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与转换(1)

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与转换

一、经济增长方式的阶段性规律与理论阐释

经济增长方式,指推动经济增长的各种生产要素投入及其组合和作用

的方式。从要素配置状况出发,经济增长能够衍生出两种不同的方式,

一是以增加投入和扩大规模为基础、强调增长速度的粗放型经济增长

方式,二是以提升效率为基础、强调增长质量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

不同时期、不同产业部门的发展中,两种增长途径往往是以不同的组合

方式并存,而主导地位会有所不同。从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的转变,是经济增长的一般趋势,这个内在的规律性能够通过经济增长方式的阶

段性演变反映出来,并体现出不同的特征(波特,2002)。经济增长的历

史过程,首先表现为要素驱动阶段,即资源经济阶段,经济发展的主要驱

动力来自基本生产要素,即廉价的劳力、土地、矿产等资源,特征是劳

动密集型产业成为主导产业;其后则为投资驱动阶段,即资本经济阶段,

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来自大规模的投资及生产,特征是资本密集型产

业成为这个阶段的主导产业;第三为创新驱动阶段,即知识经济阶段,经

济发展的驱动力来自于技术创新,经济发展特征为知识密集型产业是该

阶段的主导产业;第四为财富驱动阶段,即第三产业的分化阶段,追求人

的个性的全面发展和生活享受,成为经济发展的新的主动力,自然产业、精神产业和社会产业成为这个阶段的主导产业。①

从经济增长的现实来看,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规律性演变,也大体

上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770年以前的经济“起飞”前

阶段,经济增长的主要内容是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经济驱动因素以

自然资源投入为主,农业是这个时期的主导产业。第二个阶段是从18

世纪后期到19世纪后期,这个阶段的特点是以大机器工业代替手工业,

资本积累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因素,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部门成为

主导产业。第三个阶段是1870—1970年的百年发展时期,这个阶段西

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不再主要依靠资本和资源的投入,而是主要依

靠技术进步和效率的提升。这个阶段的主导产业,是与服务业一体化的

制造业及农业。第四个阶段是1970年以后的经济信息化发展时代,用

信息通讯技术改造国民经济成为这个时期经济增长的主要内容。这个时期的主导产业,是渗透到各个产业的信息通讯业。经济增长方式的阶段性规律,直接反映在不同经济时期的增长理论上。在经济增长的第一个阶段,因为人口增长与粮食等产品增长的不同步,人口增长的扩张性与土地等生产水平的有限性之间存有着不平衡,因而产生了理论上所谓的“马尔萨斯陷阱”(MalthusTrap)。对于经济增长依赖于基本生产要素驱动的困境,斯密与李嘉图等曾持悲观的态度,但随着经济的发展,理论上的“马尔萨斯陷阱”并没有在现实中发生。在早期增长阶段,经济的快速增长得益于资本的积累,哈罗德-多马模型

(Harrod,1939;Domar,1946)作为分析这个时期增长特征的工具,受到西方经济学家的认可。在第三个阶段,随着技术进步导致的效率提升,新古典外生增长模型(Slow,1956)成为这个时期经济增长方式的最好的注解。

新增长理论的内生增长模型是对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完善和修正,其共同特点是强调内生化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决定作用。在

AK(accumulationofknowledge)模型中,知识积累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Arrow,1962;Romer,1986;Lucas,1994);在基于

R&D(researchanddevelopment-based)模型中,技术进步依赖于人力资本投资,而人力资本投资的差异主要归于对R&D部门投入的不同,这是各国经济增长间存有显著差异的原因

(Romer,1990;Lucas,1998);ED(evolvementofdivisionoflabor)模型则主要是从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演进出发,研究经济增长问题(YangandBorland,1991)。新增长理论说明,要素投入的增加只有在其能够带来科技进步的条件下才能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科技进步必须遵循内在的实现机制。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事实上已得到大量历史经验数据的支持。相关研究表明,现代西方工业化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为15%多,其中,资本对人均收入的贡献约为025%,生产效率提升的贡献则为13%。所以能够认为,这些工业化国家已走过了单纯依靠资本投入拉动的经济增长期,因为“投入的贡献只占有限的一小部分”,而“绝绝大多数应归因于生产率的高增长率”(库兹涅

茨,1985)。萨缪尔森(1992)在分析研究美国经济增长状况时发现,美国

在上世纪初至80年代,年均增长率达到22%,其中资本深化所占份额仅

有05%,而资本效率提升的贡献份额却占到17%。

在肯定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时,不能忽视技术进步的社会制度

环境。不同历史时期的增长方式是否科学和合理,需要通过社会生产过

程中投入和产出关系的检验。社会产出的增加与社会对生产过程中的

投入密切相关,而生产要素的投入是多元的,且受社会经济制度的约束。从历史和当代经济发展的现实看,决定经济增长方式的因素也不是单一的,而是很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所以,对社会制度在经济增长中作

用的研究,也是从理论上阐释经济增长的另一条主线。制度经济学着重

研究一定历史阶段的制度对技术的决定作用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旧

制度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过程的起点是技术上的突破,而技术的应用

必须有赖于组织,组织是用几个人或很多人的比较专业化的努力或知识

来代替单独个人的这种努力或知识的一项措施(加尔布雷思,1980)。新

制度经济学则将研究视角从生产领域延伸到流通、交换和分配领域,以

要素间交换存有交易费用为依据,提出用于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安排及

其创新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DavisandNorth,1970)。诺斯等人进

一步指出,制度创新是能使创新者获得追加利益的现存制度的变革,其

动力是个人利益最大化,其实质是通过制度的调整和变革,创新者把握

新的盈利机会以实现预期的收益增长,所以制度变迁的过程是制度均衡

与制度创新交替出现的过程,制度创新过程能够对一些国家(如美国)的

经济增长作出解释。这些研究成果对探讨当代经济增长的内在原因和

经济发展的方向,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在不同的经济增长阶段,经济增长方式具有各自不同的技术和制度特点。从现实国情看,中国当前仍处于经济增长的投资驱动阶段,资本密集型

产业是主导产业,经济增长仍然是以资本投入作为主要驱动因素,经济

效率仍然低下。中国经济增长的另一个重要背景,是当前正处于重要的

经济转型期,适合于要素数量投入型增长的传统经济体制和制度安排还

在顽强发生作用,客观上增大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难度。所以,中国

对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与定位,理论上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一是不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