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的货币流通与通货膨胀

三国时期的货币流通与通货膨胀汉末丧乱，董卓破坏钱法，铸造劣质小钱，引起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三国时期的货币流通秩序也因此受到严重影响。

魏、蜀、吴政权面对这次经济危机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方法，北方的曹魏政权主要采取不铸钱与赋税改收实物的办法；南方的吴、蜀政权则以铸造大钱的手段予以应对。

由于经济破坏严重，货币政策不合时宜，导致了整个三国时期货币制度混乱，通货膨胀持续增长，为此后实物货币兴盛、“中古自然经济”的出现揭开了序幕。

标签：董卓铸钱；通货膨胀；五铢钱；中古自然经济；由于长期分裂割据与战祸连绵，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经济受到了严重破坏。

就货币流通方面而言，此时期很多区域都不曾铸造钱币，市场上的交易多以布、帛等实物作为支付手段，货币的流通与使用较之前兴盛的两汉时期有了极大退步，全汉昇先生据此提出了“中古自然经济”①这一著名论断。

总之，以巨大经济波动为标志的自然经济时代成为中古时期一个重要的历史特征，它的影响深入社会各个方面。

作为中古时代的开端，三国时期同样存在着货币制度混乱、通货膨胀严重等情况。

遗憾的是，学术界至今对这一现象关注较少。

②本文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文献记载入手，结合近些年考古发掘出土的货币实物资料，对董卓铸钱引起的通货膨胀以及此后魏蜀吴政权货币政策失败造成经济混乱的状况进行详细考察，并由此得出结论：三国时期在从市场经济繁荣到自然经济出现这一转变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可视为中古自然经济的开端。

一、董卓铸钱与汉末通货膨胀东汉早中期延续了秦代和西汉政府对铸币权的垄断，以及“行钱”等制度，导致了东汉长期通货膨胀。

③汉末经济面临崩溃之际，董卓私自铸造质量低劣的货币，引起更为严重的通货膨胀，不仅加剧了之前恶劣的经济形势，而且制约了三国时期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汉献帝初平元年（190），一系列大规模的军事活动之后，董卓集团的经济压力大为增加，为了解决经济上的问题，遂“纵放兵士，突其庐舍，剽虏资物”④。

“董卓收诸富室，以罪恶诛之，没入其财物，死者不可胜计”，“又使吕布发诸帝陵及公卿以下冢墓，收其珍宝”。

⑤当然，仅仅依靠掠夺富室与盗挖贵族陵墓是远不能解决经济问题的。

为了达到长期搜刮钱财的目的，董卓决定“悉坏五铢钱，更铸小钱，尽收长安及洛阳铜人飞廉之属，以充鼓铸”。

为了铸造钱币，董卓到处搜集铸钱所需要的铜材，这些现成的“铜人”“飞廉”不仅降低了铸钱成本，而且有效地解决了原材料匮乏的问题。

但董卓此次所铸钱币较之前流通的两汉五铢钱体型小了很多，“又钱无轮郭，文章不便”，⑥质量低劣。

《三国志》卷六《魏书·董卓传》称这种钱币“大五分，无文章，肉好无轮郭”，且未经过打磨工艺处理，⑦可见此种小钱轻劣的程度。

近些年考古出土的货币实物也可以证实史书中的记载的确属实。

1987年，河南许昌汉魏故城发现大型钱币窖藏，共出土铜钱335公斤，许昌博物馆取其中40公斤作分类实测，在约32550枚铜钱中轻劣小钱约占总数的41.5%，计13520枚。

其中有11310枚小钱穿广径小、肉质薄劣，最大直径17毫米，最小者不足10毫米，一般重量不足0.5克，无内外廓，或无文字、或文字漫漶，不足以辨认，这种劣质小钱被钱币学界认定为董卓所铸造的钱币。

⑧虽然史籍中多认为董卓铸造的钱币“文章不便”（作者注：此处应该是“辨”，意为钱文不可辨识），但这种劣质的小钱一定是与之前东汉时期所流通的五铢钱有着相同的面值，即“五铢”。

以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东汉灵帝中平三年（186）所铸“四出五铢”钱为例，最重者为4.3克，最轻者为2克。

⑨新铸造的小钱与之前流通的大钱面值相同，但是重量却相差了4—8倍。

由于金属铜在古代一直是代表着固定价值的稀缺资源，董卓通过铸造面值与之前相同、但重量大为缩水的货币来换取百姓手中贮藏的足值货币，达到进一步搜刮财富的目的。

董卓的这次铸钱行为，在当时引起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导致物价飞涨，特别是粮食的价格，“谷一斛至数十万”⑩。

关于当时的物价，史书记载并不一致。

《资治通鉴》记载为“谷石至数万钱”B11，而《晋书》则记载“是时谷一斛五十万，人相食啖”B12。

虽然前者是使用容量单位“斛”来计算，后者使用重量单位“石”，但二者在汉代是相等的，均为十斗。

B13如果我们细心考察就会发现，史籍中所记载的谷价，不管是一斛几万钱或是几十万钱，如果都以每枚0.5克来计算的话，其铸钱所用铜料本身的价值绝对远超过粮价，所以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只不过是史家对此次物价飞涨的夸张描写而已。

虽然“谷一斛至数十万”是夸张的描写，但董卓此次铸钱引起了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却是不争的事实。

B14中国古代金属铸币流通了两千多年，按照其规律，铜钱造成通货膨胀大约有三种情形：第一，钱体减重所带来的通货膨胀。

尤其是“半两”“五铢”钱，这种标明重量的货币，在不改变其法定重量的前提下，有意识地减少钱币本身的重量（即实际重量仅为名义重量的几分之一甚至更少），造成货币贬值，使钱币的购买力降低，引起物价上涨，形成通货膨胀。

第二，扩大钱币面额形成通货膨胀。

钱币本身的重量增加不多，而钱币面额的价值则大幅度增加，使铜钱的名义价值超过了其本身金属材料的价值，这种扩大面额的办法按几何级数贬值，比铜钱减重所引起的通货膨胀更为严重。

第三，改变币材的金属成色与成分而造成通货膨胀。

在铸造钱币过程中，以廉价金属，如铅、锡等代替铜材料，改变钱币本身价值，使其贬值。

B15董卓这次所铸之钱，不仅铸工粗劣，币材不良，而且较之前两汉通行的五铢钱减重达4至8倍，严重扰乱了当时的经济秩序，引起通货膨胀，以至于市场上钱币无法正常流通，史书称“自是后钱货不行”B16。

学术界大都认为，董卓此次铸钱行为导致了中国古代商品经济由强盛逐渐转向衰落。

这次铸钱所带来的恶劣后果是严重地制约了此后三国时期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加之政府并没有及时制定符合时宜的货币政策，诸如曹魏的不铸钱政策与赋税改收实物，这些货币政策对当时的经济环境产生了破坏性影响，以致最终形成了三国时期货币混乱的局面，由此也揭开了中古自然经济的序幕。

二、曹魏政权不铸钱政策与实物货币流行由于统治区域同处北方中原地区，董卓小钱所引起的通货膨胀对曹魏政权影响最大。

曹操掌握政权以后，立即采取一系列恢复经济的措施，以此减轻董卓小钱所带来的破坏。

建安元年（196），采用枣袛、韩浩等人建议，在许昌地区招募农民，始兴屯田，“是岁乃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

于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积谷。

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

”B17此后，屯田的规模与区域不断扩大，有史料记载邓艾等人在淮北、淮南地区的屯田有两三万人之多。

B18此次施行之屯田政策对国内经济环境的恢复十分重要，之前“鸡犬亦尽，墟邑无复行人”“野荒民困”B19等现象得到了明显改善，国内粮食也因此储备充盈。

与此同时，建安九年魏武下令：“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兴发。

”B20此次政府所征收的田租较东汉晚期减轻了不少，而且最为重要的是，征收对象为实物田租。

由于屯田主要由政府与军队负责，国家直接参与了经济管理，保证了社会经济在通货膨胀影响下的正常运转，而且征收实物田租也很大程度上抵制了劣质小钱的流通，因此自董卓铸钱引起混乱之后的第十七年，即建安十三年，曹魏政权才第一次宣布罢董卓小钱，还用五铢，“及献帝初平中，董卓乃更铸小钱，由是货轻而物贵，谷一斛至钱数百万。

至魏武为相，于是罢之，还用五铢。

”B21这一次曹操只是恢复了东汉时期流通的五铢钱，并没有自己铸造钱币。

B22但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是时不铸钱既久，货本不多，又更无增益，故谷贱无已”B23。

由于当时“不铸钱既久”，而且东汉时期遗留下来的五铢钱经过董卓搜刮之后，市面上所剩无多，这个时候由于钱币稀缺，反而造成了“钱贵物贱”的通货紧缩现象。

此后国内兼并战争逐渐减少，市场经济逐步恢复稳定，黄初二年（221）三月，魏文帝曹丕便再次恢复了五铢钱的使用。

可是，这次“初复五铢钱”的政策仅仅执行了七个多月，到了同年十月，便又“以谷贵，罢五铢钱，使百姓以谷帛为市”B24。

史料中的“初复”应该是指恢复了上次曹操确立使用东汉五铢钱的制度，但是为什么这次“初复”政策只施行了短短的七个月呢？彭信威先生认为：“停用货币的原因，大概是由于天灾使粮食的缺乏而价格上涨，货币数量又不够，因而回复实物经济。

”B25彭先生的观点有一定道理，但事实上，不只是粮价上涨这么简单。

历史上因天灾造成粮价上涨的例子很多，但绝对不至于发生停用钱币的现象。

由于缺乏相关记载，笔者推测此次恢复五铢钱可能造成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钱币出现了减重情况，形成了市场上的“谷贵”，于是文帝才不得已停止用钱，恢复使用谷、帛等实物进行交易。

曹魏政权公开指定市场上以谷帛等实物进行交易，使得钱币基本上丧失了交换职能，布帛等实物货币广泛流通于市场之间，如“田豫罢官归，居魏县”，“汝南为具资数千匹，遣人饷豫，豫一不受”B26。

又如：“遂遇荒乱，家贫卖鱼，会官税鱼，鱼贵数倍，嘏（作者注：任嘏）取直如常。

又与人共买生口，各雇八匹。

后生口家来赎，时价值六十匹。

共买者欲随时价取赎，嘏自取本价八匹。

共买者惭，亦还取本价。

”B27由此可以看出，此时布帛等实物已经具备了交换媒介、价值尺度、流通手段等货币职能，甚至政府的赏赐也多以布帛与谷物居多，钱币在这一时期仅仅保留了赏赐作用。

曹魏政权这次规定以谷帛等实物行使货币职能是违反商品经济发展规律的，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至明帝世，钱废谷用既久，人间巧伪渐多，竟湿谷以要利，作薄绢以为市，虽处以严刑而不能禁也”。

由于久不铸钱，加之政府监管不力，市场中出现了使用“湿谷”“薄绢”等投机取巧之行为。

从“虽处严刑而不能禁”可以看出，此时期市场较为混乱，甚至这样的投机行为越发猖狂，不能禁止。

因此“司马芝等举朝大议，以为用钱非徒丰国，亦所以省刑。

今若更铸五铢钱，则国丰刑省，于事为便”B28。

在司马芝等人的建议下，为了达到“国丰刑省”的目的，魏明帝于太和元年（227）四月再“行五铢钱”B29。

学术界认为这次“行五铢钱”应该是政府铸造了新的钱币。

1982年，安阳市西郊出土一批南北朝窖藏钱币，共计2885枚，年代从西汉文帝铸造的“四铢半两”钱到南北朝流通的“四柱五铢”“五金”钱，跨度七百余年。

最为重要的是，这一批窖藏钱币涵盖的品种很多，从西汉至南北朝时期，大部分见于史料记载的铸币均有发现，因此价值极高。

工作人员在整理这批钱币的时候，把一种铸造粗糙、未经修整、外廓压盖住一部分钱文的五铢钱认定为曹魏五铢。

B30随后，安徽马鞍山东吴朱然墓、江西省南昌高荣墓相继出土大量的两汉、三国时期钱币，其中就发现这种外廓压盖住钱文的五铢钱，由于能确定墓主人的身份和下葬时间，学者们开始怀疑这种五铢钱可能就是曹魏五铢。

B311996年，中国钱币学会在马鞍山召开了“曹魏五铢问题论证会”，河南省钱币学会也成立了“曹魏五铢课题组”，这两次活动极大地推动了学术界对曹魏五铢的研究，基本上认定这种直径在2厘米左右，重量为1—1.5克，钱体轻小、穿孔广大、不磨边缘、轮压钱文、铸造粗劣的五铢钱为曹魏政权所铸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