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讲福利国家理论

第四讲福利国家理论主要内容：一、福利国家的产生和发展二、西方经济学中的福利国家理论三、福利国家危机四、福利国家的改革与启示主要参考文献1.《福利国家经济学》，尼古拉斯•巴尔，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当代西方经济学新进展》方福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3.《福利经济学前沿问题》，尼古拉斯•巴尔、大卫•怀恩斯，辽宁人民出版社4．《福利国家向何处去》，周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5．《构建全民共享的发展型社会福利体系》，中国发展出版社6．《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吴敬琏，上海远东出版社一、福利国家的产生和发展关于福利国家的典型故事“在20世纪，如果你碰巧出生在瑞典，那就像中了头彩一样。

”——一位美国作家。

20世纪60、70年代，是瑞典的“黄金时期”有个患了轻度抑郁症的人跑到公立医院去看病。

当时正值寒冬，日短夜长。

为了能让病人进行户外活动，多晒太阳，医生开了一道处方：去西班牙两星期病假，机票和酒店开销算作药费，全部报销。

1．什么是福利国家布里格斯(Asa Briggs)为福利国家给出了一个著名的界定：“‘福利国家’是这样一种国家，其中，有意识地运用组织的力量(通过政治和管理)至少在三个方面努力减少市场力量发生作用的范围：第一，保证个人和家庭的最低收入，而不管他们财产的市场价值如何；第二，使个人和家庭能够应付“社会意外事件”，如生病、年老和失业，以降低不安全感的程度，否则个人和家庭将会面临危机；第三，保证在一定范围内的社会服务领域向所有公民提供所能得到的最好服务，不管他们的地位和阶层如何。

转引自《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4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福利国家的内容：第一，以社会保障制度为主体；第二，政府保证所有公民享有最低标准的收入、营养、健康、住房、教育和就业机会；第三，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一个简便的界定，就是“社会开支”在一国GDP中所占的比例，比例高的属于福利国家，比例低的属于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国家。

在西方国家，属于“社会开支”内容的包括像医疗保障、退休金、教育等等必要的福利，它们是通过国家的税收、用非市场的手段经营的（即社会福利的非商品化）福利国家社会开支的比例：瑞典为32％，法国29％，丹麦、德国28％以上，挪威、奥地利、比利时在26％～27％左右，芬兰、意大利在23％～25％之间，瑞士、荷兰、英国在23％上下，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都在18％左右、美国不到17％。

社会指标（平均寿命）：日本82.07（岁，下同），法国80.87，瑞典80.63，澳大利亚、瑞士80.62，加拿大80.34，意大利79.94，挪威79.78，奥地利79.21，荷兰79.10，德国78.95，比利时78.92，英国78.7，芬兰78.66，美国78.06，丹麦77.96社会指标（每千个新生儿的死亡数）：日本和瑞典为3.2，挪威为3.3，芬兰3.7，瑞士4.1，比利时、法国4.2，德国4.3，丹麦、奥地利、澳大利亚4.4，荷兰4.7，英国、加拿大4.8，意大利5，美国则高达6.3。

经济指标（以美元为单位人均GDP）：挪威：10万以上，丹麦、瑞士6.7万，瑞典、芬兰、荷兰：5.5万上下，奥地利5.2万，澳大利亚5万，比利时4.9万，法国4.8万，加拿大和美国：4.7万，德国：4.6万，英国4.5万，意大利4万，日本3.8万大体而言，欧洲发达国家属于福利国家，美国一般不称作福利国家。

2．福利国家的理论起源和发展现代福利制度起源于英国的《贝弗里奇报告》。

《贝弗里奇报告》对战后英国福利社会的建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这个报告主张的社会福利可以被概括为“3U”思想：普享性原则（Universality），即所有公民不论其职业为何，都应被覆盖以预防社会风险；统一性原则（Unity），即建立大一统的福利行政管理机构；均一性原则（Uniformity），即每一个受益人根据其需要，而不是收入状况，获得资助。

“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这个概念是1941年由威廉•坦普尔最初提出来的，以区别于纳粹德国为统治者服务的“权力国家”（power state）。

人们常常把1948年7月5日英国国民可以享用国民保险的这一天作为英国福利国家的诞生日。

从此，现代资本主义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欧洲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开始效法建立了福利国家二、西方经济学中的福利国家理论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可以解释建立社会保障的理论依据,并可以诠释西方福利国家存在的理性缘由。

这样，在主流经济学和社会保障及福利国家之间，可以建立一个对话渠道：社会保障的建立和福利国家的存在，不仅仅是由于“社会正义”的需要，它也是出于“经济效率”的原因。

1．微观经济学与福利国家微观经济学认为市场会出现失灵。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鲍莫尔（Baumol）和阿罗等经济学家对1920年庇古的《福利经济学》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一批经济学家创建和发展起来的旧福利经济学做了重要补充和修改，从而使之在深入研究市场失灵和国家干预合理性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福利经济学20世纪80年代关于福利国家的大辩论，《福利国家经济学》出版（1987年）市场失灵与福利国家（社会保障）1．市场的不确定性2．市场的规模收益易引发自然垄断3．在存在外部性的情况下，市场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4．市场不能提供最优数量的公共物品5．竞争性市场常带来不公平的收入分配6．信息不对称导致市场失灵（1）养老保险（2）失业保险（3）医疗保险和健康保险在保险市场上，信息不对称实际上也是个委托代理间题，即投保人（代理人）和保险商（委托人）之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将导致市场效率损失。

例如，投保人通过采取保险商不可观测的行动影响到其损失的概率和数量时就会出现道德风险问题，而当高风险的人向保险商隐瞒事实导致后者无法做出区分时就出现逆向选择问题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理论是由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克洛夫在其论文《柠檬市场：质量的不确定与市场机制》中提出的。

柠檬（a feeble or unsatisfactory person or thing）指旧货。

在旧车市场上，由于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和市场价格下降产生的劣质品驱逐优质品，进而出现市场产品平均质量下降。

市场选择的结果不是优胜劣汰，而是留下差的，所以叫逆向选择。

2、宏观经济学与福利国家宏观经济层面的市场失灵问题宏观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存在的科学，对市场稳定性问题或市场失灵问题的解释，在某些方面，比微观经济学更为详细，更有独到之处。

（1）经济增长理论中的市场失灵：内生增长理论（技术创新，教育，人力资本）；（2）社会公平实现过程中的市场失灵：收入再分配理论（货币补贴与实物补贴）；（3）失业保险供给中的市场失灵：弗里德曼及其以后的失业理论（自然失业率）；（4）反通货膨胀中的市场失灵：收入政策理论（贫困补贴与最低收入保障）三、“福利国家”危机20世纪70年代以来，“福利国家”普遍出现了危机。

首先是发达国家经济出现“滞胀”，要求削减政府开支和社会福利，减少税收以刺激投资。

但高税收是高福利的基础，减少税收，出现财政赤字，高福利难以为继。

其次是近年来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福利国家”高福利、高工资、高补贴、长假期的优越条件，削弱了他们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更严重的是，高福利还培养出一批坐享其成的懒汉。

经济全球化导致了西方就业机会外流和第三世界廉价商品大量进入西方市场，“福利国家”竞争力减弱，难以支撑高昂的福利开支。

福利国家的弊端欧洲式的社会保障制度曾经对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增长起到了积极用，但其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具体表现如下：第一，社会保障体系所提供的保障水平要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二战后，欧洲福利国家的高标准社会保障一开始就是建立在较高水平的人均GDP的基础之上的。

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西欧国家的社会福利继续快速提高，大大超过生产的增长速度。

1965～1970年，社会福利费用每年平均增长11．6％；1970～1975年，每年平均增长15•3％。

社会保障费用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的比重从60年代的不到20％，上升到70年代中期的30％左右。

由于社会保障的水准超过了经济的支撑能力，国民收入中越来越大的部分被用于社会保障，所以就会损害长远经济发展的基础。

第二，过高的社会福利不利于效率的提高。

二战后，西欧各国政府在社会保障制度中全面承担了增进社会成员普遍福利的责任，这对推动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是，对于国家究竞应在社会保障体系中起多大的作用，并不是没有疑问的：(1)社会经济资源中有越来越大的份额掌握在政府手中，由政府直接支配，削弱了市场机制的作用。

(2)国家全面包揽了社会成员的高水平生活保障，使一部分人滋长了依赖国家、靠社会保障过日子的心理和懒惰行为。

(3)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扩大，培育起庞大的福利机构，造成高浪费、低效率和官僚主义。

第三，过高的福利影响国家预算的稳定性。

西欧国家的社会保障资金主要来自国家预算。

随着实行福利主义各国社会保障水平的不断提高，用于社会保障的一般税收和指定用于社会保障目的的薪给税或社会保险税不断增加。

例如，1965～1984年期间，瑞典税收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从35．7％上升为50．6％；丹麦从29．4％上升为47．3％；英国从30．6％上升为38．6％；法国从35．0％上升为45．5％。

一些国家的个人所得税的边际税率很高，例如瑞典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高达80%，实行这种以高税率为基础的高福利，虽然具有较强的收入再分配效应，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但同时也会使厂商成本提高，资本收益率下降，还会损害因积极工作而获得高收入的那部分人的工作积极性。

而且，由于社会福利开支过大和预算入不敷出，实行“福利国家”政策的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形成了庞大的财政赤字。

以上问题使福利主义的社会保障制度陷入困境。

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西欧社会进入人口老龄化和低增长阶段后，它们的这种高福利政策受到了广泛的批评。

东南亚地区的新加坡、南美的智利等国家汲取了“福利国家”政策的教训，发展起了与之不同的社会保障制度。

“福利国家”的危机最终导致了“福利国家”对福利经济制度的改革。

从“福利国家”发展形势的分析预测来看，“福利国家”的福利经济制度既不会从根本上被推翻或取消，也不会完全按照过去形成的那种模式走下去，福利经济制度的调整和改革势在必行。

四、“福利国家”改革与启示1．瑞典的社会保障体制改革（英国等略）20世纪70年代以后，瑞典的社会保障体系陷入了危机，主要表现在：公共开支比例过大，各项福利开支(养老、医疗、失业、生育、伤残等)大约占政府公共开支的85％，公共开支占GDP的比重也从20世纪60年代的35％上升到20世纪90年代的70％，财政不堪重负；过度福利对劳动者积极性起反激励作用，造成了“福利欺诈”和“福利依赖”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