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闲及其类型-一种文化哲学的视角

休闲及其类型:一种文化哲学的视角

休闲是个体在正义的制度框架下对自由生活的追求，是在社会空间所进行的创造性活动。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人们对休闲的理解也有所不同，其中，从文化哲学角度来审视休闲是一种不可忽视的视角。在对形形色色的休闲思想加以吸收之后，可以按照休闲表现形式、影响结果、作用层次以及目的的不同和是否商业化，对休闲进行相应归类。

标签：休闲；休闲类型；文化差异

休闲，作为人类存在或活动的重要方式和重要组成部分，它一直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并在不同时代、不同文明中获得不同的释义。从古希腊时期的雅典思想到现代西方的各种学术思潮，从我国的儒家正统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了解到休闲的性质和意义。普通大众把休闲当成是空闲或乐趣，哲人们从休闲中去寻找和发现自由、人生的意义，社会学家把休闲当做观察社会变迁的指标，经济学家却想把休闲及其相关部分纳入一个巨大而合理的函数，管理人员则用休闲把激励和效率联系起来等。纵使人们对休闲的理解千差万别，但有一点值得肯定：“这个颇具哲学意味的文化象喻，表达了人类生存过程中劳作与休憩的辩证关系，又喻示着物质生命之外的精神生命活动。”本文从文化哲学的角度，力求揭示作为文化象喻的休闲的时代差异和文化差异，并据此对休闲的类型进行探讨。

一、休闲的时代差异

从古至今，休闲一直伴随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在不同时代、不同的社会形态之下，休闲的表现形式和地位、人们对休闲的理解和把握都有着明显的差异。从时代差异的角度来考察，休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前工业时代的休闲、工业化时代的休闲和后工业时代的休闲。

(一)前工业时代的休闲

前工业时代是一段漫长而久远的时期，它包括史前文明、原始社会和后来的农耕文明时期。在这一时期里社会生产力相当落后，人们几乎倾注了所有的时间和精力来维持生计，人类的存在状态就是长期的艰苦劳作。早期的人类“为了追猎动物、寻找野果或渔猎场地，他们不得不经常过着流动的生活”，“而且由于人类当时依赖大自然，所以也就受到了大自然的支配”。因此，劳作和休闲之间没有什么明确的界限，甚至人们都没有形成休闲的概念。能称得上休闲的顶多就是在辛劳之余的片刻小憩，以使疲惫的身躯重新恢复精力；抑或休闲就混藏于劳作之中，如人类学家普斯顿和考恩斯在研究毛利文化的报告中所说，毛利人任何层面的经济生活之中，都伴随有消遣娱乐的成分，“不管他们是捕鱼、捉鸟、耕田，或是盖房子、造独木舟，所有这些场合中，都能找到可以被认为是娱乐性的活动和痕迹”。当然，我们也不排除在有些部落里，人们在耕种、狩猎和采集之余，没有什么事可做，还有专门的时间可以消遣娱乐。

进入农耕文明以后，虽然以青铜器和铁器的运用为代表的生产力的进步使人类渐渐地开始征服自然，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却并没有从外部压迫中解脱出来。“在按国家、教会、地主和高利贷者的要求支付完租税之后，农民所剩下的只及他们劳动成果的一半或更少，而这则只够勉强维持生活。历史学家估计，在全球各个文明中，上层统治阶级仅占人口的1％～2％。然而，他们不论在哪里都占有整个种族收入的一半到三分之二”。而且“有关研究资料表明：原始人一生中的劳动时间占33％，闲暇时间只有16.6％；农业社会以后，人的一生中的劳动时间占28％，闲暇时间占22.9％”。也就是说农民的全部精力和成果几乎都要用于满足自身生存的需要，而无暇去顾及诸如艺术、文学、竞技、哲学等“高级”的文化活动，俗文化和雅文化的分野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艺术、哲学、文学、占星等雅文化通过哲学家、神学家等流传于寺庙、宫殿等统治阶级活动的高级场所，而口口相传的迷信、禁忌、传说、关于种植和养殖的实踐知识等俗文化通过目不识丁的农民流传于乡村之中。文化的分野带来了休闲活动的俗雅之别：占少数的统治者阶层有大量的时间去享乐，去对文学、艺术、科学甚至肉体与灵魂的问题进行长期探索；占人口多数的农民却少有时间单独去熟悉琴棋书画、去思索宇宙的起源等，农民的休闲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赋税、徭役、等级压迫的逃避。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前工业社会里女性的地位是不被重视的，甚至不存在什么女性的地位。无论是在古希腊，还是在古代中国，妇女的地位都是相当低下的。亚里士多德就建议男人，要么不要结婚娶妻，要么就干脆放弃休闲。而据美国后结构主义学者白露考证，在我国“三从四德”盛行的封建社会里，到清代还没有出现“女性”这一概念。总之，不管是在西方，还是东方的语言中，人类、人、历史等词语几乎都不包括女人。这样一来，休闲在漫长的历史中主要成了男人的专有名词，有时甚至专指有工作的男人。

(二)工业化时代的休闲

同前工业时代中人们的生活形态相比，工业化时代的人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工业革命带来了生产力的突飞猛进，人进一步战胜自然，而且科学技术也使人们摆脱了宗教和教会的禁锢；另一方面，技术的进步使得工作与生活或休闲的界限开始明晰起来，在工作时间之外人们拥有了较多工作外的闲暇。在工业社会早期，工人的劳动时间还比较长，但随着工业化的深入，劳动时间在不断缩短，特别是8小时工作日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使工薪阶层的劳动时间进一步缩短。法国从1964年的每周44小时缩短为i980年的40小时，到1986年又缩短为每周30 76小时；而美国从1946年的40.4小时，缩短为1980年的39.6小时，到1999年又缩短为34.5小时。有资料说：到了工业社会，人的一生中的劳动时间约为10 4％，闲暇时间能占到38.6％。但是，工业社会休闲时间的增加并没有改变人们以工作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可以说工业社会在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的同时，创造了数量空前的“有闲阶级”，更创造出了革命性的工人阶级。机械化大生产带来的大量商品过剩使所谓的“有闲阶级”的消费主义思想抬头并疯狂席卷各个阶级，人们不敌社会上流行的毫无节制的消费风气的诱惑，一步步接纳并渴望过上那种随意挥霍的日子。而庞大消费大军的落伍者，却走上了消极的压力缓解之路——赌博、酗酒、暴力一时成为失败者的止痛药。休闲成了消

费主义的牺牲品。

不仅如此，“发达工业社会的显著特征是它有效地窒息那些要求自由的需要，即要求从尚可忍受的、有好处的和舒适的情况中摆脱出来的需要，同时它容忍和宽恕富裕社会的破坏力量和抑制力量”。社会所鼓励的需要就是那些对于过度生产和消费的压倒一切的需要，是使人麻木不仁的工作的需要，是维持欺骗性自由的需要，是审查制度下的自由言论、自由出版。在这些需要下，一种舒舒服服、平平稳稳、合理而又民主的不自由在发达的工业文明中流行起《论语》、《孟子》等经典文本中找到有关论述。但最初的儒家思想中没有“休闲”一词，“休闲”在先秦时期是两个词：“休”和“闲”。关于“休”，《说文》解释道：“休，息止也，从人依木。”《诗经·大雅》写道：“民亦劳之，汔可小休。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强调人民的休闲与社稷安定的关系。《涛经·小雅》还指出：“民莫不逸，独不敢休。”认为统治者应当关心人民的休闲。《尚书·洪范》记载，“休徵”，就是美好的征兆的意思。关于“闲”，《说文》则解释说：“闲，阑也，从门中有木。”《易经·家人》写道：“闲有家。”孔颖达疏：“治家之道，在初即须严正立法防闲。”闲有限制、约束的意思。《论语·子张》则说：“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闲有道德、法度的意思。可见，“休闲”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美好生活是应遵循规范和道德的生活。儒家的休闲思想所追求的最高理想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这一理想之下有“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安贫乐道，有“暮春者，春服即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沐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淡泊名利，有“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的追寻快乐和幸福的精神境界，有“朝闻道，夕死可矣”的洞悉人生真谛的毅然决心，更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积极人世的人生态度。通过养成这些精神或品质，实现最高理想，并最终达到自身“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自由。

在当代中国，儒家思想已经退出了引领时代价值观的主导地位，社会主义的价值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多种价值观融合而成的与时俱进的价值体系。马克思主义的休闲观是建立在对西方资本主义休闲观的批判之上的。马克思主义认为，西方的思想家如洛克、斯密等主张的劳动的价值只在于创造财富，而劳动本身就是辛劳或痛苦、获得休闲的途径就是避免劳动是错误的。资本主义，甚至之前的所有社会形态下的劳动都是一种异化的劳动、一种“劳动一休闲”二元对立的劳动。在阶级压迫下的劳动者阶层受到劳动这一外在控制手段的摧残，劳动过程实质上就是对劳动者肉体的折磨和心灵的压制。如果劳动是强制性的功利性活动，如果劳动带给个体的只有无奈，如果劳动让劳动者体验不到任何自我实现的价值，那么对于劳动者来说，生产的越多，他能够消费的越少；他创造的越多，他自己越没有价值、越低贱，对于整个社会而言，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所以，马克思主义认为，真正的休闲只有在劳动成为克服外在障碍的活动，属于人的自我实现活动，即自由，也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的时候才能完全存在。马克思就这样诗化般地描绘了未来社会如同休闲的劳动状态：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可能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飯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者批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