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里的中国职员

联合国里的中国职员

2015年5月17日，瑞士日内瓦，国际电信联盟秘书长赵厚麟（左三）等嘉宾在联盟成立150周年庆典上一起切蛋糕

2003年，中国的一次重大危机，促成了赵毅的重大人生转折。

那一年，中国暴发了“非典”。当时，在原中国卫生部国际组织处工作的赵毅受命与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以下简称“世卫组织”）商谈增加中国职员的事情。谈着谈着，他把自己也谈了进去――6年后，他来到了世卫组织。

2013年10月，赵毅成为世卫组织办公厅负责中国事务的职员，并负责为总干事提供相应的政策建议――相当于总干事顾问。

但在联合国组织内，像赵毅这样的中国籍职员，如今依然是少数。

按规定，联合国总部工作人员55%的名额由所缴会费的比例高低相应分配;40%的名额按会籍分配，即联合国会员国都能分配到一定比例的名额;剩下的5%则按人口比例分配。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在联合国被赋予更多的期待和更大的责任。这从中国缴纳的联合国会费增长可见一斑：1995年，中国的正常预算摊款比额为0.72%;2013年，

中国缴纳的联合国会费比例则迅速增长至5.15%，超过意大利和加拿大，一跃成为联合国第六大会费支付国。

联合国助理秘书长徐浩良2014年接受《?t望东方周刊》专访时曾说，中国在联合国官员人数总体偏少，“大概只占联合国职员的1%”。

一把手猛增背后

从2006年陈冯富珍担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以来，中国人担任联合国机构的主要领导人，尤其是一把手的例子，近年来呈现激增之势。

2006年11月9日，由中国政府推荐的香港前卫生署署长陈冯富珍，成功当选世卫组织总干事，这也是中国人第一次在联合国机构中担任最高负责人职位;

2011年7月12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宣布提名任命中国人朱民担任该组织副总裁;

2013年6月28日，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正式任命李勇为该组织第七任总干事，这是内地中国人首次担任联合国专门机构主要负责人;

2014年10月，中国推荐的赵厚麟当选国际电信联盟新一任秘书长，这一组织是主管信息通信技术事务的联合国机构;

2015年3月，中国政府推荐的柳芳当选国际民航组织新

一届秘书长，这一组织是联合国在民用航空领域的专门机构。

但是，仅凭这份名单，还难说中国职员这一群体在联合国的影响力正在扩大。

联合国前高级政务官万经章曾于2007年撰文称，当时在联合国秘书处工作的中国籍职员约有200多人。但是其中100多人都是不受地域员额分配所限的技术性或服务性人员，如同声传译、笔头翻译、打字员以及一般工作人员。而占用联合国地域分配名额的为60多人。

“中国在联合国秘书处的人员也相对较少，远远比不上西方发达国家，甚至还不如印度或巴基斯坦等传统人才输出大国。”万经章说。

不仅仅数量，在职务上中国籍职员也不占优势。万经章称，在部门分配方面，只有极少数人在联合国核心部门工作，其余绝大多数分散在一些技术性和服务性部门。而且，由于历史原因，中国籍联合国职员占据重要岗位者更是寥寥无几。联合国秘书处高级职位很多，除十余名副秘书长之外，享受同等待遇的秘书长特别顾问、私人代表和联合国相关机构的负责人总数不下半百，但中国只有副秘书长一个职位。在秘书处众多级别较高的官员中，中国籍人员也是屈指可数。

高级职务的官员显然拥有更大的影响力。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助理总干事唐虔曾在接受本刊采访时称，虽然近年来中国籍职员总人数有所增加，但是高级职务的官员却有所减少，这一点亦得到了万经章的确认。

委派与借调

2013年8月13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任命来自中国的徐浩良为联合国助理秘书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助理署长兼亚太局局长。由此，徐浩良成为目前非中国政府委派的最高级别的联合国中国籍官员。

1993年，徐浩良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读书时，在UNDP一个部门找到了一个实习岗位。实习结束后，他获得了一份15天的聘用合同，之后续了15天，后来又延长到30天，再延长到3个月。通过不断续签短期合同，逐渐在联合国站住了脚。

徐浩良说，当时选择这条发展道路的中国人非常少。

唐虔告诉《?t望东方周刊》：“我去教科文组织之前，那里几乎没有中国籍官员，都是翻译和打字员。”

正是因此，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籍联合国职员一直是以政府委派为主。

唐虔从中国教育部去教科文组织，便是经由这一途径。1991年，中国政府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提出了一个包括唐虔在内的5人名单，推荐他们去该组织教育部门任职。

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的一位官员对《?t望

东方周刊》说，2006年前，就设在教育部的中国教科文全委会所知，主要有两种途径成为联合国国际职员，一是参加国际应聘，基本上是中高级职位，另一种是青年专业人员选拔，但这两种途径“成功率非常低”。

在中国籍联合国职员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以借调的方式在工作――中国出钱派人赴联合国机构工作，不占用联合国编制与费用。

由于既能增加中国职员，又能为联合国节省经费，因此，以这种方式在联合国工作的中国职员比例可谓不小。万经章曾对他在联合国时的这一数据作了统计：当时中国占用联合国地域分配员额的60多人中，中国政府借调人员达到10人左右。

赵毅的联合国初体验，便是以借调形式进行的。2015年3月11日，中国籍候选人柳芳当选国际民航组织下一任秘书长

2003年后，原中国卫生部从国家争取到一笔资金，被用作向世卫组织的定向捐助。在资金使用上，依例捐助国是有话语权的。因此，考虑到国内某些领域需要与国际接轨，这笔捐款的绝大部分被用来“派遣借调人员”。

2011年回国后，赵毅再次申请了世卫组织的正式职位。当年10月，他成为世卫组织的正式职员，在国际卫生条例部门负责传染病的应对，帮助发展中国家推进疫情监测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