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_故事新编_与郭沫若的历史小说比较_对历史的不同态度

●郭沫若学刊2001年第4期(总第58期)比较研究

收稿日期:20011119

作者简介:廖久明(1966),男,四川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2000级研究生。

鲁迅《故事新编》与郭沫若的历史小说比较

——对历史的不同态度

廖久明

(四川大学中文系,四川成都610064)

摘　要:鲁迅的《故事新编》和郭沫若的历史小说具有如下区别:(一)鲁迅不但到史书中去寻找题材,而且到神话中去寻找题材,郭沫若则主要从史书中寻找题材;(二)鲁迅让古人说今人话,郭沫若则基本上坚持古今之别;(三)郭沫若的历史小说可以叫“历史讽喻小说”,鲁迅的《故事新编》则具有后现代主义文本特征;(四)郭沫若重视对自己作品真实性的解释,鲁迅则对此不置一词。这表面上的不同,实际上隐含着他们对历史的不同态度:鲁迅虽不相信史籍(尤其是正史)却尊重史实;郭沫若虽相信史籍却常常为了现实的需要,对史实进行大胆的“失事求似”的改编。

关键词:鲁迅　郭沫若　《故事新编》　历史小说　历史观

中图分类号:I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25(2001)04005306

茅盾在《玄武门之变・序》中说:鲁迅创作《故事新编》是为了“借古事的躯壳来激发现代人之所应憎恨与应爱”;[1]郭沫若在为自己的历史小说集《豕蹄》写的序中说:“这儿所收的几篇说不上典型的创作,只是被火迫出来的‘速写’。目的注重在史料的解释和对于

现世的讽喻,努力是很不够的。”[2]

由此可以

看出,“古为今用”是其创作的共同原则。但在创作过程中,他们的创作却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表现在:语言、选材、创作方法及对作品真实性的态度。

一、选材

鲁迅的《故事新编》共有8篇作品,其中有4篇属于神话或带有神话因素,分别是:《补天》、《奔月》、《铸剑》、《理水》。郭沫若的十

篇作品中,没有一篇带有神话因素。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不是偶然的。在鲁迅看来,神话同史书一样都是中国历史的记载,所以选材时可以在神话与史书中任意出入,不受限制;而在郭沫若心目中,史书就是史书,神话就是神话,它们分属两个系统:一个属历史,一个属文学,二者不可僭越。这种情况到了后期尤其如此。前期,郭沫若在写《漆园吏游梁》时,还能参照《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结合庄子自己的作品,根据现实需要大胆铺排;《柱下史

入关》则从《史记》所说的“莫知其所终”[3]

开

始,大胆想象老子出关及回到关内后痛苦地忏悔的情景;《马克斯进文庙》甚至让生活于19世纪西方的马克思在20世纪20年代到文庙去拜会孔子,想象之奇特与《故事新编》相比当在伯仲之间。但是事隔10年后,当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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沫若以一个历史学家的身份来创作小说时,选材便谨慎多了。他的头两篇作品《孔夫子吃饭》、《孟夫子出妻》虽不是根据正史,但已在文中注明出处:前者“见《吕氏春秋》、《审份览》、《任数》篇”,后者“是从《荀子・解蔽篇》的‘孟子恶败而出妻’的一句话敷衍出来的”,再也没有早期那种借历史人物任意游戏的气概了。这之后所写的5篇作品,对史籍尊重的程度更高了。《秦始皇将死》、《楚霸王自杀》《司马迁发愤》、《贾长沙痛哭》均根据《史记》而来,剩下的《齐勇士比武》1936年4月15日发表于上海《文学丛报》诞生号时,甚至题为:《中国的勇士——一段从古书上翻译出来的故事》(按:故事见《吕氏春秋》卷十一《仲冬纪・忠廉》篇)。从题注改成副题,规格提高了,意味着作家对史籍重视程度提高了;其次,从题注及副题可看出,《孔夫子吃饭》、《孟夫子出妻》还有根据史籍进行创作的成份,而《齐勇士比武》则只是“从古书上翻译出来的故事”了。到这时,作为作家的郭沫若已让位于更多是历史学家的郭沫若了。在谈到历史剧的创作时,郭沫若甚至反对到古代的神话、民间传说中去寻找题材,认为:“假使这样广泛地来规定,凡是旧时代的戏剧,无论中国的或外国的,可以都说是历史剧。”[4]

二、语言

《故事新编》中的语言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即:“油滑”。让女娲听不懂自己造出来的人说的“尚书”体的话;《起死》中的庄子对一个只管自己的衣服和食物的人竟然说起了“彼一亦是非,此一亦是非”这些玄妙难懂的哲学术语;《出关》中的人物则说出了优待“老作家”、“提拔新作家”这种流行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话;《理水》中的人物甚至说起了英语:“古貌林”、“好杜有图”、“O・K”……

郭沫若历史小说中所用的语言基本上可以说是严肃的。1941年12月,郭沫若在谈到《棠棣之花》的写作过程时说:“大概历史剧的用语,特别是其中的语汇,以古今能够共通的最为理想。古语不通于今的非万不得已不能用,用时还须在口头或形象上加以解释。今语为古所无的则断乎不能用,用了只是成为文明戏或滑稽戏而已。例如在战国时打仗,你说他们使用飞机、坦克、毒瓦斯,古代中国人口中说出了“古得貌宁,好都幽都”(Goo d mo rning,how do y ou do?)那实在是滑稽透顶的事。”[5]

在没有足够的证据前,虽不能据此推断这是郭沫若对《故事新编》用语的评价,但至少可以看出郭沫若自己对语言的态度。

郭沫若话虽这么说,但并不意味着他的历史小说中的语言就不存在着“油滑”成分。如:《漆园吏游梁》中出现了“馒头”、“薪水”、“面包”等;《孔夫子出妻》中出现了“投诚”、“领袖”等;《秦始皇将死》中不但出现了“元首”这样的词,甚至出现了“‘喜坡哄屈里亚’(Hypochondr ia)”、“‘结核性脑膜炎’(M ening itis tuberculosa)”这样的词;《贾长沙痛哭》中出现了“国防文学”这样的词。在郭沫若的十篇历史小说中,《马克斯进文庙》语言的“油滑”成分最多,里面引用了大量《论语》、《书》、《易》等中的原话,出现了不少当时流行的语言:“名人讲演”、“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共产”、“共妻”等。但是,应该明白郭沫若用这些词与鲁迅用这些词的方法及态度是不同的。首先,郭沫若是偶尔用之:而鲁迅则是大量使用。其次,郭沫若在使用这些词的时候,更多的是一种语言的借用:用当代的词表达古代的意思,《马克斯进文庙》则让古人直接回到当代,让他们说当代话;而鲁迅在用这些词的时候,则完全打破了古今之界,让这些词直接生活于古代的语境中。其三,郭沫若在用“‘喜坡哄屈里亚’(Hy pochondria)”这类音译词的时候,是用于叙述性的语言中;而鲁迅则直接用于人物的语言。这种对语言的不同用法,实质上体现了他们对待历史的不同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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