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服饰

在中西文化碰撞下，西装早已为中国人所熟知。

西装流行原因有二：是传统礼教彻底崩溃；二是对西洋文化的崇尚，正如郁达夫所说：“大家都知道了西洋文化的好处，于是阿猫阿狗就都穿起了西装，穿上了皮鞋，提起乐手杖，以为这就是西洋文化的一切。

”所以在中国民国成立后，西装迅速成为中国上层社会的正式社交服装。

长袍、马褂，往往是旧派人物的穿着，思想开放的人士爱穿西装。

西装在清朝末期传入中国。

最初，西装仅为来华西方人所穿，后来，广州等沿海通商口岸地区的买办、商人也开始穿着。

中国第一家洋服店，是1879年开设于苏州的李顺号洋服店。

广州第一家洋服店，是1880年创办的信孚成记洋服店，它位于沙面租界附近的沙基(现六二三路)。

当时，这一带除了信孚成记洋服店外，还陆续出现了元祥号等多家洋服店。

1892年，元发号洋服店在高第街开设，店主潘礼、潘伯良从日本学艺回国，有“洋服状元”之称。

但西装真正流行却是民国以后的事情。

到了上世纪20年代，许多大城市陆续出现了专门制售西装的公司，还出现国产名牌西装，不少报纸、杂志开辟专栏介绍西装。

当时在广州，穿西装的男子极多，有教师、学生，各机关的办事员和洋行职员。

岭大附中新生入学，要置备的服装规定必须有西装，还要有大褛一件、寒衣二三件、夏衣五六件、衬衣三四件、汗衫裤六至十件，黑袜六对、长袜一对、游泳衣一套、手帕六条。

因“九同章”手艺出色，岭南大学师生的西装后来全都由它承做。

岭大学生外出，西装笔挺，洋派十足，当时广州的女孩子中流行着“法政公(老的意思)，高师穷，一中广府唔中用(不合适)，农业工业晒到黑，惟有岭南才做得(合格老公)”的顺口溜。

西装从开始的星星点点到与中装平分秋色，并有后来居上之势。

在西装流行的同时，一些知识分子及青年学生还喜欢穿学生装。

学生装由西装改造而成，其样式比西装简便。

它没有翻领，只有一条窄而低的狭领，穿时有纽扣扣紧，不用领带。

衣服下方，左右各有一个暗袋，左侧胸前还有一个明袋。

穿着这种服装，有一种干练的感觉。

民国服饰变化（一）官方礼制制度。

中华民国的成立，与清王朝脱离关系，服饰文化的改变就是这一要求的外在表现。

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成立，参议院于民国元年七月公布《服制条例》，规定男女礼服制度。

女子礼服为清代汉族女装的发展；男子礼服则分中、西式。

中式为长袍马褂，西式礼服分大礼服和常礼服。

男子常服。

民国的男子常服主要为长袍马褂、西装、中山装等，纯中式的大襟袄、中式裤、黑布鞋亦存在于广大的农村。

这一方面是因为经济水平以及社交范围不同而形成，另一方面也是因职业、年龄、职务、修养等不同而出现。

1.西装。

2.中山装。

西装的样式并不完全适应中国人的生活特点，于是由孙中山先生亲自创导的中山装出现了。

孙中山先生亲自创导的中山装是在“学生装”和企领文装“的基础上改革而成的一种服装。

中山装的款式后来在领子、袋盖、纽扣以及袖口等部分有变化，制作工艺和色彩等方面有所改进。

由于敬仰孙中山先生的政治威望，政府官员，文化人士等纷纷效仿，一时成为民国时期的风尚，中山装成为民国时期三大男装款式之一。

中山装是学生装和军装改进而成的一款服装，由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创导和率先穿着，因而得名为“中山装”。

中山装出现在历史巨大变革时期，是告别旧时代，进入新世纪的标志，具有深远的影响。

其款式吸收了西方服式的优点，改革了传统中装宽松的结构，造型呈方形轮廓，贴身适体，领下等距离排列的纽扣，顺垂衣襟而下，呈中轴线。

对称式四袋设计，实用，稳妥。

与西服相比，改敞开的领型为封闭的立领，自然庄重，具有东方人的气质与风度。

中山装的出现对中国现代服装的发展起主导作用，被称为“国服”中山装做工比较讲究，领角要做成窝势，后过肩不应涌起，袖子同西装袖一样要求前圆后登，前胸处要有胖势，四个口袋要做得平服，丝缕要直。

在工艺上可分精做和简做两种，前者有夹里和衬垫，一般用作礼服和裤子配套穿用，后者不加衬料，适合于日常作便服穿用。

中山装的优点很多，主要是造型均衡对称，外形美观大方，穿着高雅稳重，活动方便，行动自如，保暖护身，既可作礼服，又可作便装。

其缺点是领口紧、卡脖子等。

中山装素以其特有的沉着老练、稳健大方的风格吸引了广大的中老年人和海外华人的青睐，尤其是知识分子仍然视中山装为自己的日常服装。

在穿着时，要注意由中山装所传递出的意蕴与其人生态度相吻合，要把风纪扣弥合，有人图一时的舒适而敞开领扣，这样会使自己在众人眼里显得不伦不类，有失风雅和严肃。

中山装的色彩很丰富，除常见的蓝色、灰色外，还有驼色、黑色、白色、灰绿色、米黄色等。

一般来说，南方地区偏爱浅色，而北方地区则偏爱深色。

在不同场合穿用，对其颜色的选择也不一样，作礼服用的中山装色彩要庄重、沉着，而作便服用时色彩可以鲜明活泼些。

3.长袍马褂民国初年，男人服装仍以中装，即长袍(长衫)和马褂为主。

长袍马褂为清代满族男子最常用的服饰之一。

马褂加于长袍的外面，它起源于骑马短衣。

后来，长袍马褂传到民间成为社会普遍流行的便服。

民国元年，北洋政府颁布的《服制条例》中将长袍马褂列为男子常礼服之一；南京国民政府也将蓝长袍配黑马褂以及中山装列为“国民礼服”。

长袍与马褂多为圆领、窄袖，后来不少长袍是企领的。

长袍为大襟，马褂是对襟。

长袍、马褂有礼服、便服之分。

用作礼服时，在款式、质料、颜色及尺寸等都有一定格式。

长袍用蓝色，大襟右衽，长至踝上6厘米，左右两侧下摆处，开有30厘米左右的长衩，其袖长与马褂同。

马褂一般用黑色丝麻棉毛织品缝制，下长至腹，前襟钉扣5粒。

若作为便服，颜色可以不拘。

在初春或深秋，人们还喜欢在长袍外加一件马甲，代替马褂。

（三）民国流行的妇女服饰。

民国时期的妇女服饰在西化速度方面落后于男性，但就款式以及更新速度而言则比男性服饰丰富，这一时期的女子服饰的突出代表就是新式旗袍和时装的出现。

1.旗袍。

到20年代后，由于受欧美服装的影响，旗袍衣身缩短，腰身紧收并缀以肩缝，比起以前变的妩媚精致，更加舒适合体，衬托出女性美。

30年代后，旗袍进入全盛期，不断创新变化。

总体而言，旗袍的衣领紧扣，曲线鲜明，加以斜襟的韵律，突出了东方女性端庄、典雅、沉静、含蓄之美。

正是旗袍不断自我更新的特征使其永保魅力，成为一种具有独特风貌的服装，享有“国服”之誉。

2.袄裙袄裙为民国初年衣裙上下配用的一种女子服式。

辛亥革命后，人们日常服受西式服装的影响较大，近代服装西化已成趋势。

当时广大妇女从缠足等陋习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时装表演、演艺界明星的奇异服饰便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上衣下裙的袄裙服式在这种环境下产生出来。

其上衣一般仍为襟式，包括大襟、直襟、右斜襟等，下摆有半圆、直角等形，衣袖、衣领也依穿着习惯各异；下裙近似现代褶裙，裙的长短也不一样。

袄裙服式为其后的套装服式打下了基础。

3.改良旗袍旗袍本是满族妇女的服装20世纪20年代以后，都市妇女服装中最具特色、最普遍的穿着即是旗袍。

在清代传统旗袍的基础上，为适应汉满各族人民的穿着，旗袍的样式不仅吸收了汉袍中的立领等细节，也从装饰繁复走向简化。

20年代，受到西方服饰的影响，袍身逐渐收窄。

吸收西方服装立体造型原理，增加了腰省、胸省，并运用了肩缝与装袖等元素，使款式走向完美成熟。

这时的旗袍经过彻底的改良，已经完全脱离了原来的式样，其款式经过了民族融合、中西合璧而变成一种具有独特风格的中国女装样式。

其样式的变化主要集中在领、袖及长度等方面。

先是流行高领，领子越高越时髦，即使在盛夏，薄如蝉翼的旗袍也必配上高耸及耳的硬领。

渐而流行低领，领子越低越“摩登”，当低到实在无法再低的时候，干脆就穿起没有领子的旗袍。

袖子的变化也是如此，时而流行长的，长过手腕；时而流行短的，短至露肘。

至于旗袍的长度，更有许多变化，在一个时期内，曾经流行长的，走起路来无不衣边扫地；以后，又改短式，裙长及膝后来旗袍的式样趋向于取消袖子（夏装）、缩短长度和减低领高，并省去了繁琐的装饰，使其更加轻便、适体。

旗袍因其具有浓郁的中华民族服装特色，从而被世界服装界誉为“东方女装”的代表。

2.时装。

除旗袍外，女性服装繁荣的显著标志之一就是时装的出现。

在某一时期内通行的新式服装被称为时装，时装在上海的广泛流行使上海成为全国的服装中心。

商家的服装展演、女演员的穿着都引领着时装的潮流。

时装中的裙装成为都市女性的新宠、样式、颜色时时翻新，举不胜举。

披风、西式大衣、西式外套、毛线马甲、泳衣、各款帽子、围巾……共同构成时尚女装的一部分。

辛亥革命后，受留学日学生的影响，上衣下裙一度是最流行的服装。

民国服饰的特性（一）城乡之别。

以上涉及的各式服装都是在城市、商埠、城镇广泛流行，所适应的人群也以学生、商人、政府官员等上层人士为主。

在广大的农村，这些服饰鲜见于市，穿着者更为少见。

农村劳动人民的穿着变化不大，仍为传统的大襟袄、中式裤、白布袜、黑布鞋。

衣服的材料为不如城里变化多样，色彩丰富。

他们所穿的衣服从纺纱、织布、染色到剪裁都是在家庭里手工完成的。

所以布料粗糙，款式简单，色彩单一。

农村与城市之间在服饰方面的差异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城市与外界的交往远比农村频繁，因此无论是服装的款式还是材料变化都比农村要快很多。

二，在农村，传统封建思想的禁锢远比大都市来得严重，闭塞落后的农民依然固守着视服饰过分艳美、新奇为妖气、淫荡的社会心理。

这种社会心理形成的社会氛围给新式服装的推广设置了重重障碍。

三，农村生活极为拮据，尤其在穷乡僻壤之地，养家糊口、暖衣饱食已是奢求，自然没有追求新潮的经济实力以及心思，所谓“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是农民服装的真实写照。

所以中国普通民众的服饰比起上层社会而言是单调而缺少变化的。

（二）阶层之分。

如果说城乡之间的服饰差别是经济上和社会心理上的原因造成的，那么，上下层社会之间服饰的差异就是传统等级制度残存的表现。

中华民国在法令上废除了延续数千年的服饰等级制度，但在社会心理上这种等级制度依然根深蒂固。

从鲁迅先生所著的《孔乙己》一文中可以清楚地看见，以长衫和短褂为标志的两个楚汉分明的等级，前者可以坐着喝酒吃菜，而后者只能站着喝酒。

在长期的民俗文化心理的堆积中，中国人在森严的等级制度下形成了高度自觉的服饰角色心态，按照自己所属社会阶层穿着特定的等级服饰，在穿衣上着重体现“我们这一群”的心理特征，从而导致来服饰上的款式、质地来区分不同的职业和阶层。

中国的服饰也就成了一张穿在身上的名片。

除此以外还讲究相应的仪容举止。

于是在上下层社会之间形成了一个明显的隔阂，下层人民即使能负担得起上层人士的服饰也不会逾矩，这不仅仅是因为上层的歧视，也是下层的自觉。

（三）派别之辨。

民国时期服饰穿着的不同显示出不同的政治派别。

仅就男装而言，根据《中国近现代名人图鉴》收录的33个革命党人的照片统计，穿西装者有16人，穿中山装者6人，穿军装者2人，穿和服者2人，穿长袍马褂者7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