济管理指导思想，这种义利观得到了后世儒家学者的传承，这就是后世所谓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经济管理观念的根基。用现代的眼光看之，这种“以义取利”的经济管理思想就是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经济观，就是在互利互惠的前提下，以诚实的经营、公平的竞争来取得自己应得的利益的做法，这才是古代先圣们一直提倡的真正的“义以建利”的思想，换句话说，就是人类既要谋利，又要不断地促进社会道德标准的提升，还要保障社会环境的和谐，这才是最符合“君子之道”的经济管理思想。二富民观

孔子虽然“罕言利”，并时时表现出对直接从事经济活动者的轻视，也时时表现出对安于贫贱生活的颜回的夸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但孔子并不

反对国君应当为民谋福利，让自己国家的百姓都“富且贵”，都过上更好的物质生活。为此，孔子曾指出：“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一个“有道”之国，一定是一个有才能的人能受到重用的国家，一定是一个有着较高道德水准的国家，也是每个人的能力都能得到充分发挥的国家，所以在这样的国家里，在这样一个人才济济的国家里，有才能的人本来就有能力带领百姓过上好日子，却没有让百姓过上好日子，应当是国家统治者的耻辱，也是没有充分发挥人才优势的表现。因此孔子到卫国时，看到卫国百姓很多，人丁兴旺，便赞叹地说：“庶矣哉！”冉有问他人口多了之后还要再做什么，孔子曰：“富之”。很显然，“富民”是孔子追求的一个理想社会的重要标志，也是统治者政绩的一个重要表现。为此，孔子也曾把他最欣赏的安贫乐道的颜回与不安于贫穷的子贡进行了一番比较，他说：“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这段话是说颜回虽然很有精神和气质，也学到了真正的学问，但却很贫穷，不能得到更好的物质生活；而看起来并没有学到多少知识的子贡（赐）去经商，却屡屡因为其眼光独到、判断准确而获得了财富。孔子此话虽然没有贬损安贫乐道的颜回的意思，但却有着强烈的称赞子项的经商才能的含意，也可以看出孔子对于学术与实际能力之间的关系的思考，孔子已认识到仅仅有学问而不能得到好的物质生活的人，其实也是一种缺憾。

孔子还充分地认识到了经济状况富足给国家带来的良性循环，他

指出：“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论语集说》中对“惠而不费”一句的解释云：“因其所利而利之，如置之田产，教之树畜，通工易事之类皆是也。”这是说国君要教给百姓一些治富之道，如种植、养殖、手工技艺和生产技能等，让百姓通过正常的致富手段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从而达到富裕的目的。只有在国君的带领之下使百姓富足了，百姓才会对国君更信服，从而进入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的良性循环，魏何晏所撰的《论语集解义疏》卷九对“惠则足以使人”一句的解释云：“人君有恩惠加民，民则以不惮劳役也。故江熙曰，‘有惠则民忘劳也。’”这就是说当国君带领百姓致富后，他的威信就提高了，凝聚力也增加了，百姓会更乐意于为国君服劳役，更有爱国之心，因此国家也就更有向心力了。由此可见，孔子的富民观不仅让百姓过上了比较好的物质生活，更让国家有了强大的精神内涵，从而达到了更高的道德水准，这与孔子一贯提倡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义利观”是一脉相承的。

孔子的这种富民思想得到了后世儒学者的传承，孟子亦指出：“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孟子的话是说一个国家的百姓，必须享有一定的物质生活，这种物质生活的标准就是使其父母妻子在正常的年景里吃饱穿暖，在饥荒的年景里免于死亡。从现代的意义观之，一个国家富足了，政府的公信力就会大大提高，百姓的精神面貌也得到了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