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的中国化

佛教的中国化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体化结构中的无奈妥协

【摘要】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可以在漫长的岁月里占据不可动摇的

统治地位，是因为封建社会建构了一个非常稳定的“地主经济——儒家正统——官僚政治”一体化结构。而佛教这一异域文化来到中国之后，与一体化结构多有矛盾，于是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之下佛教调整自己以适应中国社会，最终臣服于一体化结构并消融于中国文化之中。【关键字】佛教，中国化，一体化结构

一，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体化结构概念

中国封建社会自秦实现了大一统以后，虽然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分裂和动乱，但是，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大国始终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主导形式。中国封建大国以其辽阔的疆域、众多的人口、绚烂的文明存在了两千年之久!然而不论是统一或是分裂，贯穿封建社会始终的是中国特色的建立、维护封建国家的组织结构——“地主经济——儒家正统——官僚政治”的一体化结构。下文简称“一体化”。

首先分析一下一体化结构。“统一的信仰和国家学说是意识形态结构中的组织力量，而官僚机构是政治结构中的组织力量。”《在历史的表象

中国封建社会利用儒生阶层组织官僚结构背后——对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的探索》第14页

实现管理国家，这就使得政治结构与意识形态结构实现了一体化。“在儒家国家学说指导下，各级官员都以‘忠君保民’为首要的政治素质，

分处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机构上，执行统一的中央政府的号令。自从汉代确立了儒家正统之后，几乎历朝历代都以其为国家的指导思想，而官员也几乎由清一色的儒生所组成。这就将儒学和官僚统治阶层捆绑在了一起。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在一个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中，必然存在着两种自发趋势。一种是由于小农经济的分散性所导致的封建主统治权力和土地所有权的日益紧密的结合，从而出现贵族化和分裂割据地方势力的猖獗；另一种是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联系在一起的生产者，也会因为封建主对土地的管理权变为占有权而造成农奴化，即封建主对生产者的经济剥削和人身控制合而为一。”《在历史的表象背后——对中国封

因此，国家有无力量来遏制贵族化倾向所导致的建社会超稳定结构的探索》第20页

分裂趋势是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是否能维持一个封建大国稳定的关键，而一体化结构正好起到这一作用。一体化调节仅仅限制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出现危害大一统的僵化的人身依附关系，它只是遏制领主庄园制经济，却有效的维护地主经济占主导地位并使之稳固发展。它仍然是保护地主阶级利益的。佛教在中古发展的中前期，只要它发展到一定水平，寺院经济必定十分膨胀，形成一种佛教庄园经济。大量的平民出于这样那样的目的出家为僧尼，以获取寺院的庇护。这势必与封建国家的利益产生冲突，而招来统治者的强力打击。

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导的封建社会，建立并巩固统一的政权本已十分艰难，即使在动乱分裂时期，各个地区的统治权力也是极尽所能克服着内部固有的分裂因素而维护着国家的统一。而在中国大

一统的时期就更是如此。这就要求这个国家拥有强有力的维护国家结构稳定的力量——一体化结构。中国封建社会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选择并确立了这个组织结构以维护封建国家的正常运作，这个结构的稳定与否直接决定了封建统治的稳定与否。一体化结构这一组织内部的三方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任何一方受到了冲击时，另外的两个方面必定受到牵连并且必然采取行动给予支援。

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史可以说是与一体化结构的一部斗争史。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表面上，它是在与儒家对抗，实际上是在与儒家代言的以一体化维护其存在的封建统治的对抗。因此，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从始至终受到儒家的制约，每当其发展到比较繁盛的程度时便会遭到统治阶级的暴力打击。

可以说正是一体化构建了一个：“地主经济——儒家正统——官僚政治”互相联系、互相作用、互相调节的封建国家。

综上所述，中国之所以能够在漫长的封建国家的巩固和维护，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是以儒生组成封建官僚系统，实现了政治结构与意识形态结构的结合，并且此二者的结合有力地调和了封建国家和小农经济固有趋势的矛盾，维护了地主经济。而佛教这一异域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也是在一体化的不断制裁和规约之下慢慢本土化的，可以说，佛教的中国化是中国封建社会一体化结构的塑造成果。

二，佛教在中国的发展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土以来，几经沉浮，最终结出了中国化的果实，

找到了最适合自己扎根中国的方式，明确了自己所应扮演的角色。佛教在中国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每个阶段当它逐渐膨胀到形成一定的思想、经济的独立势力，冲击了地主经济，妨碍了官僚阶层的利益时，都会遭受来自官僚阶层的重创。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是一个从贵族化到平民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与儒家相抗衡到被儒家同化的过程。

第一阶段，东汉到南北朝——乱世中的坚守。

佛教在战乱频稔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得以发展，并且与玄学融合。在当时中国分裂割据、战乱不断的社会大环境下，人们失去了统一的思想支撑，人生虚无的思想蔓延开来，于是玄学大盛，而在当时被视为玄学一类的神仙方术的佛教伴随着玄学一道得到发展。后来众多本土和域外僧人翻译出大量的佛经，使得佛经越发易于被接受，再加上各国统治者倡导佛教来巩固自己的统治，佛教在此一时期得到了深入发展。这一时期的佛教印度味浓重，坚守着其原始面貌。这也使得当它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时其思想与儒家思想本质上的相异逐渐暴露出来，就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儒家思想的排斥和攻击，虽然儒家思想在这一时期受到了冲击，但它依旧根植于众多知识分子内心深处。所以，儒家发起的针对佛教的进攻，对佛教而言是十分具有冲击性的。著名的儒、佛之辩有“沙门是否应敬王者”的辩论，“是否有因果报应”的辩论，“神灭神不灭”的辩论，辩论中虽然儒、佛互不信服，各执一词，但并没有分出胜负。分析一下不难发现，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思想碰撞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佛教思想在根本上与统治思想的不合，

它危及了统治者地位的稳固。佛教认为佛高于一切世俗帝王、父母、兄长，这在根本上是对儒家三纲五常统治思想的否认，也是对统治者地位的否认，儒生十年寒窗只为一朝进入官僚系统成为“治人者”，但佛教否认官僚阶级高于佛教的地位，甚至不承认帝王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因而这难以不让众多儒生反感；佛教讲果报、神不灭，这是对儒家现世精神的否认，进而否认了儒家的入世价值！儒家讲“学而优则仕”，这是实现自己社会价值的途径。但佛教说最高的价值只有看破红尘往生西方极乐，因而儒家的现世追求变成了毫无意义的“迷惘”。这恐怕难以不触怒儒家了！因此它与儒家的分歧是本质的，它异于儒家的思想是不利于儒生为主的官僚阶层的统治的。而产生于本土的道教本着“华夷之别”的思想力挺儒家，甚至在某些时期也会单挑佛教，不过它依旧只能算是对儒家的补充或配合。但，任何时期，思想总是比政治或经济更加敏感，儒家与佛教的对抗也正是统治阶层在政治和经济利益上与佛教的不和。当这种不和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统治者必定会对佛教进行打击。这也就使得这一时期发生的两次对佛教毁灭性的打击成为必然。在这一阶段，发生了两次灭佛运动：第一次是南北朝时期的北魏太武帝扶持道教压制佛教，最终在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打着“复羲农之至”的口号，下令毁灭佛教、捣毁寺院、屠杀僧人、焚烧经像。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灭佛，虽然时间不长，但为以后历次灭佛活动开创了先例。在这里需要补充一句，道教一直是儒家对抗佛教的伙伴，即使佛道互相吸收对方思想养料充实自身，但道教一直是伙同着儒家对抗、打击佛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