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总统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韩国总统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作者：陶短房来源：《世界博览》2017年第20期善终者？晚节不保者？颠倒反复的韩国政坛，大大小小政客的声音充斥在民众的生活里，但是即便这样，整个韩国政界至今也没有解决真正的问题，那就是如何令民众在他们身上看到真正的希望与安全感。

2017年9月19日，首尔市长朴元淳以“涉嫌损害他人名誉、违反《国家情报院法》（干預政治、滥用职权）、妨碍公务等对前总统李明博进行了起诉及控告”；8天后，5名韩国左翼演艺界人士向首尔中央检查团控告李明博、朴槿惠两名前总统，称自2009年起，李明博亲自指示韩国国家情报院组建“左翼演艺人应对小组”，拟定“黑名单”、封杀“上单人物”的出镜机会，甚至责令国情院每天向总统提交有关上单左翼人士的动态报告，指控此举“严重损坏民主本质，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甚至将之和当年的希特勒相比拟。

在此前后，韩国左翼议员李哲熙爆料称李明博时代国情院曾受其指令，专门挑选47名军官在数码司令部项下组建“503心理战部队”，专事网络“留言攻势”，用于干预2012年韩国大选并“非法干预国政”，而著名记者朱镇宇所著《朱记者的李明博跟踪记》（一本指控李明博“贪腐”的书）也洛阳纸贵，轰动汉江南北。

许多观察家就此纷纷议论，称“韩国历史上唯一善始善终的总统要晚节不保”。

其实起诉不代表定罪，李明博早在2013年卸任仅9天时，就因任内购置首尔内谷洞私宅地皮争议和“涉嫌对民众进行非法调查”两项争议，被两个民间团体告上了首尔中央地检，但这两项诉讼纠纷扯皮至今也并无真正下文。

如果文章开头的这几件官司也是如此这般，李明博还是会发自肺腑地暗叫一声“侥幸”的——因为比起诸位总统同仁来，他仍然差不多是最幸运的。

韩国总统的头顶上似乎总高悬着一柄锋利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即便卸任也阴魂不散。

韩国总统的“黑暗史”俗话说得好，大韩民国总统的幸福总是相似的，而他们的不幸则千差万别。

早在1919年4月13日，韩国流亡政治家们就在上海成立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但这个“临时政府”的“国家元首”称主席而非总统，自1919至1948年，先后诞生过8位主席（有时称总裁、大统领、首班），这些主席大多也命运多舛，其中第一和最后一任主席都是后来大韩民国第一位真正的总统——李承晚，而最具知名度和声望的主席、“韩国国父”金九，则在1949年6月26日被一名军官离奇刺死，其死因至今仍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谜团。

接下来就轮到李承晚了。

这位极富争议的右翼政治家为连任总统绞尽脑汁、煞费苦心，当他发现间接选举难以获胜后就在1952年改直选，觉得只能连任一届的框架构成掣肘，就在1956年强迫废除这一框架。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1960年大选中他错估形势，激化了社会和政治矛盾，导致“4.19运动”的爆发，迫使他于当年4月26日辞职，5月29日仓惶逃离韩国前往美国夏威夷避难，1964年7月19日在客居的失落中郁郁而终。

李承晚的被推翻和客死异乡，似乎为此后的“同行们”下了个诅咒，韩国总统的“黑暗史”正戏就此展开。

继任的总统尹谱善是韩国光复后首任汉城市长，因为带有较浓厚的中派政治家色彩而在李承晚下台后被推出来善后，但“善后不善”，他在任仅9个月，就因执政党内讧和朴正熙发动1961年“5.16”政变而被推翻。

后来他转而组织反对党试图和朴正熙抗衡，结果非但壮志未酬，自己反对党领袖的地位也逐渐被后起之秀“二金”（金大中、金泳三）所取代。

朴正熙若非“晚节不终”，本来堪称韩国历史上最“幸福”的总统，他一方面实施一言堂的铁腕统治，另一方面却积极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现代化，在把韩国变成一个“警察国家”的同时，也创造了令人瞩目的“汉江奇迹”，让韩国从落后的农业社会，迅速步入了“四小龙”的发展快车道。

他从1963年一直连任到1979年，是韩国任职时间最长的总统。

就在朴正熙通过所谓“十月维新”进一步大权独揽之际，他却因一次意外的口角激怒自己心腹、情报部门领导人金载圭，后者在1979年10月26日开枪刺杀了他，从而意外地结束了“被很多人以为永远不会结束的”朴正熙时代。

朴正熙之后的总统是原任总理的老牌右翼政治家崔圭夏，这位过渡性人物当年12月6日才正式就职，翌年8月16日就被又一位军事强人全斗焕推翻。

接下来轮到全斗焕了：作为“5.16”政变的“副帅”，他继承了“老领导”朴正熙的铁腕，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连朴正熙的亲戚兼嫡系金锤泌都被他“逼反”了），但在经济、社会改革等方面却缺乏朴的能力和手腕，1980年“光州事件”和1987年“六月运动”让他人心丧尽，不得不在1987年6月29日发表所谓“民主化宣言”，推举心腹卢泰愚继任，以换取自己的全身而退。

然而卢泰愚终究是要任满的：1995年即卢泰愚任满3年后，全斗焕在当年11月16日被逮捕，罪名是侵吞政治献金，1996年8月26日被以参与兵变和内乱、谋杀上司未遂、受贿等罪名判处死刑，1997年4月17日改判无期徒刑并处罚金2205亿韩元，同年12月被特赦，2013年韩国国会专门为他通过《公务员犯罪没收特例法》（被戏称为“清算全斗焕特例”），并依照此法追讨了全斗焕未缴罚金本息1672亿韩元，其子女也被禁止出境。

卢泰愚可以说是全斗焕丑闻最大的受益者：不仅轻松登上总统宝座，而且因前任的不得人心而获得了有利的“出场时机”，他不顾反对迅速举行大选、让反对派因准备不及而无力挑战，固然受到广泛批评，但囿于内外压力，他一手推动完成了韩国历史上第六部宪法，确立了总统普选、任期5年、不得连选连任等一系列沿用至今的民主规则，可以说，他是韩国民主化的真正奠基人——也在某种程度上是韩国总统“不得善终”规律的最后缔造者。

1993年2月24日他任满，新总统、老牌反对派政治家金泳三随即展开对他及全斗焕的清算，1995年11月26日他和全斗焕同日被捕，12月5日被公诉，18日在汉城地方法院出庭，从而领先于全斗焕，成为韩国历史上首位在法庭公开受审的前总统。

1996年8月26日他被以主动参与军事政变及内乱、谋杀上司未遂、受贿等罪名一审判處22年半有期徒刑，上诉后减为17年，1997年底，已当选、即将上任的金大中提议后，被特赦出狱。

从反对党“绝地跳槽”到执政党，并进而借此在“三金”（金锤泌、金泳三、金大中）博弈中获得“杆位”的金泳三，1993年2月25日就任第六共和国第一位文人总统，就任之初支持率较高并被寄予厚望。

但他上任后忙于政治清算，却对突如其来的亚洲金融危机手足无措，而号称“小总统”的儿子金贤哲在他上任之初就被指控受贿、请托和权钱交易被判刑，他本人也卷入“阳光丑闻”，执政支持率最低时降至5%（这个“纪录”直到闺蜜门爆发才被朴槿惠打破）。

严格意义上讲，他在韩国卸任总统中是很幸运的一位——虽然儿子不止一次被起诉、逮捕，但他并未真正受到法律制裁和追究，且永远不会有机会了：2015年11月22日他已在首尔病逝。

韩国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左翼总统金大中在民间享有盛誉，一生两次被判死刑、3次死里逃生、4次竞选总统失败，上任后重振经济，推行“阳光政策”和多元化开放政策，一度获得很高评价。

但随着半岛形势的变化，“阳光政策”受到质疑，其通过现代集团向朝鲜提供援助的非常规手段更成为他的“阿喀琉斯之踵”，他的三个儿子在其卸任前后先后涉嫌受贿罪名被起诉，其中两人被判刑。

2009年8月18日，他与世长辞并获得国葬哀荣。

同样，他个人在政治上最多算“有争议”，但声誉未受很大影响，卸任后也受到礼遇，所谓“不得善终”主要指其三个儿子。

继金大中任总统的卢武铉是第六共和国历史上学历最低、家境在现任总统文在寅上台前最寒微的“草根总统”。

由于在国会形势一度不利，他的施政纲领饱受掣肘，但大体继承了金大中的衣钵。

2008年卸任后被继任者李明博发起“受贿调查”，一向标榜清廉政治的卢武铉不堪羞辱，于2009年5月23日跳崖自杀，成为韩国历史上首位自杀的总统。

由于“受贿调查”并无结果，卢武铉的生命虽以悲剧告终，但他的政治声誉却是迄今历任韩国前总统中最好的——他本人或直系亲属都未被坐实任何罪名，且在历次韩国“你最喜爱的前总统”民调中高居第一。

此后的两位前总统就无需多说了：李明博原本是“最幸运”的，但如今也前途未卜，而朴槿惠作为朴正熙的女儿，顶着高支持率光环上台，却在创下一系列39“韩国纪录”（首位在任期间被弹劾、被停职和被定罪量刑的总统，任期内支持率最低的总统）后，成为最新一位陷入“前总统黑暗怪圈”的韩国前总统。

何以如此？卢武铉自杀后举行“国民葬”（荣誉近似国葬但并非由政府而由国民名义发起）时，李明博、金大中、金泳三等三位当时可以出席葬礼的现任、前任总统（另两位全斗焕、卢泰愚是戴罪之身）悉数到场，甚至为谁有资格致悼词僵持不下（最后只好都不致悼词），这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同事”们对这位韩国历史上唯一本人及直系亲属都无贪腐实绩总统清名的羡慕，以及“全身而退”之难。

第六共和国是不折不扣的“门阀共和国”，正如卢武铉自杀后，韩国《朝鲜日报》所总结的，韩国政治的重大弊端，即贪腐、门阀和政商交易的根深蒂固、盘根错节，即便并非出身门阀世家、远离政商传统圈子的政治家也难以免俗。

出生于“连乌鸦都会因饥饿而离去”的贫农世家、以清新政治吸引无数选票、高呼着“向门阀和腐败政治开战”的卢武铉在位短短5年就难免瓜田李下，出身同样一般的金大中、李明博更不堪提，朴槿惠、金泳三等本就出身名门的，则同样不能逃脱宿命。

和日本一样，韩国虽然经过现代化改造，但从古代沿袭下来的等级观念、门阀制度并未因社会的现代化而得到根本性的改变，这些政治特权阶层转化为大财阀，垄断了上述国家的经济、金融命脉，又通过权与钱的杠杆染指政治，左右政治版图，甚至采用非正常的权钱交易手段达到目的。

人们曾经希望，政治民主化会有效解决财阀政治的痼疾：“一人一票”可确保政治发言权不至于被财阀所垄断，草根阶层出身的政治家也有望当选议员、入阁，甚至当总统和总理。

然而一如前文所述，由于门阀政治的土壤实在深厚，经济和政治、金融和政治的相互关联，在当代社会非但未曾减弱，反倒更加强化，民主化之后的东亚国家，并未因此摆脱门阀政治的影响。

不过和日本不同的是，韩国民众中反财阀、要求清廉正直的呼声很高，这导致民主化后多数总统都是平民出身的“反财阀活动家”，上任后无不打着“反财阀政治”的旗号。

不仅如此，韩国长期存在着几个根深蒂固的左翼和自由派大本营，如大学、知识分子圈、演艺圈，他们不仅成为左翼、自由派政党、政治家的铁票仓，也是历次韩国政治变革的推手，和针对前总统“秋后算账”的动力。

相反，退伍军人、商界财阀、中老年群体则是保守派和右翼的“铁票仓”，他们间的对立导致政党轮替往往伴随着对前任的清算、反清算，也让退休总统们更难“保持晚节”。

还应特别注意到的一个关键问题，是韩国总统的一个独特而矛盾的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