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中后期文化发展特性

明朝中后期文化发展特性明代文化的发展呈现一个由平淡规整到多元鲜活的历史过程，此间转折以弘治、正德之际为界。

区别于明朝前期，中后期民众的文化生活在商品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增加了很多新的内容。

文化活动变得愈益丰富多彩，文化的平民性、商业性和娱乐性特征表现得愈益鲜明。

同时文化内含启蒙特性鲜明，反传统、反封建的早期启蒙思潮风起云涌。

作为文化归结时代和变革过渡时期，明代中后期文化变迁特点显然不仅仅就是如此，其具有鲜明的融合性和冲突性相当引人注目，需要进一步阐述。

一、明朝中后期文化融合性显现立足于相对稳定的封建统治和广泛中外交流等历史条件，明朝中后期民族、区域文化和官民之间文化深度融合，建构着中外科技文化广泛融通汇聚体系。

1.民族和区域文化融合明朝广阔的国土具有统一政权，加之自洪武时期就开始明朝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营和管辖，统治者恩威并施，边疆总体相对稳定，促进民族文化融合。

明代东北、蒙古、西北、西南及南方各地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文化交流也呈现出区域性与民族性的特色，但是总体是通过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是通过朝贡、互市和移民等方式而实现的。

除汉字和汉文典籍外，汉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还体现在绘画、建筑、礼俗、宗教、祭祀、舞乐等方面。

但少数民族与汉两种文化的交流是相互的，在汉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施以影响时，少数民族文化也对汉文化产生了一些影响。

明代除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有着广泛的文化交流外，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经常进行各式各样的文化交流。

例如蒙古族文化对满、藏、维等族文化就有重要影响，藏传佛教对蒙古、满、纳西等族文化也产生了相当影响。

与此同时明朝中后期区域文化融合同步推进。

明代的地域文化特征也是十分突出的，延续南宋以来形成的文化格局，并基于定都南京，造就明初政治文化中心继续在江南。

后续成祖迁都北京皇权北移定位于紫禁城，大量江南官员入京，分属南北方官员同朝为官，加之同期漕运的通航，尤其中后期全国商品经济流通的加快，这种地域文化间的互动也愈来愈快，这时候江南的文化与燕赵的文化在有更多融汇。

民族和区域文化融合交叉影响推动文化创造，应用新的文化形式造就很多新的文化产品，丰富文化多样性，有利于区域和全国文化的繁荣发展。

2.中外科技文化交流公元14至16世纪，人类历史上发生了空前规模的大航海，东有中国郑和的航海，西有欧洲的环球探险，为推进中西交流创造条件。

与明朝前期郑和下西洋和大批中国人移向南洋以中国文化更多地影响东南亚国家不同，明朝中后期最引人注目的是中西交流开始大规模展开。

伴随着耶稣会士大批来华，基督教第三次传入中国，耶稣会士在向中国传布天主教的同时，也向中国传布了西方的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知识，包括天文学（含历法）、数学、物理、火器技术、机械工程、地理、医药等科学知识，也带来西方人文学科知识，有语言学、音乐、绘画与建筑等艺术以及属于哲学门类的逻辑学等。

从历史情况看，早期接近或拥护天主教的主要是以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王徵、韩霖等为代表的政治上的新派人物，他们又大多是科学家或技术家，对传教士夹带进来的科学技术有着很高的评价。

他们具有官府背景，且具有科技基础知识，依此得以拓展视野，融通传统科技与西方科技文化，推进明朝中后期科技成就的取得，一批中国古代科技史和文化史上的鸿篇巨制如朱载癱的《乐律全书》、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和宋应星的《天工开物》等的完成得益于此。

同期传教士也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使得欧洲更好地了解中国，让中国传统文化在欧洲产生相对应的影响。

3.跨阶层文化流动和融合其一官民文化融合演进。

区别明朝前期官民文化壁垒森严，明朝中晚期官民文化区别减少，多层文化的贯通互动明显增强。

明初官民文化还具有相对较强的封闭性，官民不同文化之间具有比较鲜明的文化分野。

但是明朝中晚期下层文化从备受漠视中发展崛起，文化的层间互动也随之而加剧。

在当时文化中，最上层的文化是宫廷和官僚阶层文化，以官员为主体的官方文化在文学领域采用文体是“台阁体”。

“台阁体”的书法和诗文，文辞和格式华丽，但是模式化明显，内容空泛。

其他文化领域如礼仪、建筑绘画、服饰等也是相对刻板和模式化，空洞乏味、枯燥僵化、没有生气。

明中叶以后，江南手工业和商品经济发展，与之相关的多样化有趣味的民间市井文化渐渐的繁荣。

这时候的官僚文人士大夫们被丰富多彩、有生活趣味市井文化吸引，对民间文化进行再创造，文化消费达至雅俗共赏，例如民间说唱作品被士大夫们作为再创作的拟话本，经过改造的民间戏剧、民歌和绘画等进入仕绅和官僚乃至宫廷生活空间加以展示。

小品文、小说和其他相对世俗化的艺术作品受到关注。

官民文化和雅俗文化基于文化创作主体、文化消费内容乃至场所混同交错发生相当水准的融合。

其二士商文化融合推进。

明朝中后期社会价值观转型明显，重利轻义价值观得以很多人共同认同，以文化的商品化和利益化为媒介，士商文化融合推进。

因为“重义轻利”、“重本抑末”观念深入人心，官员、士大夫争先恐后经营牟利。

一般的儒生士子，也跟风弃儒经商，或者是亦儒亦商，归有光曾慨叹道：“虽士大夫之家，皆以商贾游于四方。

”（明）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卷十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其中有些人直接“卖文博食”和“售画致富”，依托文化营销致富。

在此背景下士大夫和儒生文化创造定位是疏世、抗世、适世并存。

另一方面商贾巨富为了取得功名，追求体面，或者骨子里还有儒家价值观影响，他们以商业利益为基础努力实现士民化，尤其有一些经营文化行业商人。

他们实现转化途径是本人或者子孙参加科举，或者捐纳，求得爵位和官位，由此他们在一定水准接受仕绅传统理学理念之时，也给士民阶层带来商业和利益理念，影响士民阶层观念变革，由此推动士商文化融合。

官民和士商文化融合影响政治生态格局和文化发展。

官民和士商文化融合表明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之一，金钱和权力一样有了相当影响力，传统的等级制度部分地被金钱所打破，于是文化领域出现了士大夫们所不愿意接受的百姓们的僭越，传统等级影响力衰变。

官民和士商等级差异因为共享文化成果等而被相对淡化。

以往很多地位卑贱的艺人子弟，通过营利提升了经济地位，身价顿时倍增，有的竟跻身于士绅之列，由此打破了传统等级的限制，而且导致了文人士大夫们与社会下层的进一步接近，这也就从一定水准上影响了旧的政治体制，对于封建专制的统治形成冲击。

另一方面依托权力商品化和文化利益化，商人实现儒化和士民化，推升明朝官场腐败。

官民和士商文化融合使得文化创作主体更加多元，文化成果更加丰富，提升文化鲜活度，文化渗透性更强。

当然明朝中后期文化商品化也拉低了文化品味。

文人儒生创作特别关注市场所需，思考市场文化导向，过分强调满足市民生活趣味，其结果是低俗文化畸形繁荣。

二、明朝中后期文化冲突性和矛盾性突出明中晚期传统封建文化已经是日薄西山，因为商品经济的繁荣与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相伴而生新的文化因素破土而生，代表官方正统思想体系的程朱理学依托封建专制体系为了维护其一家独大的格局，极力反对新思想，彼此较量激烈。

晚期西方近代文化的传入，又使这场文化冲突平添变数。

中外文化交流有融合，但是毕竟是两种类型文化，冲突不可避免。

加之明代中后期士人喜欢新奇特思想，都想各立门户，喜好争论，相互攻击。

这样，中西交错、新旧对冲，文化论争对立性强、冲突性大，交锋持续，就构成了明代中晚期文化一个鲜明的特点。

1.社会主导价值观对立明确中后期江南、东南和华南区域手工业和商品经济快速发展，局部经济结构转型推动社会结构的变动和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变迁，形成社会新旧价值观对峙和拉锯。

李贽、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戴震、颜元等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反思批判程朱理学，针对理学家的禁欲主义、重义轻利、存理灭欲、圣人权威和皇权至上，提倡主体性，鼓吹个性自由，认同人的欲望合理性，要求重新调适价值关系，提出义与利、理与欲、群与己的有机统一平衡，希望社会尊重个人利益、价值和欲念。

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人们的主体意识开始觉醒，人们纷纷冲破传统价值观念的束缚，但是坚持封建礼制和传统伦理道德官僚士大夫反击非常猛烈，他们要努力维持等级秩序和宗法关系。

核心价值观变换同时引发社会价值观变迁，社会心态流行弃本就末，重利轻义，逐利拜金，去简从奢，引申造就形成奢靡浮薄之风与敦厚俭朴之风、重商去农和重本抑末等对峙。

因为坚持封建专制政体的帝王和官员担心等级秩序和已经定型政治格局被冲击，对消费领域奢靡风气和对农业被忽视痛心疾首，严厉斥责，彼此争论持续。

2.学术和文学领域理学和心学、实学纷争明代的学术领域理学纷争，在文化史中最令人瞩目。

明代理学发达，但是理学中的派别之争也极为纷繁复杂。

他们强调格物致知，突出超越的道德理论的价值，立论甚高而不切实用。

至王守仁理学一统的局面开始被打破，心学崛起。

王阳明的理论是“知行合一”，价值追求同道德实践整合了起来，认为“以绝世之资，唱其新说，鼓动海内”为封建统治者“破心中贼”，但它的反传统精神意味浓厚。

王守仁之后，王门心学分化为多派交争。

其中泰州学派的肯定人的欲念合理性，主张个性自由“，使天下之民,各遂其生,各获其望”。

推动高扬主体地位的思潮勃兴，影响长远。

当然明朝帝王和封建卫道士对此是视为异端，残酷镇压，泰州学派很多学人被迫害致死或者充军。

伴随学术争论，文学领域纷争不已。

一批才华横溢的年轻士大夫在明朝中后期先后三次发起文学复古运动，展开对明初“台阁体”等批判，针对台阁体重理而轻文采的弊端，他们突出文章对真情实感的表达，同时希望多应用汉魏盛唐时期的优美文学形式技巧。

这三次文学复古运动既包含价值观之争，也是文化审美趣味取舍转换。

三次复古派观点有别但是总体是呼应思想界呼唤主体意识和追求自由，配合学术领域冲破理学一统天下格局，在审美趣味方面是希望实现情理、意象、诗乐有机统一，有汉唐古典意味，反对宋代以来理学家唯理至上的文学立场。

明代中期士大夫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如丘?、吕坤等认为理学陈腐空疏、道学家游谈无根，主张“实学”、“实行”、“实政”，主张“实心”任事，注目于习行践履之功。

这股实学思潮，促使很多科学家进行田野调查，重视观察和试验，在科技领域完成很多技术创造和科学巨著，而且还推动一批有作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进行政治和军事变革。

倡导实学的士大夫还身体力行开办书院、监修宗祠和重视水利建设、盐法以“济世”、“救民”“、利国”“、益民”。

但好景不长，士人们走向社会关注民生的举动被官府认为是博取民心，是撼动统治权的危险举动，所以在嘉靖年间实学被朝廷斥为“伪学”、“邪说”禁止传播，后期还被禁讲学、毁书院，士人阶层的社会积极性极度受挫。

至晚明基于王守仁死后他的门徒或补救师说，有些流于“狂禅”，变得空疏，于此黄宗羲、以徐光启、宋应星、顾炎武、方以智、王夫之为代表的思想家，对心学的空疏学风提出批判，提倡“经世宰物”、强调“笃行”的学风，认为“唯实学可以经世”，倡导经世致用之学，积极入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