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中后期文化发展特性

明朝中后期文化发展特性

明代文化的发展呈现一个由平淡规整到多元鲜活的历史过程，此间转

折以弘治、正德之际为界。区别于明朝前期，中后期民众的文化生活

在商品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增加了很多新的内容。文化活动变得愈益丰

富多彩，文化的平民性、商业性和娱乐性特征表现得愈益鲜明。同时

文化内含启蒙特性鲜明，反传统、反封建的早期启蒙思潮风起云涌。

作为文化归结时代和变革过渡时期，明代中后期文化变迁特点显然不

仅仅就是如此，其具有鲜明的融合性和冲突性相当引人注目，需要进

一步阐述。

一、明朝中后期文化融合性显现

立足于相对稳定的封建统治和广泛中外交流等历史条件，明朝中后期

民族、区域文化和官民之间文化深度融合，建构着中外科技文化广泛

融通汇聚体系。

1.民族和区域文化融合明朝广阔的国土具有统一政权，加之自洪武时

期就开始明朝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营和管辖，统治者恩威并施，

边疆总体相对稳定，促进民族文化融合。明代东北、蒙古、西北、西

南及南方各地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文化交流也呈现出区域性与民族

性的特色，但是总体是通过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是通过朝贡、互市和移民等方式而实现的。除汉字和汉文典籍外，汉文化对少

数民族文化的影响还体现在绘画、建筑、礼俗、宗教、祭祀、舞乐等

方面。但少数民族与汉两种文化的交流是相互的，在汉文化对少数民

族文化施以影响时，少数民族文化也对汉文化产生了一些影响。明代

除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有着广泛的文化交流外，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经

常进行各式各样的文化交流。例如蒙古族文化对满、藏、维等族文化

就有重要影响，藏传佛教对蒙古、满、纳西等族文化也产生了相当影响。与此同时明朝中后期区域文化融合同步推进。明代的地域文化特

征也是十分突出的，延续南宋以来形成的文化格局，并基于定都南京，造就明初政治文化中心继续在江南。后续成祖迁都北京皇权北移定位

于紫禁城，大量江南官员入京，分属南北方官员同朝为官，加之同期

漕运的通航，尤其中后期全国商品经济流通的加快，这种地域文化间

的互动也愈来愈快，这时候江南的文化与燕赵的文化在有更多融汇。

民族和区域文化融合交叉影响推动文化创造，应用新的文化形式造就

很多新的文化产品，丰富文化多样性，有利于区域和全国文化的繁荣

发展。

2.中外科技文化交流公元14至16世纪，人类历史上发生了空前规模

的大航海，东有中国郑和的航海，西有欧洲的环球探险，为推进中西

交流创造条件。与明朝前期郑和下西洋和大批中国人移向南洋以中国

文化更多地影响东南亚国家不同，明朝中后期最引人注目的是中西交

流开始大规模展开。伴随着耶稣会士大批来华，基督教第三次传入中国，耶稣会士在向中国传布天主教的同时，也向中国传布了西方的自

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知识，包括天文学（含历法）、数学、物理、火器

技术、机械工程、地理、医药等科学知识，也带来西方人文学科知识，有语言学、音乐、绘画与建筑等艺术以及属于哲学门类的逻辑学等。

从历史情况看，早期接近或拥护天主教的主要是以徐光启、李之藻、

杨廷筠、王徵、韩霖等为代表的政治上的新派人物，他们又大多是科

学家或技术家，对传教士夹带进来的科学技术有着很高的评价。他们

具有官府背景，且具有科技基础知识，依此得以拓展视野，融通传统

科技与西方科技文化，推进明朝中后期科技成就的取得，一批中国古

代科技史和文化史上的鸿篇巨制如朱载癱的《乐律全书》、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和宋应星的《天工开物》等的完成得益于此。同期传教

士也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使得欧洲更好地了解中国，让中国传统文

化在欧洲产生相对应的影响。

3.跨阶层文化流动和融合其一官民文化融合演进。区别明朝前期官民

文化壁垒森严，明朝中晚期官民文化区别减少，多层文化的贯通互动

明显增强。明初官民文化还具有相对较强的封闭性，官民不同文化之

间具有比较鲜明的文化分野。但是明朝中晚期下层文化从备受漠视中

发展崛起，文化的层间互动也随之而加剧。在当时文化中，最上层的

文化是宫廷和官僚阶层文化，以官员为主体的官方文化在文学领域采

用文体是“台阁体”。“台阁体”的书法和诗文，文辞和格式华丽，

但是模式化明显，内容空泛。其他文化领域如礼仪、建筑绘画、服饰

等也是相对刻板和模式化，空洞乏味、枯燥僵化、没有生气。明中叶

以后，江南手工业和商品经济发展，与之相关的多样化有趣味的民间

市井文化渐渐的繁荣。这时候的官僚文人士大夫们被丰富多彩、有生

活趣味市井文化吸引，对民间文化进行再创造，文化消费达至雅俗共赏，例如民间说唱作品被士大夫们作为再创作的拟话本，经过改造的

民间戏剧、民歌和绘画等进入仕绅和官僚乃至宫廷生活空间加以展示。小品文、小说和其他相对世俗化的艺术作品受到关注。官民文化和雅

俗文化基于文化创作主体、文化消费内容乃至场所混同交错发生相当

水准的融合。其二士商文化融合推进。明朝中后期社会价值观转型明显，重利轻义价值观得以很多人共同认同，以文化的商品化和利益化

为媒介，士商文化融合推进。因为“重义轻利”、“重本抑末”观念

深入人心，官员、士大夫争先恐后经营牟利。一般的儒生士子，也跟

风弃儒经商，或者是亦儒亦商，归有光曾慨叹道：“虽士大夫之家，

皆以商贾游于四方。”（明）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卷十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其中有些人直接“卖文博食”和“售画致富”，依托文化营销致富。在此背景下士大夫和儒生文化创造定位是

疏世、抗世、适世并存。另一方面商贾巨富为了取得功名，追求体面，或者骨子里还有儒家价值观影响，他们以商业利益为基础努力实现士

民化，尤其有一些经营文化行业商人。他们实现转化途径是本人或者

子孙参加科举，或者捐纳，求得爵位和官位，由此他们在一定水准接

受仕绅传统理学理念之时，也给士民阶层带来商业和利益理念，影响

士民阶层观念变革，由此推动士商文化融合。官民和士商文化融合影

响政治生态格局和文化发展。官民和士商文化融合表明商品经济发展

的结果之一，金钱和权力一样有了相当影响力，传统的等级制度部分

地被金钱所打破，于是文化领域出现了士大夫们所不愿意接受的百姓

们的僭越，传统等级影响力衰变。官民和士商等级差异因为共享文化

成果等而被相对淡化。以往很多地位卑贱的艺人子弟，通过营利提升

了经济地位，身价顿时倍增，有的竟跻身于士绅之列，由此打破了传

统等级的限制，而且导致了文人士大夫们与社会下层的进一步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