脆弱的个人及其自由——《论自由》书评

脆弱的个人及其自由——《论自由》书评脆弱的个人及其自由:《论自由》书评李寿初论及自由，人们总会想起卢梭那句名言：“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1]确实，人们对于这个现实的社会别无选择，虽因生而入其中却只能因死而出其外，每个人都深深地嵌在里面，相对于社会个人永远是个弱者。

但人们并非无能为力，人们可以通过有限的理性去认识自己和社会，并通过法律使个人和社会、自由和权威处在一个相对合理的状态，以实现个人在社会中的最大自由。

英国思想家约翰·密尔（John Stuart Mill，1806—1873）的《论自由》就是这方面的经典文献，该著作对西方民主法治社会的形成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自由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从古到今人们在追求它，历代思想家在关注它，对它的争论没有定论并且还会无休止地进行下去。

《论自由》一书采取“总——分——总”的论述方式，共有五章：第一章，引论；第二章，论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第三章，论个性为人类福祉的因素之一；第四章，论社会驾于个人的权威的限度；第五章，本文教义的应用。

概而言之，在该书中密尔探讨了自由的涵义、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个性自由、社会权威的限度以及个人自由不受政府干涉等问题。

虽然时过境迁，但书中的这些问题犹在，将来还会存在，密尔有关自由的论证和结论对今天被社会各种组织束缚的人们仍有实际意义。

这也是《论自由》没有被人们忘却的原因所在，也正是其对脆弱的个人的价值所在。

一自由有很多种涵义，但密尔关注的是个人在政治社会中或者说公民在国家中的自由，即所谓的“公民自由或称社会自由，也就是要探讨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

”（约翰·密尔著：《论自由》，程崇华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页1，下文仅标注页码。

）这种自由是一种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自由。

在密尔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个人争取自由的历史。

从人类文明一开始，一个国家的人就被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统治者，统治者既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一个集团、阶级，统治者行使国家权力；另一部分是被统治者，往往是社会的大多数，他们要接受统治者的领导，他们的自由常常会受到国家权力的侵犯和威胁。

在人类进入到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经常处于对立的状态，统治者的权威来自继承或征服，因此统治者常常为所欲为；而被统治者为了自己的利益，通过同统治者的斗争以取得不受其干涉的的领域，在这些领域里，被统治者是自由的。

这时的人们对统治者保持高度的警惕，非常珍惜来自不易的个人自由。

但当人类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统治者（国家或政府）和被统治者（人们）在本质上不存在对立状态，因为统治者的权威建立在被统治者中的大多数的民主选举的、授权的基础上，作为被统治者的人们总以为统治者是在按自己的意志办事、个人自由和国家权威是统一的。

这种思想作为19世纪的主流观念，反映在当时的法律制度和人们的舆论中。

这种状况令密尔十分担忧，因为它产生侵犯个人自由的新情形，即“多数的暴虐”,（页4）人们对此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2]多数的暴虐又分为两种情形，一是多数者的意志决定一切，使得不属于多数者群体的少数人的自由和权利被忽视；另一是在多数者内部，所谓大家共同的意志实际上只是最多的或者最活跃的那部分人的意志，而其余人的意志必定被忽视或受到压迫。

一般地，多数暴虐主要通过法律规定的国家权力而起作用，人们可以感受到。

但人们往往忽视另一种形式的多数暴虐——社会暴虐（常表现为社会舆论、集体意见）的危害性，即当社会本身作为整体而凌驾于它的各别个人时，其危害比国家权力造成的危害还大，因为“这种社会暴虐比许多种类的政治压迫还可怕，因为它虽不以极端性的刑罚为后盾，却使人们有更少的逃避办法，这是由于它渗入生活细节更深得多，由于它奴役到灵魂本身。

”（页4）因此，为了防止社会暴虐，就要找出社会合理干预个人的限度，正确处理个人自由和社会权威的关系。

要找出一个在实际中可操作的能被大家所接受的限度正是本文的目的。

密尔从功利主义的角度研究该问题，正如他自己所言：“凡是可以从抽象权利的概念（作为脱离功利而独立的一个东西）引申出来而有利于我论据的各点，我都一概弃置未用。

的确，在一切道德问题上，我最后总是诉诸功利的；但是这里所谓的功利必须是最广义的，必须是把人当作前进的存在而以其永久利益为根据的。

”（页11）很显然，密尔把人的价值放在第一位，重视的是个人的自由、个人自由在社会中的最大化以及社会权威对个人自由的最小干预，这种个人功利思想同文艺复兴以来的自由主义学者通过理性阐释自由的一贯主张并不矛盾。

个人在社会中的所为，主要受到法律和社会舆论两方面的约束，对个人产生影响的舆论主要来自社会中的优势阶层即统治阶级的好恶。

密尔就是要找到一条非常简单的原则，使社会对个人的干预，不论所用方式是法律惩罚下的物质力量还是社会舆论下的道德压力，都要绝对以它为准绳。

在经过正确分析和功利平衡后，密尔找到了这条原则，即：第一，个人的行动只要不涉及自身以外什么人的利害，个人就不必向社会负责交代。

他人为自己的好处认为有必要时，可以对他忠告、指教、劝说以至避而远之，这些就是社会对他行为表示不满所能采取的正当步骤；第二，关于对他人利益有害的行动，个人应当负责交代，并且还应当承受社会的或法律的惩罚，如果社会的意见认为需要用它们来保护自己的话。

（页10-12，页102）密尔极力主张个人对社会的独立性并对社会的积极作用持谨慎态度，这有一定的历史原因。

在19世纪，受自然科学及其研究方法的影响，在社会科学领域实证主义思潮泛起，实证主义重视实在的社会现实，贬低甚至忽视个人的作用，它的“目的就在于建立一种社会对个人的专制”。

（页14）由于当时的资本主义已发展到垄断阶段，个人的作用比起社会整体的作用已越发不明显，使得该学说具有广阔的群众基础。

因此密尔提醒人们不要失去自我，因为“对于本人自己，对于他自己的身和心，个人乃是最高主权者。

”（页10）按照上面的这条原则，就存在公民自由或社会自由的合理的范围，那就是：第一，意识的内向境地，要求最广义的良心自由，要求思想和感想的自由，要求在不论是实践的或思辩的，或者是科学的、道德的、神学的等等一切题目上的意见和情操的绝对自由；第二，要求趣味和志趣的自由，要求有订定自己的生活计划以顺应自己的性格的自由，要求有照自己所喜欢的去做的自由，只要所作所为无害于我们的同胞，就不应遭到他们的妨碍，即使他们认为我们的行为是愚蠢、背谬、或错误的，；第三，个人之间相互联合的自由，人们有为着任何无害于他人的目的而彼此联合，只要参加联合的人们是成年，又不是出于被迫或受骗的自由。

（页12-13）密尔认为，这些自由是最基本的和绝对的自由，我们所有的观点都只能是局部的观点，我们所要认知的事物，无论是我们自身还是我们以外的任何东西，如社会、历史、文化等等，总是过于广泛，以致于产生于它的任何个别的观点都不能把握它。

[3]社会的发展往往并不是朝着我们事先设想的方向前进，而是各种主、客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那些在当时被当作有害的东西有时却正是社会进步的动力。

任何客观存在的事物，不论是真理还是信仰或者各种各样的意见，都是有生命力的，对真理甚至信仰的迫害和强制只是暂时的，历史上就不乏这种事例，因此密尔说：“苏格拉底是被处死了，但苏格拉底的哲学如日在中天，光辉照遍整个的知识长空。

基督徒是被投饲狮子了，但基督教会则长成一株堂皇繁茂的大树，高出于那些较老而较少生气的生长物，并以其复荫窒抑着她们。

”（页34）正是因为我们不能确定何为正确的东西，即使确定了也有可能是错的，因此社会对待各种各样的意见（包括信仰）要宽容，要给予人们充分的思想自由。

有人认为，只要是真理，就具有固有的力量，能够抵抗错误，能够面临监狱和炮烙而最终胜利；还有人认为，认识真理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要付出包括生命在内的惨重的代价，迫害真理正是真理成为真理的一个原因，因此迫害有一定的正当性。

针对这两种错误的观点，密尔予以犀利地批驳。

对于前者，密尔认为它是一个乐观的伪误甚至成为滥调，实则一切经验都反证其不然。

人们热衷于真理并不胜于他们热衷于错误，法律和社会力量的惩罚都能禁止它们的传播，历史上确实存在迫害行为压灭真理的事例，即使不是永远消灭，也使真理倒退若干世纪。

真理的真正优越之处在于：尽管它一次或多次被压制，但历史上总有人去发掘它，直到某一次重现恰值条件有利，能够抵制住试图压制它的一切努力。

对于迫害真理的正当之说，密尔认为极其荒唐，真理最终是有益于我们的，我们对待提出真理者就一定要这么残忍吗？显然不！即使是“教会当中最称不宽容的天主教会，甚至在授封圣徒时还允许并且耐心倾听一个‘魔鬼的申辩’。

看来对于人中最神圣的人，不到魔鬼对他的一切攻讦都已弄清并经权衡之后，也不能许以身后的荣誉。

”（页22）因此，对待他们，宽容是我们的正确态度。

密尔非常重视讨论自由对人类和社会的意义。

密尔认为，真理越辩越明，任何意见，无论是自然的或者是社会的理论，只有经得起反复的批驳才能为人们所接受，依靠外在强制支撑的意见是没有生命力的；只有经过充分的讨论，人们才会真心实意地放弃错误的主张，即使是人们已经接受的正确意见，也应该经常接受人们讨论的检验，这样就不会成为死的教条而是活生生的真理，就会更加有效地作用于个人与社会；讨论自由能知彼知己，也是个人获得成功的一个手段，例如古罗马的西塞罗（Cicero）就利用讨论自由的方式去击败自己的论敌。

讨论自由对于人类精神的福祉必不可少，为此密尔从四个方面加以总结：第一，若有什么意见被迫缄默下去，而这个意见可能是对的，却由于我们自己太武断而压制了真理；第二，即使被迫缄默的意见是一个错误，它通常总会含有部分真理，因为社会上的主导意见不会是也不可能是全部真理，因此只有借敌对意见的冲突才能使所遗真理有机会得到补足；第三，即使公认的意见是全部真理，若不容它去遭受猛烈而认真的争议，那么接受者中的大多数对这个意见的态度就象对待一个偏见一样，而不是建立在理性的认知上；第四，教义的意义本身也会有丧失或减弱并失去其对品性行为重大作用的危险，因为教条已变成仅仅在形式上宣称的东西，对于致善是无效的，它妨碍着去寻求根据，并且还阻挡着任何真实的、有感于衷的信念从理性或亲身经验中生长出来。

（页56）三人们的思想总会反应在人们的性格上，不同思想的人们就会有不同的性格及其生活方式，即个性。

主张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发展了人的个性，而个性的发展如同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一样对人类和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对此密尔认为：“生活应当有多种不同的试验；对于各式各样的性格只要对他人没有损害应当给以自由发展的余地；不同生活方式的价值应当予以实践的证明，只要有人认为宜于一试。

总之，在并非主要涉及他人的事情上，个性应当维持自己的权利，这是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