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纪录片编导 个人总结

第一节纪录电影的本性

“纪录片”一词是英国纪录电影奠基人约翰·格里尔逊在1926年评论罗伯特·弗拉哈迪的《摩阿娜》时用到的，并在此后的二三十年代开始流行起来，当时，“纪录片”用于指称一战后古典电影时期制作的各种创造性的非叙事电影。格里尔逊还为纪录片作出界定：凡是摄影机就所发生事件在现场拍摄的（不论拍的是新闻片还是特写片，集锦式趣味还是戏剧行趣味，教育影片或是科学影片，正常影片还是特殊影片）那一事实的影片，便都称为纪录片。

纪录片设计的是真实的人物、地方、事件和动作，但问题在于将真实搬上银幕的行动本身不可避免地会在某种程度上改变真实（如摄影机和制作者的存在对事件人物的影响）。显然，真实本身是不可能原封不动地被搬演的，必须加以选择并赋予它某种形态。所以，有关纪录片的争论就集中在电影制作者多大程度上影响到他所记录和展现的真实。一般来说，记录片制作者都试图在情绪、感觉和情景方面给给观众造成真正存在的真实感，尽管为达此目的的制作者可能会使用明显的电影技巧甚至先入之见和叙事主线。

后来关于“真实性的程度”的争论就成为了困扰纪录片发展的荆棘。一种说法是将胶片所呈现出来的影像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并作为完成品，因为这才是最直接、未经篡改的真实；另一种说法是将拍摄的原材料提炼和结构成为更具意义和更有连贯性的叙事形式，否则就不会人看它，继而它的真是元素就根本不可能对观众造成任何艺术化的影响。

在斯坦利·卡维尔的《被观看的世界：电影本体论的反思》中指出：正因为电影的物质基础是真实的投射，这一媒介才能够像描述真实一样地描述幻想和神话。真实在所有电影中都扮演着基本的角色，但没有一部电影里真实单单是扮演被记录的角色。当世界将自身展现在胶片上的时候，真实就已然被转换或变形了。这样，在人类经验中，真实本身也就被打上了幻想和神话的烙印。

第二节《北方的纳努克》

罗伯特·弗拉哈迪被公认为“纪录片之父”和第一位伟大的写实主义者，他的《北方纳努克》开创了非叙事电影的历史。

弗拉哈迪出生在美国密歇根州的一个采矿工程师家庭，并与土著印第安人结为朋友，早就了他对古朴原始生活的留恋和对奇遇冒险经历的向往。1913年，弗拉哈迪开始拍摄探险纪录片，他被爱斯基摩人在冰天雪地中面对寒冷、接合死亡所表现出的乐天和活力所感动，拍摄了大量的以爱斯基摩人为主人公的镜头，1916年他带回的长达七万尺的胶片素材因火灾被毁，只得重返北方去拍摄，成就了后来誉满全球的《北方的纳努克》。

在《北方纳努克》中，弗拉哈迪积极地鼓励纳努克和他的家人参加影片拍摄，经常告诉他们怎么做，并指导他们在摄影机前表演。银幕上展现的许多内容的确是纳努克一家的典型日常生活，但也不尽然，如弗拉哈迪在影片中表现纳努克捕猎海豹的危险方法，其实在爱斯基摩人能够用皮毛交枪支时就已经被纳努克们摒弃了，弗拉哈迪还让爱斯基摩人穿上他们不再穿着的传统服装，以抹去西方世界的影响。但《北方纳努克》却宣称它的主人公是真实人物，不是虚构人物。这是对这部影片争议最大的地方，真实人物也是叙事中的人物，真实人物也是演员，与扮演虚构人物相反，《纳努克》中的主人公以自身形象出现，其实就是自己

扮演更具典型自我的自己。

最具讽刺意义的是，在《北方纳努克》上映第二年，纳努克一家因拍摄影片而错过了最佳捕猎时期，在饥寒交迫中死去。

因《北方纳努克》一片大获成功后，弗拉哈迪后来又拍摄了许多类似题材的纪录影片，有《摩阿娜》、《亚兰岛人》、《路易斯安那的故事》等，但都没有超过《北方纳努克》的成就。从弗拉哈迪的影片基调和所宣扬的意识形态来看，有一种所谓的“新卢梭主义”，表现为浪漫的异国情调、对往昔的感念、对社会不公正的不敏感和对“淳朴原始时代”的粉饰。

第三节英国纪录电影学派

30年代，英美纪录电影激素转向社会性题材：关注工业化国家面临经济萧条和政治动乱的种种问题。约翰·格里尔逊作为社会性题材纪录电影最重要的实践者，对英国以致全世界的非叙事电影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虽然格里尔逊本人只执导过《漂网捕鱼》一部纪录片，但他却是一代纪录片运动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他的重要性主要表现在精神的激发和主导方面：作为理论家、老师、组织者、制片人、发行人和公关专家，他穷其一生都在用尽甜言蜜语和嬉笑怒骂促使各级政府认识到纪录片作为公众教育手段的重要性。

虽然纪录片学派在理念和制作商均有一些分歧，但他们都认同导师格里尔逊建立的纪录片基本原则：

1.纪录片是取材于真实事件、人物和环境的非虚构故事。

2.普通人在真实的背景中演出他们自己的生活。

3.捕捉原发性自然动作和生动的语言变化。

英国纪录片学派蔑视好莱坞的商业娱乐至上的电影观念，他们认为电影必须是有用的，它必须起到重要的公众效用。格里尔逊相信纪录片的艺术性是第二位的，他虽然赞扬高超的手法和创新的技巧，但他始终对任何为纪录电影添加美学含义的努力抱有疑虑。

从多方面来看，英国纪录片学派可以被当作是弗拉哈迪传统和苏俄维尔托夫传统两者相互妥协的产物。格里尔逊赞赏弗拉哈迪作品中的诗意化的精致、对自然场景的热爱和对身体力行的敬仰，但又对弗拉哈迪影片中渗透出的“新卢梭主义”沮丧不已。格里尔逊坚持认为，20世纪面临的根本问题是城市和技术，它们要求集体和公众的解决办法，而弗拉哈迪的影片对这类现实问题毫不相干。

与此同时格里尔逊赞赏苏俄纪录电影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但却激烈地批判了苏俄纪录片的狂热成见：革命。

格里尔逊的纪录片理念倾向于实用、有效和理性，总之，他鼓励一种“解决问题式”的纪录片方法。他强调预制计划，一定程度的灵感和发挥是允许的，但他不赞成弗拉哈迪和维尔托夫的偶发性实验，二者都不使用剧本，弗拉哈迪相信纪录片本质上是摄影机的创造，而维尔托夫则认为它有赖于剪辑的创造。

但英国纪录片并不因此就必然显得沉闷和无趣，相反，某些纪录片却颇有才气、灵气和诗意。如怀特和瓦特的《夜邮》、埃尔顿和安斯特的《住房问题》等，它们的成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得益于它们本质的真实和绝妙的工艺。

第四节法国“真实电影”派

进入60年代，“真实电影”就在阿法国纪录片领域异军突起，并很快波及到欧美各国。所谓“真实电影”是指通过使用不受干扰的便携式摄录设备，避免涉及素材的先入为主的叙事线索或理念，以直接性、共时性和逼真性为目的的纪录电影。“真实电影”一词最早是法国电影制作者让·鲁什用于指称他与埃德加·莫瑞合作的影片《夏日纪事》的，《夏日纪事》也被认为是第一步“真实电影”。

代表人物：阿伦·雷乃，影片：《夜与雾》、《广岛之恋》、《去年在马里昂巴德》。

让·鲁什、埃德加·莫瑞，影片：《夏日纪事》

阿伦雷乃以拍摄现代画家的传记式纪录片起家，包括《梵高》、《高更》、《格尔尼卡》。他说过：“如果一个人不会忘记，他就不能生存或正常运行，这就是我在拍摄《夜与雾》时提出的问题。它并不想建造另一个纪念碑，而是要思考现在和未来，忘却应该是建设性的。”通行观念认为，纪录电影赋予题材以历史的真实性，纪录电影的人物和事件犹如历史纪录的一样，免受感知，情感和心理的扭曲、侵犯和影响。但恰恰是这些扭曲成为了阿兰雷乃一生关注的焦点，不管那他的故事讲述的是什么，它们总是提供对事件、记忆和历史反照，以及时间、记忆和历史三者与个人和社会认同的关系。而贯穿雷乃创作这一主线的起点就是《夜与雾》。《夜与雾》拍摄于二战结束后十年，对作为纳粹政策奠基石的官方大屠杀进行了编年史式的呈现。影片中和平宁谧的场景和触目惊心的新闻纪录产生的辩证效应使得观众不但经历了大屠杀噩梦般的恐怖，也迫使它们对大屠杀进行深入的反思。就在全世界开始淡忘那些不可想象的恐怖景象时，雷乃却用电影化的方式将观众又带回到那不堪回首的经历之中。为此，雷乃在影片文本、观众和历史三个方面创造性地丰富了纪录片这一艺术形式：1.将画面和声音放置在一种新的关系中，以对其含义做出评论而不是简单罗列（画面系统充满了多样的对比，彩色黑白、照片和活动影像、移动镜头和静止镜头以及时间和空间的交叉跨越等；声音系统中，则有旁白、缄默和音乐之间的复合式交响。2.影片成功地把观众变成了目击者，通过影片的旁白直接述诸观众，建立一种“你—我”的对话关系。3.通过将主观层面植入历史材料中，在一种模棱两可和互相矛盾之间游移，雷乃持续强调着潜意识和无意识欲望的存在影响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对自我的反省、种族的认同、家族历史和个人记忆因此成为更宽泛的文化一体。对于拉伦雷乃来说，“形象时间”不是一种真实的反映，而是一种“形象思想”，像历史本身和时间一样，这种历史良知变成了雷乃的中心主题和结构电影的原则。这一美学准则在《广岛之恋》和《去年在马里昂巴德》中得到进一步体现。

鲁什宣称：一种新的真实电影成为可能，这种纪录片能够捕捉“作为鲜活生活的逼真性”。运用这一方法，电影制作者可以变为一个积极地参与者，帮助为摄影机创造社会戏剧。客体被给予机会在电影制作者面前表演自己的生活，一种“具有心理分析真实价值、准确地说就是被隐藏的和受压制的浮出台面的”游戏。这种在场面调度上强调心理学因素和电影制作者能动参与的做法，与几乎同时在美国产生的“直接电影”风格大相径庭。“直接电影”没有倾向性的干扰（制作者的问题和提示），客体（被拍摄者）在完全自主的情况下被拍摄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