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中国律师的性质

浅论中国律师的性质赵黎明（重庆市渝中区两路口希尔顿商务中心重庆中柱律师事务所400015）摘要：律师是近现代法治文明的产物，在现代法治社会的舞台上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在这个利益纷争不断升级的时代，人们将更加关注律师，因为这一职业角色的兴衰和荣辱将直接关系到庶民的权利和国家的法治，关系到广大公民正当的权利诉求能否得以实现，关系到一个国家的法治文明程度。

本文作者作为重庆中柱律师事务所的兼职律师，通过自身的切身体会，得出中国律师不同于外国律师的性质所在。

关键词：中国律师；性质；地位(电子邮件：zhaoliminglawyer@）一、引子——中国律师的职业定义新中国在1979年复建律师制度时颁布的《律师工作暂行条例》中规定——律师是国家法律工作者，代表国家，维护国家利益。

1996年《律师法》颁布，律师被定义为——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

其具体内涵包括：第一，律师是独立执业的社会法律工作者，独立承担职业责任。

律师的职业活动和职业判断是独立于当事人、司法机关及其他律师的。

律师提供法律服务可以获得报酬，但是造成当事人损失的，也要承担责任，但不同于国家赔偿责任。

第二，律师是当事人的代理人。

这意味着律师代表的既不是国家，也不是社会，更不是公众，他代表的只是委托他的当事人。

在法律轨道限度内，律师的第一出发前提、第一价值排序、第一行事准则是当事人，是以当事人的利益为本位，当事人的利益优先，而非国家、社会或公众。

当当事人的合法利益与国家利益冲突时，律师应当选择站在当事人一边，维护当事人利益。

第三，律师是法治工作者。

法治是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实施，其核心是限制强权，限制国家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侵害。

从社会整体利益来看，律师为每一个当事人，做好权益保护工作，也就意味着他有效地保护了这个社会的高质量的法律实施，促进了这个社会的法治建设。

我国律师制度恢复之初，将律师定义为“律师是国家法律工作者”。

按照这种角色定位，律师代表的就不是当事人而是国家。

律师保护的不是当事人的利益，而是国家的利益。

律师的工作基点、理念前提不是当事人的利益和正义诉求，而是国家利益的保护。

公私对立的角色错位不但扭曲了律师角色，而且损害了当事人利益，违背了民主与法治的本意。

1996年《律师法》虽将律师从国家法律工作者的束缚下解脱出来，但也只是将律师重新定位为“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

这只是一种功能的描述，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角色定位。

从《律师暂行条例》到《律师法》，中国律师经历了一个身份上的变迁过程，其角色定位实现了从公职性向民间性的回归。

二、职业定义决定了中国律师的以下性质（一）中国律师职业的一般性质1、社会民间性律师担任辩护人行使辩护权或担任代理人行使代理权，从本质上讲，都属于“私权”(辩护权、代理权)的范围，是公民“私权”的延伸，这与审判权、检察权等国家权力(亦称“公权”)是截然不同的。

现行《律师法》将律师定义为“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这意味着中国律师职业的民间性。

律师就是为委托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民间执业人员，维护当事人的权益为其谋利益乃是律师执业的基本理念，这一民间职业角色类似于法律的民间代言人，律师提供的法律服务显然属于“私人物品”而非“公共物品”的范畴。

中国律师的民间性与英美法系国家和大陆法系国家的律师不尽相同。

日本、德国、加拿大等国将律师视为“在野法曹”，英美国家检察官其实就是政府雇用的控诉犯罪的律师。

民间性是当代中国律师的背景和立场。

2、有偿经营性毋庸置疑，作为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专门执业人员，律师与公职人员的明显区别就是这一职业的服务性，服务性是律师区别于政府公务员的管理性和法官、检察官的司法性的鲜明特点。

律师与委托人的法律服务关系本质上是一种有偿的民事代理关系，而政府与其他社会主体之间的公共服务关系原则上是一种公共行政关系。

可以说，政府公务员提供的行政服务、法官检察官提供的司法服务均属于国家为纳税人提供的“公共物品”，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而律师为委托人提供的法律服务则显然属于消费对象特定的“私人物品”。

后者的职责是向社会提供强制性的法律保护，而律师的职责是向社会提供由当事人自愿选择的法律服务。

律师为什么执业，执业为什么，为谁执业？律师作为一种职业，就应该尽其所能，以自己的一技之长服务好当事人，以对得起这种职业所赋予的良知，对得起当事人那种万分期待的眼神，对得起律师这一群体的声誉。

起码，要对得起当事人用血汗钱交来的那份代理费或者辩护费。

3、自身独立性独立性是律师职业的一大特点，保持职业独立是律师业良性发展的基本保证。

律师的独立性，意味着律师应当独立于处于相对强势地位而又有滥用、扩张潜在习性的公权力，要求律师保持自身的相对独立性，有权拒绝听命于任何来自依仗权势干预其独立执业的指令；意味着律师应当独立于当事人，律师是当事人的委托代理人而不是丧失独立人格的惟命是从的附庸，律师应当有意识地与当事人保持适当的职业距离；意味着律师应当与法官、检察官保持相对的独立性，除了在法庭上正常的工作合作关系，律师原则上不应与法官、检察官有亲密的私下交往，更不应发生诸如请客送礼拉关系之类庸俗甚至丑陋的非正常关系。

（二）、中国律师执业的基本准则——诚信性律师接受当事人的委托并收取相应的报酬，这种有偿服务的属性决定了律师必须以诚信为本。

律师作为委托人的代言人参加诉讼、起草法律文书、出具法律意见书等，这些执业活动本质上都是对诚信的维护。

倘若律师丧失诚信，其直接后果是丧失委托人的信任，而其潜在恶果则是导致整个律师业的社会公信度的衰减。

用自己的信用为担保、诚实地为客户（当事人）提供满意的法律服务，是律师这一职业角色义不容辞的职责。

为了提升和确保律师服务的诚信度，有必要尽快建立健全律师诚信体系，用制度的力量保证守信者得益、失信者受损。

要借鉴金融信用等级审评的做法，建构律师事务所诚信级别评价系统，开展对律师事务所的诚信等级评价，同时要建立执业律师的诚信记录档案。

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要将的中心放在对执业律师的诚信监管上，对违规违法执业的律师事务所和律师要及时通过媒体向社会披露，加大对律师服务领域欺诈行为的查处力度。

（三）、律师与司法行政机关的关系——自律性律师职业的民间性同时决定了作为行业协会性质的律师协会，应当在律师业管理方面主动唱主角，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尊重和支持律师协会的行业自治。

从这个角度讲，律师这一职业是最崇尚自律的。

有必要真正从体制上理顺司法行政机关与律师协会的关系。

但是现行《律师法》中存在着关于中国律师职业的几个悖论：第一，一方面第二条规定律师是社会服务法律工作者，但是另一方面律师资格的授予完全是官方的，一切由司法部统一组织、统一认定，律师资格的授予有非常强烈的官方色彩，由司法行政机关控制；第二，从律师职业道德维护来说，职业道德维护的主体还在司法行政机关，我们的管理机制是一种行政化的管理。

中华全国律协目前主要的功能是对外交往、会员的培训、律师的培训及会员的权利保障，其他很多权力如资格的授予、职业道德的维护、律师的惩戒都不在它手中，《律师法》确立的管理体制直接与《律师法》确立的律师性质背道而驰。

这说明1996年的《律师法》仅仅改革了律师的身份、律师事务所，律师的管理、职业道德、权利保障、惩戒、律师资格的授予还仍然带有很强的行政色彩。

三、中国律师在国家政治、经济、社会中的地位就职业个性而言，律师贴近民众、仗义执言、能言善变等职业特点，与政治人角色的个性要求颇为吻合，律师确实是成为政治家的最佳候选角色之一。

在西方语境中，律师的确是一种与政治亲密接触的职业角色，是事实证明最有可能跻身于政界乃至权力中心的一种职业角色。

西方律师往往能够跻身于政界乃至进入权力中心拥有显赫的政治地位。

但是，鉴于中国现行政治体制的传统惯性，以及中国律师职业群体自身政治诉求的欲望偏低等因素，从整体上讲中国律师仍将长期远离政治权力中心。

即使已有屈指可数的律师有幸当选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身兼参政议政督政的政治人角色，这也并不意味中国律师畅通了进入政治职业共同体的渠道，这些兼职政治人角色的律师依然大体上属于体制外的准政治人（在这点上与某些以劳模身份当选的人大代表情形比较类似）。

可以说，从政对处于权力边缘的绝大多数中国律师而言依然是敬而远之、遥不可及的事情。

从总体上讲，律师这一职业群体在当代中国仍然属于经济上相对富裕而又要疲于自我维权的“弱势群体”。

中国律师一方面在法庭上“为权利而斗争”，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为改变执业中的不公正境遇而进行自我维权。

当前中国律师的相对弱势地位是诸多历史的和现实的复杂因素造成的，这也与中国律师群体整体的成熟、真正实现行业自治等诸多条件息息相关。

四、结语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中国律师目前的性质和地位处在一种义务上已经和国际接轨，但是权利上还远远赶不上国际水平的尴尬境界。

作为一名兼职律师，我深深感到我们必须对律师的职业定位有一个客观、科学、全面的判断和认识，这个定位应有三方面的含义，即政治角色定位、市场角色定位、社会角色定位。

近期内，我们既不敢奢望成为“在野法曹”，我们也不敢梦想成为“自由职业”，我们只是希望早日找准“维护基本人权，实现社会正义”的职责目标。

但愿这一天能够早日来到，中国也将实现真正的法治。

参考文献[1] 《中国律师》，2004年第11期、12期，2005年第1期、2期、3期[2] 刘桂明，《中国律师何处去》，《中国律师》，2003年第7期[3] 刘武俊，《解构中国语境的律师角色》，《燕园评论》，2003-02-10[4] 刘桂明，《中国律师业面临十大难题》，《中国律师》，2002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