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文抑武政策对宋代文学发展的影响

崇文抑武政策对宋代文学发展的影响：

1. 崇文与抑武这一双管齐下的基本国策使宋代成为一个以成熟的文官制度为基础、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空前强化的王朝。

2. 鉴于唐代灭亡的历史教训，宋太祖于建国之初即以“杯酒释兵权”解除了禁兵统帅石守信等人的兵权，力避“方镇太重，君弱臣强”态势的重演；

3. 宋王朝高度重视文治、重用文臣，扩大科举取士的范围及职能，提高文臣的政治、生活待遇。官僚阶层多任用文人，上至宰相，下至州郡长官，甚至主兵的枢密使也由文官担任。君主还进一步分散大臣的权力，分设更多的官职，使文臣间互相牵制，防止专权。“开口揽时事，议论争煌煌”成为宋代文人特有的精神风貌。

4. 内外交困的政治社会局面直接促使一部分有责任感的文人积极争取改变社会现实，两宋时期围绕国家大政方针的讨论与制定形成了激烈尖锐的党派之争。北宋时期主要是革新与保守之争，围绕政治的改良展开，以庆历新政和熙丰变法为代表，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也就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中展开的。

5. 社会政治风气的变化必然影响到士大夫文人的政治态度，崇文抑武的国策激励起文人愈发强烈的参政意识，外忧内患的深重则引发他们更加深刻的忧患意识。“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可以看作是宋代文人士大夫努力追求的风范节操，是他们关注国家和社会的精神写照，远远超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传统观念。他们不仅是处士横议、坐而论道，而且进一

步去改革制度、参与实施，以期改变本朝内忧外患的窘境。所以宋代“士”阶层的很多人兼具文人、官僚、政治家三重身份。

6. 文人自觉的参政意识使时事政治自然而然成为文学表现的一大主题。宋人文集中谈及朝政史事、社会现实。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文学的社会政治功能逐渐加强，在广度、深度上远超前代。文学创作的高潮往往是伴随着政治斗争高潮而出现的，譬如庆历新政、熙丰变法期间都出现了相应的创作高峰。

7. 深沉的忧患意识掀起了爱国文学的高潮。爱国主题是源远流长的文学传统，从屈原到杜甫，每逢多事之秋，爱国的热血就会在文人士大夫的身躯里沸腾，爱国主题就会在文学作品中大放异彩。宋代的民族矛盾空前激烈，三百年间外患不断。屈辱的处境使文人士大夫心中的忧虑更加深重，这种心绪自然流露于笔端，佳作层出不穷。

8. 宋人的参政意识与忧患意识不仅影响了文学的主题，而且对文风的形成起到一定的作用。出于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念，宋人多会考虑文章表达与接受的效果。由于国力脆弱、外战屡败，宋人的自信与热情受到打击，不自觉地流露出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无奈与惆怅。较之汉唐，宋人很少用文学来歌功颂德，也很少有“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豪情壮志，即便是雄心与魄力兼具的王安石也只说“材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希”。宋人的心态变得谨慎、平钝、收敛，文中的议论也从锋芒毕露一变而为平实深沉。

9. 较之外患的深重，宋王朝的内部统治却始终是相对稳定的，没有出现过真正能够威胁中央集权统治的力量。这客观上创造出一个相对

安定和平的环境，对促进文化的繁荣乃至文学的辉煌都非常有利。宋代文化的重要特质是恢宏的整合气度与内敛自省的精神风貌，这是一种与唐代文化迥然不同的新的文化范型，必然对宋代文学的发展起到深刻的制约影响作

右文抑武是宋代开国君主奠定的基本国策,这一国策的确立和实施,不仅从根本上解除了唐中叶以来藩镇割据威胁朝廷的忧患,达到了稳定宋代封建政体的政治目的,而且推动了文官制度的建立、儒学复兴、理学框架的搭建和宋人理性精神的大大增强。以文化成天下的国策使人们的生活态度、关注视野、审美情趣等,都朝着新的方向发展,其结果是世俗地主阶级完成了由唐型文化向宋型文化的建构过程。典型的宋调的形成和占封建后期文学主流的都市文学的崛起,也标志着中国封建文学由前期向后期过渡的基本完成。

崇文抑武政策对宋代文学发展的影响：

1. 2. 3. 崇文与抑武这一双管齐下的基本国策使宋代成为一个以成熟的文官制度为基础、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空前强化的王朝。鉴于唐代灭亡的历史教训，宋太祖于建国之初即以“杯酒释兵权”解除了禁兵统帅石守信等人的兵权，力避“方镇太重，君弱臣强”态势的重演；宋王朝高度重视文治、重用文臣，扩大科举取士的范围及职能，提高文臣的政治、生活待遇。官僚层多任用文人，上至宰相，下至州郡长

官，甚至主兵的枢密使也由文官担任。君主还进一步分散大臣的权力，分设更多的官职，使文臣间互相牵制，防止专权。“开口揽时事，议论争煌煌”成为宋代文人特有的精神风貌。内外交困的政治社会局面直接促使一部分有责任感的文人积极争取改变社会现实，两宋时期围绕国家大政方针的讨论与制定形成了激烈尖锐的党派之争。北宋时期主要是革新与保守之争，围绕政治的改良展开，以庆历新政和熙丰变法为代表，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也就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中展开的。社会政治风气的变化必然影响到士大夫文人的政治态度，崇文抑武的国策激励起文人愈发强烈的参政意识，外忧内患的深重则引发他们更加深刻的忧患意识。“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可以看作是宋代文人士大夫努力追求的风范节操，是他们关注国家和社会的精神写照，远远超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传统观念。他们不仅是处士横议、坐而论道，而且进一步去改革制度、参与实施，以期改变本朝内忧外患的窘境。所以宋代“士”阶层的很多人兼具文人、官僚、政治家三重身份。文人自觉的参政意识使时事政治自然而然成为文学表现的一大主题。宋人文集中谈及朝政史事、社会现实。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文学的社会政治功能逐渐加强，在广度、深度上远超前代。文学创作的高潮往往是伴随着政治斗争高潮而出现的，譬如庆历新政、熙丰变法期间都出现了相应的创作高峰。深沉的忧患意识掀起了爱国文学的高潮。爱国主题是源远流长的文学传统，从屈原到杜甫，每逢多事之秋，爱国的热血就会在文人士大夫的身躯里沸腾，爱国主题就会在文学作品中大放异彩。宋代的民族矛

盾空前激烈，三百年间外患不断。屈辱的处境使文人士大夫心中的忧虑更加深重，这种心绪自然流露于笔端，佳作层出不穷。宋人的参政意识与忧患意识不仅影响了文学的主题，而且对文风的形成起到一定的作用。出于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念，宋人多会考虑文章表达与接受的效果。由于国力脆弱、外战屡败，宋人的自信与热情受到打击，不自觉地流露出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无奈与惆怅。较之汉唐，宋人很少用文学来歌功颂德，也很少有“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豪情壮志，即便是雄心与魄力兼具的王安石也只说“材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希”。宋人的心态变得谨慎、平钝、收敛，文中的议论也从锋芒毕露一变而为平实深沉。较之外患的深重，宋王朝的内部统治却始终是相对稳定的，没有出现过真正能够威胁中央集权统治的力量。这客观上创造出一个相对安定和平的环境，对促进文化的繁荣乃至文学的辉煌都非常有利。宋代文化的重要特质是恢宏的整合气度与内敛自省的精神风貌，这是一种与唐代文化迥然不同的新的文化范型，必然对宋代文学的发展起到深刻的制约影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