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差异_地理距离与主要投资国在我国的FDI空间分布格局_许和连

收稿时间：2012-03-27；修回时间：2012-06-18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0BJL040）；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NCET-09-0337）；湖南省2011年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CX2011B135）作者简介：许和连（1971—），男，湖南双峰人，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

E-mail ：xuhe ⁃lian@ 。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国家间的经济交往亦日益频繁。

外商直接投资（FDI ）作为一种经济行为，在国家之间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

自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吸引更多的优良外资来提高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政府为外商提供了减免税赋、降低关税和承担相应的基础设施建设等一系列优惠投资政策，再加上我国的经济一直持续稳定增长且市场潜力广阔，因而一直是FDI 的热点投资地区。

自2003年以来我国一直是全球最大的FDI 输入国，并且截至2010年底我国累计实际使用的外资金额已经超过1万亿美元。

但是随着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FDI 在我国区域间的分布不平衡性问题也日益凸显。

东部沿海地区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完善的投资环境和优惠的投资政策吸引了大量的FDI ，而中西部地区的引资效果却不甚理想，而且各省FDI 来源国也不尽相同。

这意味着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以及地理距离的远近对于一国范围内各地区的引资活动存在较大的影响，这是因为FDI 的交易活动直接关系到至少两个国家的人，彼此的文化差异和地理距离必然对FDI 的管理运作和交易成本产生重要的影响[1]，从而也必然影响FDI 在东道国的地区分布格局。

而且，随着目前交易数量和频率的加强，尤其是文化差异对FDI 这样的国际经济活动的范围和发展强度的文化差异、地理距离与主要投资国在我国的FDI 空间分布格局许和连，张萌，吴钢（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中国湖南长沙410079）摘要：构建了考虑空间滞后因子的引力模型，采用2001—2010年我国各省份国别FDI 数据对文化差异及地理距离对我国FDI 空间格局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

研究发现：各国在我国范围内的实际直接投资存在较为明显的“路径依赖”和集聚效应，文化差异与FDI 的关系日益表现为明显的“S 型”关系，并且其对我国FDI 的空间分布格局的影响日益凸显；而地理距离对各国在我国各省的FDI 的影响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减弱趋势，但临海省份吸收各国的FDI 所具备的优势却在增强。

关键词：FDI 空间分布格局；文化差异；地理距离；工具变量法中图分类号：F74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462（2012）08-0031-05Cultural Difference,Geographic Distance and the Main Source Countries’SpatialPattern of FDI in ChinaXU He -lian ，ZHANG Meng ，WU Gang（Economics and Trade College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79，Hunan ，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uses each provinces by country FDI data of 2001-2010and builds a gravity model consideringspatial lag factor,empirically analyzes how cultural barriers and geographical distance to influence the FDI spatial pattern in China.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actual direct investment in our country existed the obvious “path dependence ”and agglomeration effects;humanist values differences and FDI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obvious “S-type ”relationship and its impact on the spatial pattern of FDI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The geographical distance shows more obvious signs of abating,but the advantage of coastal provinces to absorb FDI is enhancing.Key words:the spatial pattern of FDI;humanist values differences;geographical distance;instrumental variable method第32卷第8期经济地理Vol.32，No.82012年8月ECONOMIC GEOGRAPHY Aug.，2012影响还将越来越凸显[2]。

目前，文化对经济及社会的影响在我国日益得到重视，“提高文化软实力”也已经被提升到国家的战略高度上来。

因而，如何有效利用文化因素来促进经贸往来并推动地区协调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有鉴于此，本文将利用2001—2010年我国各省的分国别FDI数据来考察文化和地理距离对我国FDI空间格局的影响。

1文献综述国内外学者研究人文地理因素对FDI影响的文献较多。

邓宁在研究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活动时认为跨国公司应具有所有权和内部化优势，东道国应具有区位优势，而语言、文化、习惯等心理距离影响跨国公司的区位选择[3]。

Veuglers采用语言变量代表文化相关性，实证分析发现该变量是影响国际直接投资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内部分布的最重要因素之一[4]。

Trevino和Crosse是通过多维度要素模型分析得出文化距离影响流入美国的FDI[5]。

虽然这些研究都肯定了人文地理因素与FDI之间存在关联，但专门解释人文地理因素对FDI影响的文献仍然较少。

目前主要是Ting Gao运用引力模型的实证研究得出文化和地理距离对我国的FDI具有重要影响[6]。

丁辉侠等的研究表明投资来源国或地区蕴含的中国文化因素强有力地推动了其对中国的直接投资，空间距离在吸引FDI的过程中起阻力作用[7]。

Arjun等的研究结果也表明文化因素对FDI具有显著影响[8]。

更为重要的是，目前的相关研究更多地是基于人文地理因素对FDI国别选择的影响，而人文地理因素如何影响一国范围内的FDI空间格局的研究极其缺乏。

目前主要有张路通、邓彤在分析我国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时，得出地理位置与文化渊源是影响FDI在我国内部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9]。

而Deepak等的研究则是利用中国31个省份1999—2006年制造、信息技术和采掘业吸引FDI的差异研究了我国FDI空间格局的演变过程[10]。

但是，该研究主要基于的是各省份间基础设施、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等方面差异对于投资不同产业的FDI 的影响，并没有涉及人文地理因素，更没有涉及到各国（地区）在中国各省份的FDI空间格局问题。

总体来看，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均表明文化与地理距离对我国FDI具有重要影响，但是他们的研究并没有具体到对各省的分国别FDI数据进行定量分析，从而也就没能直接涉及文化与地理距离对我国范围内FDI空间格局的影响问题。

有鉴于此，本文将从以下两方面进行改进：一是在引力模型中考虑FDI的空间滞后影响，并考虑该变量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从而对目前的实证检验方法进行改进以使得研究结果更合理；二是选择有效的文化差异指标，而并不局限于已有文献采用的虚拟变量或者移民人口数量等变量指标进行笼统代替。

2实证分析2.1变量选择和数据来源2.1.1被解释变量FDI ijt。

FDI ijt表示t年j国在i省的实际FDI。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数据的可得性，对吉林、黑龙江和青海的国别FDI数据使用合同金额来进行代替。

2.1.2解释变量人文价值观差异（Valuedif）和地理距离（Dis ij）。

由于我国各省与投资国（地区）的文化差异难以衡量，且目前还没有相关研究对我国各省与投资国（地区）的文化差异进行测算。

因此，本文在吴钢[1]和朱晓[11]的研究基础上，间接计算得到我国各省与其他国家的文化差异（CD ij），其计算公式为：CD ij=(1/CS i)*Valuedif cj。

其中，Valuedif cj指标表示我国与其他国家的人文价值观差异，该指标是借鉴吴钢[1]对Inglehart和Welzel的国家层面价值分数的处理。

他把99个国家和地区的价值分数取其所有期间段得分的均值，并将其取值范围定于-2和2之间，以传统/世俗理性价值观为横坐标，以生存/自我表现价值观作为纵坐标，得出全球人文价值观分布图，则每个国家的人文价值观坐标为（TSV，SSV）。

我国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人文价值观坐标分别为（TSVc，SSV c）、（TSV j，SSV j），则人文价值观差异Val⁃uedif cj为：Valuedifcj=(TSVc-TSVj)2+(SSVc-SSVj)2。

而CS i表示我国各省的文化观念值，其范围介于（1，2）之间。

朱晓[11]在其研究中以吴松第[12]的“创业文化”指标为基准，并对部分指标进行了修改，计算得到我国各地区的文化观念得分值，该得分值的取值范围是介于（-100，100）之间的。

本文在朱晓的研究上对该指标进行了处理，以使得我国各省份的文化观念值为正且介于1和2之间。

且文化观念值越大，该省份的文化开放度也越高，其经济发展水平相应也较高，自然能够吸引更多的FDI流入。

而在我国与某一投资国（地区）文化差异一定时，若某一省份的文化观念值比其他省份高，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说明该省份与该投资国（地区）的文化差异比其他省份与该投资国（地区）的文化差异小。

因此，在计算32经济地理第32卷各省与投资国（地区）的文化差异时，对我国各省份的文化观念值取倒数。

最后，借鉴殷华方、鲁明泓关于文化距离和国际直接投资流向存在S 型曲线假说的研究[13]，即文化距离与国际直接投资流向存在复杂的非线性关系，本文也假定文化差异（CD ij ）与FDI ijt 存在非线性关系，引入文化差异的二次方、三次方（CD ij 2、CD ij 3）。

本文认为，随着地理距离的不断增大，投资的边际报酬产生的集聚力和地理距离增加产生的离散力是此消彼长的，国别FDI 是先减少后增加的，即国别FDI 与地理距离呈先减少后增加的“正U 型”关系，因此引入了地理距离的二次方（DIS ij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