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与西方文学作品

弗洛伊德与西方文学作品

摘要：弗洛伊德是一位法国的精神病医生，他一生以治病著书为业，却对二十世纪的西方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形响。本文就利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来对几篇佳作进行分析，从而了解弗洛伊德主义的内容与主要支柱，并从中一窥弗洛伊德本人的人格魅力。

关键词：弗洛伊德；弗洛伊德主义；精神分析学说；二十世纪西方文学

弗洛伊德，是一位颇有争议的人物。争议源自他所创立的弗洛伊德主义和他的精神分析学说。本文只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的角度，来分析几篇佳作，从而达到间接一窥弗洛伊德人格魅力的目的。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ismund Freud)，这位法国精神病医生、精神分析大师，一生以治病著书为业，却与文学有着奇妙的渊蔽。应该说，弗洛伊德与文学之间的影响是相互的。弗洛伊德影响文学，文学也同样影响着弗洛伊德。早在儿时，弗洛伊德就对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特别是对十九世纪初风行的欧洲浪漫主义文学极感兴趣。他在《自传》中写道，他最喜爱的作家有福索克勒斯、莎士比亚、歌德、陀斯妥耶夫斯文基、吉卜林、马克·吐温、托马斯·曼、茨威、罗曼·罗兰等。而他在文学上最崇拜的偶像是歌德。他曾怀着极大的兴趣反复阅读了《浮士德》、《少年维特之烦恼》等作品；一九三O年弗洛伊德还获得过“歌德文学奖”。

弗洛伊德的潜意识，性本能(或力比多，后期，弗洛伊德常用爱洛斯eros来表述性本能)和释梦，是精神分析法的三大主要支柱。

1.《化身博士》与《沉默的羔羊》

英国小说家史蒂文森写过一篇小说《化身博士》。主人公杰克尔是一位道德高尚，学识渊博，有社会责任感、有良心的科学家。杰克尔在他的实验室里发明了一种药，自己一吃下去，马上就摇身一变成了海德先生。这位海德先生胆大包天，坏事干绝，什么禁区都敢闯，什么快乐都要尝，全然没有半点禁忌和顾虑。杰克尔还发明了一种解药，海德先生只要一吃下去，立刻又变回了那个道貌岸然的谦谦君子杰克尔博士。于是，借助这两种药，主人公过着双重生活，既保持着“杰克尔”的高雅、尊贵和矜持，又放纵着“海德”的淫逸、贪婪和邪恶。然而，这种“变来变去”竟成了瘾，不用吃药，杰克尔也能变成海德，以至杰克尔无法控制自己，在最需要“正儿八经”、“道貌岸然”的场合，却身不由己地变成了海德。最后，杰克尔万般无奈，走投无路，只有自杀身亡。

我们利用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来分析化身博士的人格。潜意识理论的提出源自于弗洛伊德对精神病人诊治过程中的临床经验及对这些经验的理论分析。作为人的心理活动和精神生活的根源与基础，潜意识构成了每一个个体人格发展的动力，成为人格建构的永恒的动机。弗洛伊德早期的人格理论为：潜意识—前意识—意识。进人二十世纪，弗洛伊德开始注重人格的完整性，他的人格理论为：本我(id)—自我(ego)—超我〔super-ego〕。弗洛伊德本人对“本我”有一句非常形象的比喻，他说，“本我”犹如一锅沸腾的情。“本我”是人体内一种最隐

秘、最原始、最模糊因而也是最不容易把握的东西，它与外部世界完全隔绝，只凭感觉支配，奉行“快乐行事原则”，犹如“被压抑的一锅沸腾的激情”，随时要渲泄爆发。对“自我”，弗洛伊德也将其形象地比喻为“侍奉三主(即外界、本我和超我)的一仆”。沸腾狂野的“本我”与外界现实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要产生冲突时，是“自我”来“缓解”，“消除”。而“超我”，是从“自我”中分离出来的，代表的是不现实的东西，是作为道德与良心的象征。

在《化身博士》这篇小说中，海德先生无疑是“本我”的象征，或者说是“本我”的现实化、行为化；杰克尔，这个道貌岸然的谦谦君子形象，是“超我”的象征。当“自我”无法抑制“本我”，在“超我”的道德约束和良心遮责的压力下，“自我”选择的只有毁灭。

弗洛伊德主义对艺术的影响和介入是多层次多方面的: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艺术理论和艺术实践，艺术内容和艺术形式……仅就艺术体裁而论，弗洛伊德主义就分别介人了诗歌、小说、戏剧、绘画、电影等各种类型的艺术作品。《沉默的羔羊》就是一部深受弗洛伊德主义影响而生产出来的美国巨片，该片获得一九九四年度的奥斯卡金像奖。影片男女主人公分别是：精神病医生比利博士和年青的女替官史嘉丽。比利博士是一个精神分析专家，却不幸走火入魔，将女病人活活吃掉，因而被关进了监狱中一个特制的大铁笼子里。为破一起杀人案，史嘉丽请求比利博士的协助进行精神分析。为了工作，史嘉丽本人被迫接受比利对她的精神分析。在他的诱导下将自己童年的一段创伤展露在比利面前。因童年的这段记忆，羊羔的悲鸣潜人了她的意识深处，驱逐不出，排遣不掉。几经周折，史嘉丽终于破了案，抓住了罪犯。而比利靠着他的犯罪“天才”，逃出了铁笼子，逃到了遥远的非洲，影片的象征意义是很浓的。铁笼子里的比利象征着狂暴的毫无理性的“本我”；比利“口”吃病人，显然是用一种变态的方式满足他的“口腔需求”，使“本我”等同于“吃人猛兽”。史嘉丽的那位代表法律与正义的上司，是“超我”的象征。史嘉丽本人则代表着“自我”：四面受敌，既要对付她自己的“本我”，那羊羔的哀鸣(即她正在调查的案件)，又要去征服铁笼子里的“本我”，那个吃人恶魔；既要无条件地服从“超我”的命令，又不得不在严厉的“超我”和恐怖的“本我”之间周旋，还得冲破外部现实的种种制约和束缚，努力完成任务。正是“自我”、“本我”和“超我”的纠缠斗争，才使得影片情节错综复杂、跌宕起伏。经过一系列的挣扎和搏斗，史嘉丽打败了“本我”，完成了“超我”的使命，并使她的“自我”与人格得到了升华。

由此可见，如果没有弗洛伊德以及他的精神分析学说就不可能有《沉欺的羔羊》的产生，更谈不上它的轰动效应与成功。

2，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 complex)与水仙花

“俄狄浦斯情结”是文学创作的主题和文学批评的方法。俄狄浦斯，这个希腊悲剧故事中的主人公，从一出生起就开始了与命运的抗争，以逃离悲剧。然而在不知不觉中还是应验了神灵的预言，走上了杀父娶母的道路，最后导致了命运的悲剧。深谙古典文学名著的弗洛伊德，从这个悲剧故事中提取出“俄狄浦斯情结”一词，来象征人的个体在早期人格发展过程中有一股不可抗拒的恋父恋母情结。在精神分析学说的庞大的理论体系中，“俄狄浦斯情结”的意义和地位是很独特的，或者说是弗洛伊德主义旗帜上特有的象征符号。弗洛伊德本人就对莎士比亚的名剧《哈姆莱特》作了分析，并得出惊人的结论：哈姆莱特有“俄狄浦斯情结”。弗洛伊德的证据主要来自哈姆莱特在完全有能力有机会时，却迟迟不肯下手杀死叔父，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