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时间的挣扎与身份认同的危机__省略_大春小说_将军碑_与_四喜忧国_门红丽 (1)

2010年出版的《四喜忧国》是台湾小说家张大春真正意义上被大陆引进的第一本小说。

这部短篇小说集里不但包含台湾版的所有7篇小说，另外还增添了6篇小说，其中包括了他初期的成名代表作：《将军碑》与《四喜忧国》。

张大春作品的出现曾在台湾引起轰动，被称为“张大春闪电”“野鬼托生的文学怪胎”①1986年，张大春以《将军碑》斩获第九届时报文学奖小说类首奖，时任评审的刘绍铭曾说《将军碑》与其他得奖作品相差“不是一个马鼻的距离”，意指其小说之绝佳。

《四喜忧国》于1987年发表，被称为张大春“黑色幽默”小说的代表之作。

这两篇小说的主人公，一个是作为英雄的大人物“将军”，一个是处于底层的小人物“朱四喜”，虽然身份不同，但是他们都面临着同样的难以逾越的命题：属于他们的时代已经过去，如何为生活在当下的自己找到存在的意义。

“将军”与“朱四喜”，一个用失语对抗当下的时代，一个用写一份政治檄文来完成自己的梦想，他们都希望超越时间来拯救身份认同的危机。

一、用失语对抗时间的流逝语言是一切叙述存在的根本，没有了语言，是否就不存在叙述，没有了叙述，没有了表达，是否时间也会停止？《将军碑》中的武镇东将军试图用失语来保存属于他的历史记忆。

小说中，在采访将军、要给将军写回忆录的记者石琦看来，保留历史的最好方法就是将其尽可能地叙述出来，记录下来，这样才能留下大时代的历史印证，而将军则拒绝一切语言表达的东西。

在将军八十三岁的暖寿宴上，“他冲七十二位贺客说道‘你们要是真心看得起我武镇东，就把山上那块碑给卸了！我可担不起那么些好辞儿！’”在座的人很诧异，因为这时并不存在给将军立的纪念碑，通过后面的叙述我们知道这是将军在他的时间隧道中通过去“未来”而发现的后人给他立下的纪念碑，这是在他九十岁时发生的事情。

他拒绝后人的任何说辞，他认为语言无法来定义他，定义他的时代，于是将军“已经打定主意：从此再也不开口讲话了。

”用沉默和主动失语来代替纷繁复杂的言语表达，这是将军选择的保留他自己时代的独特方法，历史是记忆，是记录，是已发生，是已说出，是不可逆转，将军像任性的孩子一样拒绝说话，是试图让自己认为属于他的时代并没有过去，没有记录的历史就不算历史。

但是他在过去、现在、未来三个时间点的不同空间中任意游走，他越拒绝叙写历史，其实也就更加反映了他内心的不确定甚至是惶恐。

张大春在小说《将军碑》中灵活运用了顺序、倒叙、插叙、闪回等多种叙事手法，将军的行踪在现在、过去、未来之间来回穿越。

在外人看来，将军已经是一个垂垂老矣的有164些悲剧的过气英雄，但他自己却有着独特的生命旅程。

小说开篇第一段中所涉及的时间点向我们揭示了主人公不为人知的秘密“除了季节交会的那几天之外，将军已经无视于时间的存在了。

他通常在半夜起床，走上阳台，向满园阒暗招摇的花木挥手微笑，以示答礼。

到了黄昏时刻，他就举起望远镜，朝太平山一带扫视良久，推断土共或日本鬼子宿营的据点。

如果清晨没有起雾和落雨的话，他总是穿戴整齐，从淡泊园南门沿小路上山，看看多年以后他的老部下们为他塑建的大理石纪念碑。

”半夜、黄昏、清晨这三个指向当下的时间点分别对应的将军的活动是现在、过去、未来。

可以看出，将军把大部分的时间花在缅怀过去与设计未来，而只是在半夜安静时刻去面对真实的现在。

小说中，将军四次回到过去，分别是：一九二六年（民国十五年）十一月北伐军克复九江、一九三二年（民国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一日的上海、将军三十七岁，与“北支那方面军”第十师团的濑谷支队在台儿庄作战、将军退休后与夫人及儿子的一场对话。

这些闪回场景并非是简单的将军自己的回忆，而是加入了许多加工和想象的成分。

在第一次闪回中，传记作家石琦花了一整天的时间请将军回想一下民国十五年的事件，将军仍然“不说话”，而是选择“流利地运用他那贯穿时间的秘密能力，把石琦从九江带到南昌。

”在对战争的描述中，将军既是参与者，是与敌方会谈且英勇战斗的年轻、英挺的自己，同时他也是旁观者，和石琦一起在“看”这场战斗。

石琦在当下的话语和动静被将军想象成了他们在战斗中的对话，当石琦拍着将军的手背让他休息时，将军竟发现自己孤独地站在黄埔马路上，他甚至无法确定，今天是他二十五岁还是八十三岁的生日。

整个小说中，除了石琦和维扬的几段对话外，其余都是将军自己的想象，都是当下的自己与过去的、未来的自己对话，他试图让三者取得一种统一，接受当下的自己，但是却总是徒劳。

将军无法定义自己当下的身份，他拒绝承认自己是个将死的老人，只好用回忆来强调自己的身份，拒绝其他人定义他，只好用失语来拒绝被叙写。

这种徒劳的挣扎使整篇小说充满了悲凉的气氛。

到底什么是历史，什么人来叙写历史，小说最后，张大春给出了这样的答案：“于是将军无所不在，也无所谓褒贬了。

他开始全心全意地守候着：有一天，维扬终究也要懂得这一切的；因为他们都是可以无视于时间，并随意修改回忆的人。

”维扬也有老去的那一天，到时候他又如何定义自己的时代与历史呢，是否也是一种徒劳的挣扎，如此轮回，永无止境。

二、政治想象与不自觉的自我救赎《将军碑》的主人公是一个历史中的大人物，他们对自己的时代有很深刻的参与感，觉得时代就是他们主宰的，这才造成了晚年当时代过去之后他们深深的无力和失落。

那么作为小人物，像《四喜忧国》中的朱四喜，当战争时代过去，整个社会处于和平多元时期，他们的选择以及对自己的定位又是怎样的呢，张大春在小说中像我们展现了“朱四喜”们不自觉的自我救赎。

在“国家有难”的时期，每个人都把自己的价值寄托于拯救国家这个宏大的命题上，做任何与拯救国家有关的事情，都是自己的精神寄托和价值实现的表征，我们都被纳入到这个大命题中，不会有被时代抛弃的痛苦。

但是当宏大命题不存在，在琐碎的日子中，把精神寄托在何处，这种转变给底层小人物的心理带来怎样的变化？这是小说中要探讨的论题。

小说采用倒叙的方式，开篇写朱四喜在写完他酝酿很久的《告全国军民同胞书》之后，“用大牙撬开一瓶红标米酒，忽然间觉得165精神抖擞起来。

”他这种满意的精神持续了三个多钟头，期间不断向自己的孩子讲解他这篇文告的精神和用意，虽然孩子们不以为然。

之后全文叙述朱四喜及王昌远一家的精神转变历程。

朱四喜是生活在违章建筑区“大杂院”中的底层小人物，依靠挑水肥卫生，后来成为比较受人同情或不讨厌的清洁队员，清扫马路和人行道。

朱四喜家中的墙板上了贴满了友人王昌远分送的《中央日报》《民族晚报》等报纸，他对这些报纸敬意十足，不挑水肥的季节，就呆在屋里看墙认字儿。

他所尊敬的好友杨人龙，在老家念过师范，能一口气念下半篇社论来，他们经常这样一个念，一个听，朱四喜对他非常佩服，觉得这是一种精神寄托。

他们都是从大陆流落到台湾的小市民，没有本土意识，是失掉根的人，有家乡却回不去，生活在新的地方，却不知所措，国家的分裂，自我的流放，使他们有着失去信仰的恐惧感。

他们总觉得还要发生重大的革命，所以杨人龙在被干儿子毒死之后，朱四喜就在梦中与杨对话，杨会对当下的政治情况发表一些见解，朱四喜深信不疑——我们知道，这其实是朱四喜与自己的对话，他将现实的不满和生活的困顿投射到国家大事的改变中，为自己找到一些参与国家大事的理由。

面对新旧的交替，价值观的多元与混乱，朱四喜不知道原因，只知道日子是越来越难过了，梦中的杨人龙却告诉他“国家多难，社会上才这么乱；社会上这么乱，你老婆才有麻烦；你老婆有麻烦，大家的老婆都有麻烦，道理是一样的。

要解决你一个人的麻烦，得先解决了国家的问题，天下太平了，人人才有好日子国，你懂吗？”于是，朱四喜觉得他有这种责任让大家明白这个道理，而最好的方式就是写一份《告全国军民同胞书》。

在这份文告中，虽然朱四喜的理想是“国家有难，解救同胞”，但从字里行间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小市民最普通最朴实的呼声，而非政治性的文告，他希望大家不要有了钱就胡来，就上酒家、跳舞，希望大家不要为了钱把干老子毒死，希望报纸多登登有志气的玩意儿，多登文告、少登坏事、坏消息，大家就不会学坏了。

文告的宏大官方形式与内容的微小简单，这种对比使小说透出一种悲凉之感，朱四喜看似得到了一个寄托和希望，其实内心仍然是矛盾尴尬以及对生活的不知所措。

在《将军碑》中，张大春运用了非常巧妙的叙事技巧，且言语中时刻透出一种伤感和悲凉，《四喜忧国》却显得非常冷静，甚至有些零度叙述的痕迹，只是在小说的结尾，似乎给了一个略带温暖的结尾“夜深人静的时刻，朱四喜的家中仍传来阵阵的塑料口琴声，配合着伴奏，有孩子轻声唱着：我们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我们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

三、心安何处：救赎的无力提到《将军碑》与《四喜忧国》的文化背景，就很难不提到眷村，而眷村这一独特的时代背景下的产物也就造就了眷村文化。

1949年之后，一百多万国民党军队以及家属带着不同的乡音、记忆和创伤，从大陆撤退到台湾，聚居在眷村这个地方。

张大春也是生于眷村，曾写过《眷村子弟江湖老》。

两篇小说中所涉及到的将军与朱四喜们正好代表了在眷村生活的第一代人，一个是军人的代表武镇东，一个是小市民的代表朱四喜。

这一代人是无根的漂泊状态。

他们找不到认同感，因此一个陷入想象的回忆中，一个寄托于再一次的“国家有难”。

小说中的人物最后似乎找到了一个归处，如将军是死亡的解脱，朱四喜是完成了自己的理想——写一份《告全国军民同胞书》。

但是在现实中，166有一部分人也在想象着一种回归，有一天能重新回到自己的家乡，不过回到之后却发现家乡也已是他乡，仍然是漂泊，最后终老在眷村。

这是一趟寻根之旅，只是最后没有答案。

每一个人、每一代人都在寻求生存的“意义”，而处于转折，或者说断裂时代的人，更加需要这种认同感，《将军碑》中的将军面临的不仅是两个时代，更是两个自我，这两个自我始终在纠缠，一个是年轻叱咤风云的英雄，一个是垂垂老矣的老人，将军无法接受自己的衰老，更无法接受自己已经被自己的后代、被时代所抛弃，而最后的死亡将这一切消解，无所谓时间，无所谓认同。

《四喜忧国》的朱四喜们，本身他们没有这种自觉，对时代的体认也没有将军那样深刻，他们只是本能地感觉自己似乎被时代抛在了一边，于是拼命证明自己的身份，朱四喜选择政治幻想，想象自己是写作文告的人，而王彼得则用一种自以为走在时代潮流中的信奉基督教行为证明自己的存在。

两种方式都充满了悲伤和无力，张大春也没有给出答案，到底何如找寻这种身份认同，是死亡的解脱还是希望在未来，抑或是一种轮回，每代人，每个人都逃不出这种寻找。

门红丽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