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费用经济学的视角和方法 交易费用经济学

交易费用经济学的视角和方法交易费用经济学

内容提要：本文将交易费用经济学的分析视角和分析方法概括为：其一，引入正确的竞争理念，高度一般化地看待问题和事物；其二，重视约束条件，强调成本概念和效率概念的条件依存性质；其三，用一般均衡的观点看世界，强调效率概念的一般均衡特性。利用该分析视角和方法，本文剖析了几个经典经济学分析的错误。关键词：交易费用经济学一般均衡条件依存一般化古典经济学以自利为出发点，证明市场竞争、价格机制在配置资源的时候能够使社会福利达到最大，而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生产则具有提高生产率的进步作用，建立起了分析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的基本架构。新古典经济学引进微积分，把自利处理为约束条件下争取个人利益最大化，形式化了古典经济学的分权市场理论[②]。古典、新古典经济学考察的是既定约束条件下的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问题，交易费用经济学则关注不同约束条件下的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问题。它不仅仅是分权市场理论，更是分权市场理论与分工和组织理论的有机统一。严格来讲，交易费用经济学不过是古典、新古典经济学的高度一般化[③]。交易费用经济学的分析视角和分析方法主要地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引入正确的竞争理念，高度一般化地看待问题和事物；其二，重视约束条件，强调成本概念和效率概念的条件依存性质；其三，用一般均衡的观点看世界，强调效率概念的一般均衡特性。

1、一般化、公理化、形式化因为“归纳问题”不可克服[④]，所以任何科学的理论都必然地表现为逻辑演绎体系。然而哪里才是逻辑演绎恰当的起点呢？答案是：科学理论的逻辑起点是、也只能是不定义概念和公理假设。作为科学理论，经济学基本的不定义概念和公理假设是竞争概念、成本概念以及约束条件下的利益最大化公理。这当然不是说经济学就不需要别的不定义概念和公理假设了，而是说如果能够从这些基本的不定义概念和公理假设推演出来，要尽可能地不引入新的不定义概念和公理假设，即使需要引入新的不定义概念和公理假设，新引入的不定义概念和公理假设是不能和这些基本的不定义概念和公理假设相冲突的。古典、新古典经济学重视市场竞争，然而其竞争理念并不正确，主要是没有对作为市场结构的竞争、垄断与竞争、垄断本身做出清晰的区分，错误地将垄断与竞争对立起来，并与厂商数量相联系，并且也不理解并不是凡竞争都是好的、合意的。要到阿尔钦、张五常

才提出了正确的竞争理念。这个正确的竞争理念有两层含义：其一，竞争与稀缺性相伴而生，只要存在稀缺性，那么在非鲁宾逊一人的世界就总是存在着竞争；竞争无时不在，无处不存，竞争总是激烈的。其二，重要的不是竞争本身，而是竞争的方式；不是凡竞争都是好的、合意的，有的竞争是生产性的、价值增值的竞争，有的竞争是非生产性的、价值消散的竞争，竞争是需要进行筛选限制的。产权的主要作用在于对竞争方式进行筛

选限制。产权既为竞争提供激励，又对竞争进行限制：激励人们用这样的方式竞争，限制人们用那样的方式竞争。经济学从选择的角度看事物，正确地定义成本是放弃的最高代价。然而人的选择不是无条件的，而是有条件的，人是在约束下进行选择，于是放弃的最高代价也是依赖于约束条件的了。同样的行为和选择，约束条件不同，成本是不一样的。离开了约束条件，我们不可以谈论成本。科斯讲：获取的价值与放弃的代价是同一钱币的两面。正因为成本与收益是同一钱币的两面，所以收益也依赖于约束条件。离开了约束条件，我们也不可以谈论收益。经济学高度一般化地将人的行为看作是成本收益计算的结果，这就是约束条件下的利益最大化公理了。好些外行批评经济学者不能只做成本收益分析，还要考虑历史、文化、法律制度等因素。殊不知，这恰恰是经济学的科学性和魅力之所在：经济学让我们用一个简约的范式去观察复杂多变的世界。人的行为当然要受历史、文化、法律制度等因素的影响，但是成本收益和历史、文化、法律制度却不是一个层面上的东西。后者是决定成本收益的约束条件。历史、文化、法律制度等因素是通过影响成本收益进而影响经济行为和选择的。除了历史、文化、法律制度以外，我们熟悉的还有产权、信息、交易费用等约束条件；时间、空间也是约束条件，历史支出因为没有了选择而不成为成本。更一般地，行为和选择时不能改变又受其影响的任何事物都是当时行为和选择的约束条件。在经济学的框架内，一切都要看作是竞争的产物。不仅垄断

要被看作是竞争的产物[⑤]，就是合作、偷懒也都要被看作是竞争的产物，只是约束条件不一样，竞争的方式不一样罢了。在经济学的框架内，一切都是约束条件下的利益最大化的结果[⑥]。不仅损他的行为是利益最大化的结果，利他的行为也是利益最大化的结果，只是约束条件不一样，人的行为选择不一样罢了[⑦]人的自利既能导致损他的行为，

也能导致利他的行为；既有危害社会的一面，也有为利社会的一面。问题是，在怎样的约束条件下自利的个人会有损他的行为，在怎样的约束条件下自利的个人又会有利他的行为；在怎样的约束条件下为利社会的一面大于危害社会的一面，在怎样的约束条件下为利社会的一面又小于危害社会的一面。这才是经济学的重心和根本之所在，也是经济学的精髓之所在[⑧]。。是的，理论是信息节约的工具，理论的优势决不在于它的复杂性和多变性，而在于它的简约性和一致性。理论的这种简约性和一致性实质在于一般化地看待和处理问题，而一门学科之所以配称为“学”也正在于高度一般化地看待和处理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张五常批评那些从“卸责”、“敲竹杆”出发进行的经济分析。张五常讲：“我们又假设人是自利的，又说人‘卸责’和‘敲竹杆’，这是重复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反对从“路径依赖”出发来展开经济分析。不是要否定“路径依赖”的存在，而是“路径依赖”本身是要解释的现象。同样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反对那大名鼎鼎的次优理论。该理论讲，如果实现最

优的条件不能满足，那么应该追求的是次优。那个最优是什么，难道不是某一组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那个次优是什么，难道不是另一组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所以，真正重要的是对约束条件进行分析，搞清背后的约束条件。次优概念完全可以一般化于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之中。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X效率的概念不仅破坏了经济学的一致性，更重要的是它本身就是错误的。把完全竞争描述成是完美的，通过与完美的完全竞争相比较来说明效率与否；不正确地使用沉淀成本概念，等等，这些都是因为没能很好地坚持一般化和一致性的缘故。既然坚持约束条件下的利益最大化公理，那么满足约束条件的行为一定导致了、也只是导致了约束条件下的利益最大化[⑨]简约而纯粹起来。例如，关于垄断的经济学分析就没有回到科斯定理，“囚犯难题”和“合成谬误”的讲法也都与科斯定理的理念相违背。。这是说，考虑了所有的约束条件，个体总是实现了利益最大化。既然个体总是实现了利益最大化，那么经济效率问题就等同于社会福利最大化问题了。一般化地看问题，无论是垄断产生的社会福利问题，还是信息不对称产生的社会福利问题，还是外部效应产生的社会福利问题，本质上都是一个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分离的问题，而一切效率问题的答案都应该回到科斯定理那里去[⑩]。然而实际情况远不是这样，经济学远没有变得高度一般化地看待问题和事物，这要求我们从少量的不定义概念和公理假设出发演绎经济理论体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一般化和形式化是一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