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北伐战争时期的国民革命军

试析北伐战争时期的国民革命军罗 苏 文北伐战争时期的国民革命军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

自1925年7月编成后，这支军队的素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初步成为一支有别于旧式军阀武装的党军。

由于其内部新旧势力的消长而引起的冲突激化，1927年?月随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这支新型的军队也—迅速趋于解体。

但是，它在中国近代新型革命军队的孕育过程中，具有其历史的进步性。

(一)1925年7月，广东国民政府在取得一次东征，平定杨刘之乱胜利后，为了实施扫除军阀、统一全国的战略计划，决定组建国民革命军。

初编的国民革命军是一支新旧并存的军队，它似自成一体的旧军队为主体，而初具雏型的党军则代表其未来趋向。

最初编入国民革命军序列的有五个军(即第一至五军，1925年8月26日)，不久又添一军(即第六军，1926年1月20日)，共六个军。

其中除第一军外，都不同程度地保留着旧式军队的痕迹。

构成国民革命军最初主体的五个军，在组成上大都以一省为主，带有明显的地方性。

第二军的前身是潭延闾统率的入粤湘军；第三军是朱培德收编流散滇军组成的前大本营巩卫军；第四军以粤军第一军第一师为基础，在讨伐陈炯明叛乱后扩编而成，由原第一师师长李济深任军长；第五军是前广惠镇守使李福林的部队，第六军则由在粤的几支零散武装：攻鄂军、山陕军、赣军及吴铁城的一个师合并建立，由攻鄂军总司令程潜任军长。

这种组成上的地方性，使军内官兵之间存在着同族、同姓、同乡、同窗、门生故旧等社会关系，上下相亲，自成一系。

其次这些军队中除第四军曾有过一定的政治训练(以精神讲话为主要形式)外，大都是在孙中山领导护法斗争期间，先后与国民党携手共事的。

没有经过革命训练，在广东分驻一地，自筹军饷，军权并不由国民党统一掌握。

他们一旦羽翼丰满，则难免为私利所趋倒戈相向，毫无政治信仰可言。

就军事素质而言，各军层次不一，未经统一整编、训练。

第二，三、五军，文化水平低，不拘年龄，部队拖曳经年，士气低落，装备也陈旧残缺。

唯有第四军以一批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生为骨干，对全军官兵实施有计划的军训，装备也较齐全。

程潜的第六军筹建的充实了五百名大本营陆军讲武堂的毕业生，因而在军官配备和训练上也有一定的基础。

第一军的情况与这五个军明显不同，它以黄埔军校教导团为基础，抽调粤军第二军的一部分编成。

这是按照孙中山创建一支“和革命党的奋斗相同的军队”的设想而建立起来的新型革命军队。

在筹建之初，就仿效苏联红军制度，自连以上设立党代表。

各连党代表由军校政治部从第一期毕业生中抽选(其中多数是共产党员)，统属军校政治部领导。

第一军组建后，又设立政治部，分管全军政治训练，并对军事长官的工作进行协助与监督。

这样，军队就须听从党的统一指挥，为实现党的纲领去奋斗，并使军队的政治训练在组织措施、内容形式等方面都较前大为改观。

在第一次东征的战前动员中，政治部就通过印发传单-教唱革命歌曲等形式，揭露陈炯明叛国叛党残害人民的罪行，指出东征是“为党为国为人民出力”，号召战土们以“不打倒他就誓不生还”的精神英勇杀敌。

同时公布军纪，“不抽捐收税；不强拉民伏；付价购物，不用军用票”。

东征期间，部队不仅严守军纪，而且专门组成宣传队向群众宣讲，举行军民联欢，并抽调一些党代表协助当地建立国民党基层组织。

这就使国民革命较易于得到民众的理解、支持，密切军民关系，从而克服革命党人以往那种脱离群众，单纯军事行动的弱点，使其军队成功地充当国民革命的先导。

在第一次东征凯旋之后，年轻的党军成为国民党倚重的劲旅。

它的成功实践表明，完成国民革命，不能依靠旧式军队，必须创建强大的党军。

因此国民革命军的组建意味着改组后钓国民党将依据第一军的模式，在改造旧军队的基础上创建一支新型革命军队，这种改造不仅要使军队确立为国民革命奋斗的信仰，并力求打破旧军队赖以维系的种种社会关系。

这个新趋向标志着中国近代军队制度的进步。

由于当时国民党尚未建立一个统一、稳定的中央政府，兵源还只能靠募兵制来解决，这就很难避免各军仍保留某种独立性和排他性，对旧军队的改造将面迎来自内部的抵制。

在第一军组建时这种内部冲突已初露端倪，焦点在加强还是削弱党对军队的领导。

如蒋介石曾特派陈果夫到上海设点招募新兵，以便在军内造成浙江籍士兵的优势；在为第一军选配师级党代表时，蒋故意利用矛盾，人为造成军政干部互相牵制的局面，对共产党员戒心重重，时加跟制等等。

这些做法都反映了其力图加强个人对军队的控制，与加强党对军队的统一领导的趋向格格不入，这种内部新旧势力的冲突直接影响国民革命军的素质变化。

(二)对旧军队改造的第一步是加强改组后的国民党政治工作在军队中的影响。

为此，1925年7月到1926年?月，国民革命军全面推行了党代表制，建立起统一的政治工泎系统；补充一批年轻的军政骨干；同时统一军饷，训练、装备也有所改善。

这时的国民革命军已初步成为一支有正确政治方向，军纪严明，有相当实力的新型革命军队，其政治素质是任何军阀部队无法相比的。

1926年3月19日，国民政府委员会公布了两个重要文件，即《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组织大纲》，《国民革命军党代表条例》。

自此确定政治训练部为国民革命军内负责指导党务政治及文化工作的最高机关，本部设有组织处、宣传处、党务处、总务处和军法委员会。

政治训练部负责监督指导军内务政治组织，并掌管各级政治干部的选择任命。

“军事委员会主席同时为国民革命军总党代表，指导政治训练部处理日常工作”，“政治训练部设主任一只，同时为军事委员会委员”。

作为各级党代表应对该部队的政治情形及行为，向党负完全责任；协助实行党的指导及上级军事机关的训令辅助部队长官巩固并提高革命的军纪。

团以下的党代表，由政治训练部任命之，任命书须由军委会主席署名及政治训练部主任副署之。

师以上党代表，由政治训练部提出，经国民党中执委会通过，军事委员会任命。

党代表除分管部队党务、政治文化工作外，并对军事长官的工作负有协助监督责任，“会同指挥官审查军队行政”，副署命令。

在此期间，全军大体上实现连以上逐级配备党代表，从而使相当一批优秀的政治干部(其中不少是共产党员)充实到各军，军队的领导构成有所改善，这就为实施统一的政治训练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在短短一年里，先后有一千多名从各军校抽调的学员和部分经军队选送的军官，被分别安排在黄埔军校政治科、政治训练班及中国国民党政治讲习班接受政治培训。

在一个月到半年的学习期间，他们先后学习了国民党党史、三民主义、帝国主义、社会主义、中国政治经济现状、工农运动及军队政治工作等十多门课程，在北伐前夕，大部分派往各军的政治干部都能较好地胜任本职工作。

在军级党代表中共产党员占有明显优势，如李富春，朱克靖、廖乾吾、林伯渠分别担任第二、三、四、六军党代表。

在第一军务级党代表中，共产党员也居多数，其中师级占三分之二，九个团党代表中，共产党员有七人。

这一时期的政治训练除了着重向士兵灌输以救国救民为己任，不怕苦不怕死的献身精神外，还制订了严厉的军法，以整肃军纪，清除旧军队的积习。

比如在第二次东征前，政治部就拟定了这样一些宣传口号：。

不怕死、不要钱、是革命军的本色”，“为人民利益而战，为国家独立而战，是革命军的责任”。

大力提倡革命军的十不怕精神，即“不怕死、不怕穷、不怕冻，不怕痛、不怕热、不怕饥、不怕疲，不怕远、不怕重、不怕险”。

在新颁的《革命军册事条例》中，“将背叛主义、聚众谋乱”作为叛乱罪，列于首条；凡怀遵命令，私自招兵，截留捐税”均以擅权罪论处；对。

纵兵殃民，借端勒索。

及。

强迫买卖，夺取禽畜，强奸妇女。

分别定为辱职罪、掠夺罪查究严惩……同时还定出训诫，指出“保护百姓(不拉夫，不抢物、不捐饷、不占屋)就是实行三民主义。

反之，扰害百姓就是违反主义反革命的强盗军队”。

这些表明，国民革命军政治训练的目标不仅在于向官兵灌输政治信仰，而且力图打破以往那种依靠封建伦理观念，及种种社会关系维系军心军纪的做法，实行知法守法，依法治军。

这对建立革命军队，改造旧式军队，无疑都有极重要的意义。

由此部队的政治空气大为加强，士兵的精神面貌为之一新。

师以下建立国民党党部、基层支部建在连队，由三人组成支委会，直接受团党组织领导。

第一军曾实行每周两次的党小组会议，学习时事政治，开展互相批评，讨论改善士兵生活等，并将学习情况按时上报。

在第四、六军的部分营部办起了俱乐部，由官兵代表组成委员会自行管理，为士兵们创造了学习娱乐场所，使士兵外出聚赌现象大为减少。

在叶挺的独立团还进行过以反打骂、反贪污、反虚报为内容的学习运动。

北伐前夕，各军根据总政治部印发的宣传资料，几乎每天层层组织宣讲。

此外有些部队还在驻地大街上挂起群众意见箱，制订了查禁赌博、卖淫、吸鸦片的条例，这些生动有效的政治训练为从根本上改造旧军队，创建党军迈出了关键的一步，这与当时某些军阀部队所谓的“精神教育”是根本区别的。

军阀部队进行“精神教育”的目的是为了驱使士兵为长官卖命。

因此无不以封建陈腐的忠孝、荣辱观念向士兵进行输灌，鼓吹军人以效忠长官为职志，狂热宣传为复仇、升官而打仗。

在战前动员时，将帅公开告诫士兵：“练军就是为了打仗，军队好比狗，主人让我们咬谁我们就去咬谁”。

吴佩孚为兴师讨奉，大骂“奉张大逆不道，杀我人民，夺我土地，侵我主权，藐我武功”。

而张作霖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后，也以“毋忘吴耻”煽动奉军的复仇情铲。

奉’军将领郭松龄、张宗昌特为同心反吴结拜兄弟。

孙传芳在插手江浙战争时，曾赶编一本所渭《入浙手册》，鼓吹进则存，退则亡。

每到扎营、开饭时，必令长官宣读，行军中也强迫士兵跟着长官念咒般背诵，以激励士气，置之死地而后生。

皖系军阀头领段祺瑞对军队的训词，往往有“小站练兵，数只八千，飞黄腾达，何止万千”的词句，诱惑土兵追逐高官厚禄。

这种“精神教育”致使军阀部队朝秦暮楚、兵随将叛、毫无政治信仰可言。

很显然国民革命军在政治上的优势是任何军阀部队无法战胜的。

在肯定国民革命军实施政治训练的成效时，也应该看到当时的党代表制还不完善，其职责、权限尚无细则规定。

党代表对同级军事长官的监督范围是极其有限的，尤其是并未赋予党代表在制止突发兵变时所必要的权力和手段，只是笼统提到应即上报，“并以自己的意见自动的设法使其命令不得执行”。

政治部门的经费也未完全落实，最初经费由总政治部拨专款，有时从军政治部出，后来两处均无款可拨，就只好各自向同级司令部支取。

在这种情况下，党代表实际就处于同级军事长官的附属地位，除负责部队政治教育外，无权对部队原班底做必要的调整，进而在部队中建立起一种新型的同志式的相互关系。

同时，各军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军事长官对担任党代表的共产党员的排斥、限制，及去留的干预。

象第六军军长程潜那样对上级委派共产党员与其共事表示欢迎的，似乎是绝无仅有的。

有的在接受上级派遣的政治干部时，设法安插自己的亲信，以充耳目，如朱培德那样；有的是无法拒绝才勉强接受，如第四军第十师政治部对派来工作的两名共产党员疑心重重，坚持要退回军部，后经交涉才留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