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概论-翻译的原则

第二章 翻译的原则
翻译的起源？？？
我国有文字可考的翻译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一世纪 刘向《说苑·善说》里记载的《越人歌》，距今已两千余年。 西方有文字可考的最早笔译活动则可追溯到公元前大约250 年罗马人里维乌斯·安德罗尼柯(Livius Andronicus, 前284?204)用拉丁文翻译的荷马史诗《奥德赛》，距今更是有两千 二百多年。可以说，不论是中国或是西方，翻译的历史都相 当悠久。
唐朝名僧玄奘精通汉梵两种语言，他强调译文 “既须求真，又须喻俗”，也就是说既要忠实、真切 地反映原文的本意，又要通顺易懂。
1898年，近代第一位系统介绍西方学术的启蒙思想家严复 在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时，在其例言中首次提出了“三 字论”：
“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言已 不达，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此在译者将全文神理，融 会于心，则下笔抒词，自善互备。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于共 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 即所以为信也……《易》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 文，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亦译事楷模翻译标准与译者之间是 什么样的关系？
美国翻译家尤金·奈达（Eugene A.Nide）提出“动态 对等”（译文接受者和译文信息之间的关系应于原文接受者 和原文信息相同）理论。把翻译定义为：翻译是指从语言到 语体在译入语中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信息。
苏联的巴尔胡达罗夫在1975年出版的《语言与翻译》一 书中，提出“意义不变”标准。他在强调翻译力求等值的同 时，也指出完全等值翻译是不可能的。
科米萨罗夫在1980年出版的《翻译语言学》中，提出翻 译的标准，翻译的语体—修辞标准，翻译的言语标准，翻译 的实用标准和约定俗成标准。
20世纪80年代，彼得·纽马克根据布勒语言功能 的划分，把文本分为三大类型：表达功能、信息功能 和呼唤功能。
德国的凯瑟琳娜·莱斯、汉斯·威密尔、克里斯 蒂安·诺德提出功能翻译理论。20世纪90年代初，诺 德提出“功能+忠诚”标准。
任何翻译标准的厘定，都不能摆脱特定的上下文， 特别包括翻译目的，所翻译题材的内容，翻译作品的 服务对象等。这样便产生了在什么层次上厘定翻译标 准和可以厘定多少翻译标准的问题。
有学者把翻译标准分为消极的和积极的两种主张。 消极方面，我们主张：（一）不分裂翻译的标准； （二）不分裂直译和意译；（三）不完全根据中文心 理。积极方面，我们主张：（一）内容与形式要求统 一；（二）宁信而“不顺”；（三）采用白话。翻译 本来没有死板的标准，像度量衡那样可以测量长短大 小轻重。在意义方面，必须真切地表达原文；在字句 方面必须力求接近中文。中文里有现成的词儿和语法， 应当尽量利用，以求译文的通顺。
我国的笔译传统虽然起始于《说苑·善说》里记载的 《越人歌》，但《越人歌》只是一个孤立的翻译活动，它并 没有触发一场大规模的翻译运动。我国翻译历史上第一个高 潮即佛经翻译的高潮，一直到西域高僧安世高于公元148年 来洛阳之后才开始形成。而在西方，公元前三世纪中叶安德 罗尼柯用拉丁文翻译的荷马史诗《奥德赛》，却成了西方翻 译史上第一大高潮的先导。
概念的界定 中外翻译原则的代表性观点 翻译原则之厘定
“翻译标准☞翻译活动必须遵循的准绳，是 衡量译文质量的尺度，是翻译工作者不断努 力以期达到的目标。”
方梦之《译学词典》2004
翻译标准就是指译者在翻译实践中，做决定 时所遵循的原则，也是翻译批评家评判译文 的准则。
中国代表性翻译原则：
公元4世纪，东晋名僧道安将梵文译成中文，主张 “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时改倒句，余尽实录 也”，他推崇严格的逐字对译。
‘信、达、雅’作为翻译的标准历经近一个世 纪的检验，表现出它的生命力。信、达是翻译的基 本要求，而‘雅’则表现出一种对翻译的完美追求。 翻译决不是奴性的活动，它只有在表现出原作的风 貌和译者的主观能动性与创造性时，才具有生命。
1935年，鲁迅在《‘题未定’草》中提出“忠实、通 顺”作为翻译的标准。他认为译者不但必须把原文作者的 思想、感情全部传译出来，而且还“必须兼顾着两个方面， 一当然是其易解，二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两者不统一 时，他又主张“宁信而不顺”。
外国代表性翻译原则：
1792年，英国著名学者亚历山大·泰特勒（Alexander Fraser Tytler）在《论翻译的原则》中，提出翻译的三大原则： 1)译作应保全原作的思想；2)译作的风格和笔调应与原文的性 质相同；3)译文应和原作同样流畅。
1965年，英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和翻译理论家卡特福德 （John Catford）提出“篇章等值”原则，并给翻译下了如 下定义：翻译是把一种语言（原语）的话语材料用另外一种 语言的等值话语予以替代。
1951年，傅雷在“《高老头》重译本序”中提出翻译 应“重神似而不重形似；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 外”。
1964年，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中提出：“文学翻译 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
字，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 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是达到了‘化’境，……”。
1988年，辜正坤发表“翻译标准多元化互补论” 一文，认为“用以指导翻译实践并判断译作价值的 具体标准不但有，而且不止一个”。
1998年，冯志杰采用了模糊数学中的评判法， 根据信息理论提出了翻译的二元基本标准：译文的 “信息等价性”和“信息传递性”。
2002年，吕俊提出后现代文化语境中的翻译标 准是：1)符合知识的客观性；2)理解的合理性与解 释的普遍有效性；3)符合原文的定向性。
1978年，范存忠在《漫谈翻译》中说，翻译的原则是 “从信、达、雅到正确，通顺，易懂”。
葛传椝在《翻译通讯》1980第2期中谈到：“说‘信’ 也好，说‘忠实’也好，翻译必须在把原文变成另一种文 字时，做到不增、不减、不改。”
1984年，许渊冲在《翻译的艺术》中提出，“忠实于原 文内容，通顺的译文形式，发扬译文的优势，可以当做文 学翻译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