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马文化研究框架

蒙古马文化研究框架

马文化现象被人们关注和研究，已是世界性课题。马文化现象多发端于游牧民族聚居的国家与地区。它与近几年全球性关注的游牧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蒙古民族起源于中亚蒙古高原，自古以来以游牧为生，是在马背上从远古走向文明时代的民族。她的历史实际上是一部漫长而坎坷，辉煌而悲壮的马背民族史。 一、蒙古马文化的定义在上古时代，蒙古先民生活在广袤的蒙古高原，当他们开始游牧生产时，由于驯养了自古以来所信仰的“天使”——马以后，才有可能迅速地踏上历史文明的进程。马在整个北方游牧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在某种程度超过了人自身。马所拥有的与其它动物不同的自身价值——力量、速度及对人们在生活生产中的作用，使原始的蒙古先民自然产生了崇拜心理，成为整个北方游牧民族的图腾象征，而这一文化特征经过了原始氏族时的自然崇拜期、部族联盟时的人马形象的整合期和国家形成时的文化象征时期。即自然层面——社会层面——文化层面的过渡与发展。伴随着蒙古民族创造了悠久而灿烂的游牧文化。

蒙古马文化的研究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理念，从原始蒙古先民马崇拜伊始对人与马之间自然形成的生产生活、风俗习惯、思维定势、审美情趣与追求等诸多现象进行系统分析，整合研究，从而充分揭示出被学术界泛指的“马背民族”的古老而神奇的文化底蕴和内涵。从这个意义来讲，所谓的蒙古马文化，概括的说，实际上是一部反映“马背民族”——蒙古族文化史。

二、蒙古马文化研究的范畴与内容

蒙古马文化研究是一种广义的文化学研究。它是国际“蒙古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其研究范畴主要是针对中亚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而言。世界上马的产生可追溯到5000万年以前。在我国境内最早发现的马化石为内蒙古锡盟苏尼特左旗出土的距今1000多万年前的戈壁安琪马化石。之后，几乎在所有北方地区陆续发现了不同时代的马化石。

这充分说明，浩翰的蒙古高原自古以来就栖息和繁衍着大批的马类动物，因而被生物学界命名为蒙古马。据内蒙古新石器时期的考古资料，距今8000～5000年前，生活在蒙古高原的游牧先民已开始驯养野马，自此马就同游牧民族结下了不解的良缘。五千年来，蒙古高原的游牧先民——蒙古民族，同马生死与共，创造了令世人震惊的丰功伟业，因而蒙古马文化底蕴与内涵正是在这澎湃的历史长河中积淀而成。

如同我国汉民族的龙一样，蒙古民族的马不但是其民族精神的体现，而且也是文化图腾象征之一。但汉族的龙的起源是“多元综合原型”的产物，而蒙古族马的起源是从单一原型的氏族图腾发展到民族文化的图腾；从氏族文化表征，发展到民族文化的象征。它的文化内涵和社会功能不但体现在其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整个历史进程中，而且还外延到风俗习惯、文学艺术等诸多方面。

(一)原始游牧先民的马崇拜：如果说，蒙古高原的游牧先氏早在距今5000多年前，驯服和畜养了马，而对马的崇拜却远远早于这个时期。当时马有别于其它动物的特性----强悍有力、疾驰如飞、灵活悟性等特性，自然赢得了人们的心，激起了接近与亲昵的仰慕之情。处于原始思维时期的游牧先民当时对自然的崇拜是以“苍天”(蒙古语为hormusda tenger)为最高神灵的。他们认为“苍天”是万物之神，在造化了世界的一切的同时，又派出诸多的“天”神，这就是我国北方各民族中普遍信奉的“萨满教”(蒙古语为bergin shasin)中所提及到的“九十九个天”神。所谓的“九十九个天”神，包括火神、山神、吉雅其神(动物保护神)、马神等。当时的人们认为，马是“苍天”(最高的神灵)派生到人间的“天”神。肩负着人类与“苍天”神之间沟通心灵的使命，是通天之神灵。所以在任何形式的大型祭祀天地活动中，马及其马奶等都将是不可缺少的主要“道具”。

(二)以马为核心的人类文明创造：以马为核心的创造活动，就以马用具

的产生和发展而言，它对整个人类文明进程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蒙古马用具一般可分为基本用具和辅助用具。所谓基本用具，是指直接用于马身的用具。包括：马鞍、马锤、马笼头、马绊、鞍鞯、鞍鞠等；辅助用具是指随马的驯养管理而产生的，马鞭、套马杆、夹板(骟马用具)等。马笼头的产生应该说是在人们开始驯养马时代就已形成。但当人们开始跨上马背驭马行驰时，自然发现了笼头的局限，因而马嚼子就随之而产生了。据有关考古资料，马嚼子最初为木制或骨制，后随着青铜和铁的产生，出现了青铜或铁嚼子。马嚼子的诞生，意味着蒙古高原游牧先氏的“马背生涯”的伊始，加速了踏入文明社会的步履，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马鞍的形成早于马镫，但是当时的马鞍绝非是目前形态，是非常简陋的。马镫随马鞍后形成。起先为绳索或木制、骨制，到青铜或铁器时代，自然被取而代之。据研究，我国北方游牧民族是世界上最早发明马镫的民族。后随着游牧民族的南北跨域征战，马镫才传入欧洲和我国中原。在当时，马镫的发明，不论说对游牧民族自身，还是对整个世界都是一个飞跃性的进步，是一场革命。它同后来人们制造火药和枪炮一样，对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因为，人在马背上只有有了马镫才有可能解放自己的双手，依靠自身的腿部力量长时间进行迁徙与征战。同时由于马在游牧民族生活和战争中广泛应用，使当时的人们对速度、时间的概念有了更加切身的认识，这对其后来强盛的蒙古民族征服欧亚大陆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蒙古族的马称谓和马烙印符号中同样蕴含着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马称谓中体现出的早期蒙古先民对色彩的辩析能力和意识、思维特性和性格特点及马烙印符号中的原始信仰痕迹和不同历史时期的审美特征，均反映了这一民族传统文化的博大与深邃的精神实质，为我们的研究拓宽了思路，展现了广阔的空间。

(三)马民俗的形成与嬗变：由于游牧先民对马的崇拜，特别是马被驯养并成为人们赖以生存的重要伙伴后，有关马民俗随之而形成。它所涉猎

的范围不仅仅是诸如打马鬃、酿奶酒、烙马印等生产民俗，而且还同拴马、跑马、赛马、马上技巧等游艺民俗息息相关。但是作为蒙古族精神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尚马民俗不仅是马民俗中的精粹，而且是整个蒙古族民俗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现象之一。

早在匈奴时期，就有用马殉葬之习俗。考古学者曾在鄂尔多斯高原发掘出多处马殉葬墓穴。此外蒙古英雄史诗《江格尔》中，洪格尔在出征的路途，将“综色无驹骒马牵到山坡屠杀后祭祀故土山水”之记载。屠马祭祀之习俗同殉马祭祀实际上其含义是相同的。在蒙古帝国贵由汗时期，来蒙古高原的欧洲旅行家普兰·卡尔宾曾在其《蒙古史》中，也对屠马殉葬习俗做过较详细的记述。另外，笔者在1988年赴四川西昌对那里的蒙古族进行田野调查时，发现其葬俗中有“站马仪式”，据当地老者说，这种仪式源于过去的殉马仪式。古老的马殉葬仪式源于蒙古原始先民的马崇拜观念与“万物有灵”的灵魂意识。他们认为马是通天之神，同马一起下葬能把自己带入理想的天堂，继续受到马的保护和恩惠。古老的挂拜马乳房民俗与悬祭马鬃民俗的相继产生、实际上同上述观念均大同小异。有关挂拜马乳房民俗，十三世纪曾来过蒙古地区的欧洲旅行家维廉·鲁布鲁克在其《蒙古游记》中说：“在蒙古包就坐时有男方在右侧、女方在左侧之习俗。妇女就坐的左侧门楣旁和男士就坐的右侧门楣旁分别挂着牛乳房和马乳房的造型物。这些造型物是挤牛奶的妇女和挤马奶的男士们的崇拜之神”。所谓悬祭马鬃乃是牧人将自己逝去的马的鬃毛留下一撮，用绳索悬至蒙古包内“陶努”(顶端)的一种习俗，无庸置疑，这两种习俗均源于对马的崇拜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文化形式。前者主要表现了蒙古先民祈求多产丰收的愿望，带有明显的巫术性质和性崇拜的特点。后者则是神灵祭祀的一种特殊形式。而且这种形式一直延续到当代。

在蒙古族祭祀敖包和成吉思汗陵四季大奠中马作为“天神”，不但被人们倍加推崇，而且以特殊形式举行祭礼。举世瞩目的成吉思汗陵，又称为“八白室”。是指存祭成吉思汗生前供奉物、用品及逝世时灵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