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一生三变的启示_裴毅然

出

生于广东新会农家的梁启超（１８７３～１９２９），十岁应童子试即获神童之名，１７岁中举，２３

岁与老师康有为耸掀公车上书，１８９８年的百日维新更使他名满天下。不过，据学者统计，他一生政治形象前后凡“十变”，重大政治转变计三次。这在一向尊崇“从一而终”的中国，自然讥多赞少，落下“流质易变”之诟。梁漱溟在《纪念梁启超先生》一文中说：“任公为人富于热情，亦就不免多欲。有些时天真烂漫，不失其赤子之心。其可爱在此，其伟大亦在此。然而缺乏定力，不够沉着，一生遂多失败。”（《梁漱溟自述》

，漓江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４０３页）甲午至戊戌时期（１８９４～１８９８），梁启超在湖南主讲时务学堂，以老师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为张本，托古改制，摇撼旧法，倡平等、主民权，求立宪，发展公车上书，成为维新派赫赫有名的思想领袖。

梁启超的第一次重大转变发生于戊戌政变后的第二年，即戊戌至癸卯（１８９８～１９０３）亡命东瀛时期。１８９９年３月，康有为离开日本前往加拿大，组织保皇会（又名中国维新会），留徒梁启超、韩文举（１８６４～１９４４）、欧榘甲（１８７０～１９１１）等人于日本，在横滨发行旬刊《清议报》。是年春夏间，日本进步

党领袖犬养毅（１８５５～１９３２）于早稻田私邸设宴邀请孙中山（１８６６～１９２５）、陈少白（１８６９～１９３４）、梁启超等人，特为孙梁二人介绍，欲使孙康二派联合，共任国是。梁启超一见孙中山，便倾倒于孙的言论，大有相见恨晚之慨。此后，梁启超、欧榘甲等人与孙中山、陈少白、杨衢云（１８６１～１９０１）等人时相往还，顿形密切。“一时孙康合作之声，轰传于东京横滨之间。”（冯自由：“康门十三太保与革命党”，参见冯自由《革命逸史》，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第１版，第２集，第２９页）

梁启超在日本与孙中山往还密切，渐有赞成革命之意，认为到“思想不自由，民智更无进步之望矣”

（《致康有为书》１９０２年５月），并计划放弃保皇路线，撮合孙、康两党合作。这自然引起以保皇维新为己任的康有为及其党人之不屑。因为康党主张自上而下的渐进式改良，与孙中山推翻满清彻底共和的政治主张大相径庭，尤其康有为对提携自己的光绪帝感恩戴德奉为明主，视反满弃君类同“发逆”。因此，梁启超这种“反出朝歌”、有悖师门的转变，深受康党唾弃，斥为“叛徒”。尤其在注重五伦的传统思想中，天地君亲师，背叛师门确可归之“大逆不道”。不过，这一切梁启超都顶住了，他朝着激进革

梁启超一生三变的启示

■裴毅然

HUI MOU

回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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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HUI MOU

命的思路继续前行，重复了亚里士多德对老师柏拉图说的那句传世名言：“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

梁启超还介绍章太炎、唐才常与孙中山相见，拟合作共同反清，当时康派半数赞成。考虑到老师康有为绝对不会同意弃保皇而就共和、舍维新而就革命，梁启超联合十三人，写了长达千言的“上南海先生书”，略谓：“国事败坏至此，非庶政公开，改造共和政体，不能挽救危局。今上贤明，举国共悉，将来革命成功之日，倘民心爱戴，亦可举为总统。吾师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启超等自当继往开来，以报师恩。”（冯自由：“康门十三太保与革命党”，第２９页）促老师康有为退出政坛，不要再干预晚辈行动。康有为收到劝退信，怒不可遏，严辞申斥，立派人携款赴日，勒令梁启超即往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务，不得延误，再令欧榘甲赴旧金山任《文兴报》主笔，此乃康梁师徒在政治上发生矛盾的开始。各地康徒亦为之哗然，指此十三人为逆徒，呼为“十三太保”。康徒当时仰其师如帝天，接到康有为的答书，梁、欧离去，孙康合作之局瓦解，“十三太保”遂散。

这一时期，正值三旬前后的梁启超在日本久受革命党人影响，接受了“适者生存”的进化论，逐渐离弃戊戌以来的保皇维新立场，政治主张从君主立宪逐渐转向民主共和。他认识到彻底唤醒国民的民族意识、重组民族国家乃世界潮流，而“外争国权”需要全新的组织形态，需要扩大民权，发动全民的积极性，参与国事，不能仅仅只依靠少数上层官僚与皇帝的把舵。显然，这一政治目的在传统儒家思想框架内是无法提供的。他在首次访美中写下：“成功自是人权贵，创业终由道力强。”（梁启超：《新大陆游记》，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第１版，第９７页）这一时期，梁氏言论已类同激烈革命党，如《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鼓吹排满共和、全盘西化。

１９０３年，梁启超赴美国考察。当他看到美国民主政治及目睹旧金山华人区的脏乱差之后，对民主刚刚生出不久的赞赏很快消失，政治立场急剧改变，认为“今日中国国民，只可以受专制，不可以享自由。”（梁启超：《新大陆游记》，第１４８页）梁启超认为美国的民主制度原来是分肥式的“挂羊头卖狗肉”，选举也过于频繁，舞弊过甚，各派政治家为献媚俗众，太注重短期效应，怀才者纷纷躲避政治，许多总统不过是平庸之辈。同时，他认为中美国情有异，各方面差异太大；中国的家族主义劣根性太重，且自私少知，这样的国民不够资格实行充分民主，对他们只能是强有力的集权统治与压制式管理。故而，他提出中国人应该忘掉卢梭与华盛顿，应该牢记古老而严厉的法家传统。他甚至警告：毁掉中国将不是蒙昧主义，而是进步主义，如果以不受限制的代价购买自由，也许７０年之后还享受不到自由的幸福。其依据是俄国在专制统治下同样完成近代社会改革，并显示出相当效率。而且，从社会思潮上，当时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也是支持国家集权的。西方知识界看到法国为１７８９～１７９３年的大革命付出严重代价，八十年后才得些许回报，因此对民主怀有莫名恐慌。这一时期，梁启超鼓吹变革的言论显著减少，从学术文化、史地人物等角度从事启蒙工作渐增。

基于以上认识，１９０４年《苏报》案后，梁启超抛弃了１８９９年以来所信奉的“破坏主义”与革命排满政策等主张，回过头来认同康有为的保皇维新立场，坚决捍卫君主立宪，并发表影响甚大的《开明专制论》，与孙中山的同盟会展开激烈论战，再次成为维新党人的中坚、同盟会的劲敌。梁启超判认中国不仅不宜进行急速变革，就是实行君主立宪仍以满人在位为宜，并认为这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惟一大道。此时的康梁一致认为走英式立宪制可避免社会激烈震荡，改革所支付的代价较小。换言之，梁启超从一步到位的“激进论”又回到步履稍缓的“渐进论”。而“激进论”与“渐进论”又是同盟会与康梁党徒划然有别的楚河汉界。

世界现代史证明：越是落后的时刻，越是激进的东西就越容易取胜；越是落后的地区，人们提出的革命方案也越偏激。如当今的阿拉伯地区，越落后提出的改革方案也就越灿烂，手段也越极端。因为，越是落后，人们就越希望速变，一锹能挖出一口井，一跺脚就改变了面貌，多好哇！而激进的东西为了赢得人们的支持，又总是将蓝图设计得尽善尽美，将大饼挂得似乎就在近前。但是，世上真有那么好的事么？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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