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思想及其现实性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年第$期

摘要：现代性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应包括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方面。五四运动时期及后来相当长的

历史时期，中国正是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政治上实行专制独裁统治。唯一能符合现代性的是“五四”期间的思想启蒙运动。但“五四”运动以前的严复、孙中山都开始了思想启蒙。在中国思想史上，严复应是近代与现代的界碑，其表现是对近代社会文化观———中体西用的批判。严复的现代性思想十分丰富，本文仅取现代性的根本价值———自由来说明。严复通过撰文、翻译、著书，全面介绍和阐述天赋人权论和西方经济学、伦理学、法律学、政治学意义上的自由主义思想。他不仅是中国倡导自由主义第一人，也是中国进行现代思想启蒙的第一人，他作为中国现代第一位思想家是当之无愧的。

关键词：严复；现代性；自由观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

"#$"%&’()*)((#+($%((&,%(’作者简介：王岗峰，男，福建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一

为什么身处近代的严复，其思想是属于现代的？关于近代和现代的区分，我们可以先看看什么是现代。在西方学者看来，按照后现代主义者和哈贝马斯的共同理解，从历史时期讲，现代是从文艺复兴开始，经启蒙运动到!"世纪&"年代。康德于’$()年专门写了“什么是启蒙”的文章，米歇尔・福柯曾把这一文章视为“现代性态度的纲要”黑格尔将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视为现代社会的三大成就。哈贝马斯进一步说明这三大历史事件都建立在主体性原则基础上，这主体性原则确立了现代文化形态。这是一个新的社会知识的时代，它用新的模式和标准来取代中世纪已经分崩离析的模式和标准，它的自然科学、道德观念和现代艺术都是以个体自由为前提的。现代性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安东尼・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是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的简略表述。说得更详尽一点儿，现代性包括：（’）一系列特定的对世界的态度，即这样一种世界观，其对由于人的介入而导致的历史转变持开放的立场；（!）错综复杂的经济组织，尤其

是工业生产和市场经济；（*）特定领域内的政治组织，

包括民族———国家和广泛民主。”+’,

这三个方面，有的社

会学家更注重物质的、经济的方面，包括马克思、吉登

斯。吉登斯说他看重马克思，“在现代社会中，经济影响

比以前社会类型更突出、更深远，而这些都是围绕着资

本主义的诸种制度而被结构化的。”+!,

另一些社会学家和哲学家更注意意识形态的方面，如马克斯・韦伯认为关于世界的祛魅以及传统权威类型与传统理解方式的

终结，是最接近对现代性的准确理解。+*,

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性的本质是去综合和控制一切。”进一步地，海德格尔点出了这种态度由于下列的存在会被瓦解的可能性，“即现实太巨大了，以至于不能被完全地算计和

把握。”+),

福柯主张将现代性理解为某一种特定的态度，而不是特指某一个特定的时代，“与其想要把‘现代时期’同‘前现代’或‘后现代’时期区分开来，不如更好地探索现代性的态度，探索现代性自形成以后，以及自从它同‘反现代性’的态度发生争执以后的那种特殊

态度。”+&,

从历史时期看，中国的现代性被认为是从’-’-年的“五四”运动开始的。这是因为当时思想启蒙的新文化运动，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因为“五四”运动是彻底的反帝反封建运动；因为无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但是，从综合上看，中国还处于农业文明历史阶段，达不到工业文明，很难说步入现代社会。尽管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反证了中国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的发严复思想和现代性

王岗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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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但中国依然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缓慢，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政治上，帝国主义列强通过军阀干预和分裂国家政治，对人民实行独裁统治。这种经济、政治状况在“五四”运动后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没有明显改变，即使按杰姆逊划分法，将中国列入帝国主义的附庸，作为资本主义现代世界的条件，也不应该在“五四”运动时期，而应该在%&&’年，即帝国主义列强在柏林召开讨论对非洲瓜分的会议为标志，而中国大约在中日甲午战争前。

最能说明“五四”属于现代的，还是按福柯他们的说法，将现代性理解为一种态度、世界的祛魅、思想的启蒙。陈独秀最先喊出了民主与科学的口号。在这两面旗帜下，三大思潮相映成趣。但将现代性理解为思想启蒙应不仅在“五四”运动时期，在此之前严复的《天演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影响绝不亚于胡适、陈独秀、梁漱溟、李大钊、鲁迅等。曹聚仁先生在!"年中阅读了’""种以上的回忆录，而回忆录的作者基本上都看过《天演论》。(#)在《天演论》影响下，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意识深入人心，救亡图存成为全体中华民族的自觉行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作为近代与现代思想的界碑非严复莫属，其突出表现为严复对“中体西用”观的批判。

二

“中体西用”观是中国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时期，即近代社会的文化表现。当西方列强用舰炮轰开中国国门时，民族英雄林则徐为“制夷”而“探索夷情”。魏源又进一步发展到“师夷”，

“以夷制夷，以夷款夷，师夷长技以制夷”。($)为御敌、救国而图自强，不得不对外开放师夷长技，还必须冲破文化专制主义的重要障碍。“中体西用”观就是在当时中央集权统治下最能被接受的一种文化观。它最初由林则徐的学生、洋务派领袖李鸿章幕僚冯桂芬提出：

“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就是此后洋务运动中处理中西文化的基本模式——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蓝本，后经李鸿章、张之洞而形成比较系统的理论体系。李鸿章用道器关系阐明之：

“中国所尚道者道为重，而西方所精者器为多。……欲求御外之术，唯有力图自治，修明前圣制度，勿使有名无实；而于外人所长，亦勿设藩篱以自隘，斯乃道器兼备，不难合四海为一家。”(*)后来从“道器”又引申出“形上形下”之说，

“盖中国所宗者，形上之道；西人所专者，形下之器。”“求形下之器，以卫形上之道”

（汤震）。(%")加上“主辅”、

“本末”、“体用”都是讨论中西文化关系，中学是体、本、主、道、形上，永恒不变的圣人之道、封建礼制是中学之体、根本，在与西学关系中是占主导地位。西学是用、末、辅、器、形下，将西学看成是中学的末节、具体的表现和起辅助作用的。

新洋务派领袖张之洞被梁启超称之为“中体西

用”的“最乐道之”者，他在《劝学篇》中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该思想。张之洞认为，世道更迭、人事兴衰的表象是政治变动，而本质是文化变迁：

“其表在政，其里在学”。(%%)对于危及国家民族生存大危机和中西文化撞击，守旧者拒斥西方文化，革新者忘了根本。排外则无法获制敌之术，忘本则有损名教纲常。因此，该书分为两大部分，其宗旨是：

“《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兹《内篇》所言，皆求仁之事也，

《外篇》所言，皆求智求勇之事也。”(%!)《内篇》强调“中学为本”，捍卫封建伦理纲常，以反对康梁“新学”。

《外篇》强调“西学为用”，寻求救国图强之术，以反对守旧派。

对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观最先提出质疑是守旧派。大学士倭仁一句名言：

“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道出了守旧派的一个原则：

“礼义为本，技艺为末”。在他们看来，

“此时当务之急，不在天文，而在人事；不在算学机巧，而在政治修明”

（杨延熙）。(%,)政治问题才是国运衰败的原因，在当时政治状况下，叫人们去学习天文算术、制造机器轮船，是不能达到自强的目的。这就将政治与科学技术、“礼义之本”与“技艺之末”、

“中学”与“西学”绝对对立起来。在政治衰败情况下，仅靠技艺利器不足使中国自强，原本是正确的判断。解决办法必须双管齐下，政治上必须革新，而不是守旧。但他们坚守“礼义为本”，政治不修明，技艺也不学了。

对“中体西用”观的质疑还来自洋务派内部的激进分子。福建按察使郭嵩焘在海防之议后期提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故先欲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西法之基，所谓其未遑而姑务其末者。”(%’)“西洋立国有本有末”论既对守旧派“本末”论的有力驳斥，又是对“中体西用”论的超越。既然肯定西洋“有本有末”，那么中西分本末，分体用的论断是不成立的；既然肯定西洋立国有本，那么“采西学”就不仅限于技艺之末，也可以是“朝廷政教”这个“本”；向西方学习可以先学其“末”，为的是打下“循用西法之基”，

“姑务其末”为的是进而务其“本”。

实业家郑观应的思想是维新变法思潮的先驱，他借两广总督张树声言论表达自己的观点：

“善夫张靖达公云：

‘西人立国具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其驯致富强亦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这是对郭嵩焘“西洋立国有本有末”论的发挥，突出指明西人立国之“体”包括“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这些政治制度内容，批评洋务派“遗其体而求其用”。但论述中西学关系时，又说“合而言之，则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将西学“本”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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