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猬,法则]“刺猬法则”与翻译

“刺猬法则”与翻译
摘要：“刺猬法则”是管理学中的重要法则，广泛运用于各种管理领域，尤其以企业中领导者对员工的管理为重。

如今，“刺猬法则”更多的运用于教学中师生关系以及婚姻家庭中夫妻关系等人际交往中。

本文通过分析，发现“刺猬法则”可以用来指导翻译活动中两种语言文化关系的处理中，以及翻译过程中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上。

这为管理学知识运用于翻译研究带来了启示，拓宽了翻译的研究领域和范围。

关键词：刺猬法则；翻译活动；翻译策略
一、刺猬法则简介
“刺猬法则”（hedgehog effect）源于生物学家研究刺猬在寒冷冬天的生活习性的一个实验：在寒冷的冬天将刺猬没有任何遮挡和保暖物的放到户外，刺猬为了取暖只能紧紧地靠在一起。

可是靠在一起后，彼此身上的长刺的刺痛又让它们不得不马上分开，但是因为天气寒冷不一会儿又会靠在一起。

它们就这样反复，靠在一起分开，分开又靠在一起。

最终它们找到了一个最适中的距离，既可以彼此取暖，又可以不被刺痛[1]。

从这个实验中人们得出了“刺猬法则”，即人与人之间，首先要合作，合作才是最符合双方利益的行为；其次，在合作的基础上，寻找双方之间的适中距离，这样才能避免矛盾和冲突。

如今，“刺猬法则”被广泛应用到管理学和人际交往之中，不仅指导着企业领导对员工的管理，还给教学中师生关系和婚姻生活中夫妻的相处带来启发。

翻译活动反映的是两种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关系，翻译的过程也往往是源语语言文化和译入语语言文化之间的斗争过程。

将“刺猬法则”运用到翻译研究当中，可以指导翻译活动中如何处理源语语言文化和译入语语言文化之间的关系和矛盾，以及在翻译实践中译者应采取什么翻译策略。

二、“刺猬法则”运用于翻译活动分析
（一）翻译活动过程中的“合作”
翻译活动反映的是两种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即源语语言文化和译入语语言文化。

对于源语语言文化和译入语语言文化的关系，之前一直存在着矛盾的观点。

其实源语语言文化和译入语语言文化之间是存在着合作的可能性的。

而且源语语言文化与译入语语言文化之间的合作是符合双方利益的。

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翻译理论中一直存在着直译与异译，归化与异化的二元对立，其实这使复杂的翻译活动简单化和刻板化了。

翻译策略的选择需要考虑到两种语言文化的方方面面和赞助人等的各种因素，并不是简单地选择归化还是异化的问题。

如果只偏向于源语语言文化，译入语语言文化读者可能不易于接受，翻译的效果不一定好。

但是如果只偏向于译入语语言文化，原文作者可能觉得译文缺乏原文的特色，违背了原文作者的初衷和意图。

而且根据原型学理论，并没有十分严格的二元对立，对立双方是存在着模糊的界限的，双方是存在着彼此重叠的部分的[2]。

即使是在翻译实践过程中，有时也是难以明确严格区分归化和异化的。

在这种情况下，译者只能选择综合考量双方各方面因素，归化和异化相结合，根据具体情况进行灵活调整。

这里举张爱玲翻译的《海上花列传》中一段对话为例，来看看归化与异化翻译策略是如何在译文中配合的相得益彰的。

原文：只见一半老娘姨，一手提水铫子，一手托两盒烟膏，蹭上楼来，见了小村，也说
道：“阿唷，张先生嘿。

我们只道你不来的了，还算你有良心哒。

”王阿二道：“呸！人要有了良心是狗也不吃屎了！”小村笑道：：“我来了倒说我没良心，从明天起不来了！”王阿二也笑道：“你敢！”[3]
译文：A middle-aged maid came shuffling upstairs holding a kettle of water in one hand and two boxes of opium paste in the other hand. Seeing Hamlet she also aid，“Ah-yo， it’s Mr. Chang！ We thought you were never-coming. So you do have a conscience！”
“Pei！” Second Wong made a spitting noise. “If he has a conscience， dogs don’t eat shit.”
“I came and still I’m told I have no conscience，”Hamlet said smiling. “Then starting from tomorrow I’ll never come again！”
“You wouldn’t dare！” Second Wong said smiling.[4]
原文写的是赵朴斋和他的室友张小村在法租界新街尽头的一家青楼内和里面的两位女子调情的场景。

语句活泼生动，很自然朴实，人物性格跃然纸上。

翻译时既要表达出语意，还要注意原文的文体风格以及各个人物的不同语气。

张爱玲在翻译时，使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像英语里常用的口语语气词“Ah-yo”和“Pei”。

尤其是在翻译人物姓名时，将“小村”译成“Hamlet”，将“王阿二”译成“Second Wang”，这样译入语读者能够更好的理解原文意思。

同时，译者也使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

像原文中“人要有了良心是狗也不吃屎了”，极具源语语言文化特色，译者对此予以了保留，进行了直译。

张爱玲在翻译这段对话时就是同时使用了归化和异化的翻译方法，使译文既保留了原文的语言风格和描写特征又易于译入语读者的理解和接受。

（二）翻译活动过程中的“保持适中距离”
正如源语语言文化和译入语语言文化存在合作的可能性，二者间的冲突和矛盾性也不可忽略。

正如“刺猬法则”中刺猬如果靠的太近会被彼此身上的长刺刺痛，源语语言文化和译入语语言文化之间“亲密无间”的合作也会导致彼此“刺痛”，毕竟二者之间是存在着一些无法改变的矛盾和冲突的。

因此，在翻译中需要寻找双方之间的适中距离，既能双方合作，彼此受益，又能避免冲突。

符合双方利益的适中距离一直是译者所追求的，但这其中的度是较难把握的，可能需要译者反复推敲实验，正如“刺猬法则”中的刺猬一样，过程是有些艰难的。

但是，也是有这方面的较为成功的例子的。

下面是希拉里自传《Living History》的中文版《亲历历史：希拉里回忆录》中一句话的翻译： It is a violation of human rights when women are denied the right to plan their own families， and that includes being forced to have abortion or being sterilized against their will.[5]
当妇女被剥夺规划自己家庭的权利时，这就是违反人权[6]。

在美国，“堕胎”和“节育”是属于侵犯女性人权的行为，这是众所周知的。

但是在中国，由于国情的不同，这一观点是有所不同的。

而且这一问题牵涉到政治意识形态，在翻译时必
须谨慎处理。

处理不好，会导致意识形态间的对立。

但是看译文，可以发现译者并没有站在源语语言文化的立场上忠实的将源文本中的“堕胎”和“节育”直译出来，但是也没有因为译入语的政治意识形态进行“篡改”。

而是站在双方的立场上进行考虑，既没有一味的满足源语对外推销政治意识形态的需要，也没有完全服从译入语强化自身政治意识形态的需要。

而是各退一步，腾出空间，保持适中距离，避免矛盾冲突的出现。

（三）译者的责任
翻译活动反映两种语言和文化的关系，译者必须同时站在两种语言和文化疆域上，代表他们相互对话，其结果不可能仅仅满足一方的利益[7]。

译者处于源语语言文化和译入语语言文化之间，作为双方的中介。

正如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中诺德提出的“忠诚法则”。

这里的“忠诚”是指译者的伦理道德观，不同于传统翻译研究中的“忠实”。

它的含义有两层，既对原文又对译文，对原文是指尊重作者，对译文是指不欺骗读者[8]。

译者在这其中负有很重要的责任，既要综合考虑源语与译入语语言文化各方面的因素，积极努力促成二者的合作，又要把握好二者之间的距离，找到适中距离，避免冲突和矛盾。

翻译策略的选择也是基于这点而灵活运用的。

其实，翻译是一项非常复杂的活动，翻译活动除了受到源语和译入语两种语言文化的制约，还受到译者自身主观因素的影响，还要考虑到译入语读者的接受和喜好，另外来自赞助人的压力也是需要特别注意的。

由此可见，翻译过程中的适中距离是很难掌握的，会受到其他各方面因素的影响，是一个需要不断磨合，反复协调的过程，正如“刺猬法则”中刺猬之间多次实验一样。

三、“刺猬法则”运用于翻译活动分析的利与弊
“刺猬法则”主要强调两点：一是双方之间应该合作，合作最符合双方的利益；二是合作应该是“亲密有间”的，双方应保持一定的适中距离，避免矛盾和冲突。

翻译活动是两种语言文化间相互斗争又相互合作的关系性存在。

首先，合作是前提，合作是有利于双方利益的。

其次，矛盾和冲突是存在的，译者所能做的就是寻找双方之间的适中距离，避免矛盾和冲突。

在这样的思想的指导下，译者需要综合考虑双方的各方面情况和因素，灵活运用归化和异化的翻译策略。

当然受其他因素影响，译者可能会选择侧重于归化或是异化的翻译策略，但是归化和异化策略还是同时存在的。

另外，翻译活动中两种语言文化的合作和斗争，是无法与译文直接对应起来的，必须通过译者才能得以实现。

这里译者肩负着重要的责任，作为两种语言文化的中介，力图代表双方利益。

这时译者就需要找到二者之间的适中距离，过度的合作也意味着差异和冲突的直接对立，难免会不利于双方。

这个过程可能有些艰难，就像“刺猬法则”中刺猬之间的反复实验，但是不能否定适中距离的存在。

综上，管理学中的“刺猬法则”是可以运用于翻译领域的，给翻译活动在如何处理两种语言文化，以及翻译过程中翻译策略的选择方面带来重要启示。

这拓宽了翻译研究跨学科的领域范围，为翻译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

虽然“刺猬法则”可以在大方向上指导翻译活动和翻译过程中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但是其中也有不足之处。

首先是“刺猬法则”中的刺猬并没有冲突对立的方面，同处于寒冷的室外的它们只能选择合作。

而翻译活动是涉及两种语言文化的活动，两种语言文化间是合作又斗争的关系。

其次，“刺猬法则”中的情境比较简单，只涉及两只刺猬，适中距离也只是两只刺猬之间的。

但是翻译活动是十分复杂的。

翻译活动涉及两种语言文化的各方各面，还有译者自身的主观因素，译入语读者的接受以及赞助人的影响等。

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显然受
到众多因素的影响，并不是简单做出的。

再次，“适中距离”有些理想化，译者一般很难找到两种语言文化之间的适中距离，虽然这是众多译者所追求的。

如果不是经过多次斟酌或是翻译经验丰富，是很难做到的这种完美状态的。

最后，翻译活动虽然很大一部分取决于译者，译者的责任重大，但是也不能过度强调译者的主体性。

因为翻译活动并不完全受到译者的操控，两种语言文化、赞助人以及译入语读者都对译者产生了重要影响。

这些不足之处也是运用“刺猬法则”指导翻译活动和译者翻译策略选择，所需要特别重视和克服的。

四、结语
广泛应用于管理学和人际交往的“刺猬法则”，其强调“合作”和“保持适中距离”的重要思想。

经过分析，是可以应用于翻译领域的，可以指导翻译活动如何更好的处理两种语言文化既合作又斗争的关系，以及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该如何选择翻译策略。

这无疑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范围和渠道，为翻译的跨学科研究注入了新的血液和力量。

当然“刺猬法则”的运用也存在着双方关系并不是合作又对立的、翻译活动更为复杂、两种语言文化之间的适中距离很难找到以及过度强调译者的主体性等不足之处，需要给予重视和克服。

翻译是一门与其他众多学科密切结合的学科，但是又不依赖于其中的任何一门学科。

希望本门能够为建立翻译与管理学之间的联系做出贡献，给相关翻译与管理学之间的研究带来启示。

参考文献：
〔2〕斯内尔-霍恩比.翻译研究：综合法[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3〕韩邦庆.海上花列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5〕CLINTON H R. Living History[M].New York：Simon &Schuster New York？London？Toronto？Sydney？Singapore，2003.
〔6〕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亲历历史：希拉里回忆录[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7〕陈志杰.翻译实践与翻译批评间的隐形博弈[J].集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4）：32-37.
〔8〕潘平亮.翻译目的论及其文本意识的弱化倾向[J].上海翻译，2006（1）：1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