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性和环境保护

外部性及环境保护环境外部性及政府职责：古人观赏大自然的时候，喜欢凭吊历史，感慨当今。

在李白、苏轼、辛弃疾等人的诗词中，我们不难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在古人的眼里，所有的人都会成为匆匆的历史过客，惟有青山绿水长在。

然而，当面对现在祖国不断减少的青山、污染日甚的绿水时，心头难免有几分沉重。

“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

取之无禁，用之不竭”的情景，难道只能在古诗赋中才可寻找吗？浅谈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共生策略（张嫚）财经问题研究摘要：随着经济的发展，环境问题日益突出，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并不是矛盾的，而是由于制度设计的不当，导致两者的相克，通过对现存的部分环境制度进行改革，并进行环境制度的创新，给经济主体提供充分的激励，将环境保护与经济主体的利益最大化行为相关联，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的共生1．环境内涵及现状随着全球及我国经济的发展，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环境状况日益恶化，大气、水与海洋污染日益严重，野生动植物的生存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许多物种正濒临灭绝，森林的过度砍伐与矿产资源的过渡开采都给人类生存与发展带来了现实的与更严峻的潜在威胁。

然而排污企业的经济活动具有负面的外部性，因为这给附近居民和其他企业带来损害，即产生了社会成本；但该排污企业在核算成本时只计算自己的生产成本，没有为社会成本足额埋单。

环境资源的稀缺性逐步表现出来，环境问题正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治理环境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2．环境问题的复杂性：技术与制度谁更重要环境问题宽泛而复杂，涉及到技术层面、管理层面、制度层面。

我国治理污染的政策制度比较单一，以收取排污费为主要形式。

但由于收费制度本身存在的弊端，企业治理污染缺乏激励及监管不力，所以这一制度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低效率。

3．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相互关系：从相克到相生传统观点认为，经济发展必然要导致污染，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是相克的、矛盾的，环境污染与生态恶化是人类发展经济的必然结果，要发展经济就必须承受环境污染的代价，否则经济就失去了发展空间，在经济增长成为各国重要宏观经济目标的条件下，这种观点一度成为破坏环境的正当理由。

许多国家，尤其是部分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几乎都采取了先发展经济，后治理环境的方法。

但这并不能作为后起国家借鉴的样板。

发达国家当时所面临的环境资源状况与现在是无法比较的，当时各发达国家是在资源禀赋相对充足的情况下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经济发展及人口扩张对环境的压力相对较小，环境威胁是潜在的。

但目前，世界经济发展经过上百年历程，环境资源供给相对减少，而对其需求却在不断增加，环境所面临的压力增大了。

人类经济发展所能够消耗的资源在减少，环境资源的稀缺性日益突出。

因此先发展后治理的道路已走不通了，不保护环境资源，经济根本无法实现发展。

若将环境保护纳入经济发展体系之内，将其作为一种产业来经营，使经济主体能够从治理污染、保护环境中受益，与其利润最大化的目标相一致，使保护环境成为人们一种自觉自利的活动，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从相克到相生的转变。

当然这种转变依赖于环境保护制度与管理方式的变迁，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优势，给予经济主体足够的激励，将环境问题内化到企业的决策过程中，成为其决策的变量，这样企业在做决策之前就会像考虑劳动力与资金成本一样，将对所采取的行动作为一个决策因素，或是将保护环境本身作为一种可赢利的事业加以发展，从而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导致外部性有很多原因。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没有建立起有效的产权制度。

比如，在一条河边上的造纸厂的产权有明确的归属，但这条河没有明确的归属；或者有名义上的归属，如归集体或国家，但产权的行使效率较低。

当造纸厂将污水排入这条后，河里的鱼就无法生存。

由于没有人拥有这条河（或不关心这条河），所以没有人因为鱼的损失而向造纸厂索赔。

因此，造纸厂将不承担污染河导致的经济成本（这里暂时不考虑环境成本）。

但河里没有了鱼，实实在在地就是社会的损失。

因此，造纸厂的“个人成本”低于“社会成本”。

它的成本曲线比真实成本向右下角移动了这导致造纸厂的均衡价格低于“真实价格”，而产量却高于“真实产量”。

在极端情况下，从社会角度看，建立这个造纸厂也许是得不尝失。

因为它给社会带来的“福利增量”几乎就是它给社会带来的损失，即因污染而无法生存的鱼的市场价值；况且由于成本低估导致资源过多地进入造纸业，使得社会失去了将这些资源配置到其它更有效的用途时所获得的利益。

一条河没有明确的归属，可能是由于制度的或观念的原因，也可能是由于技术上的原因。

在我国，前一种原因还是大量存在。

因为我们刚刚从计划经济中走出来，国有企业的民营化还刚刚开始，人们还不习惯将一条河想象为私人所有。

但在更多的情况下，河不是在乡村中的小河，可以在技术上由某些个人所有，而是很大的河，如长江，有上游、中游、下游，拥有一整条河在技术上是不可能的，分段拥有又不能互相不受影响。

很大的湖，如太湖，滇池，等等，更进一步，海洋，以至说到极端，整个大气层，整个地球，就更不可能由私人拥有了。

因此环境的不可分性，是外部性、从而是市场价格体系失灵的重要原因。

然而，即使是人们知道破坏环境的现时成本，也还是无法摆脱外部性问题。

因为对环境的损害，从时间上看，往往不是均衡的。

在相当长时间内，环境被损害的程度的增长是缓慢的，但当超过一定的阀值后，损害程度就会迅速增长，但这时再补救已为时晚矣。

所谓为时晚矣，是指对环境和可再生资源的破坏，有时具有不可逆性，或至少具有不对称性。

不可逆，即是指不可恢复；如某种物种一旦灭绝，就不复存在；或一旦臭氧层的漏洞大过一程度，就永远无法修复。

不对称，即是指很难恢复；如一旦将森林砍伐殆尽，虽然可以重新种植，却要经历很长时间、付出很大代价；又如由于过度捕捞，我国沿海的黄鱼曾一度绝迹，经过很多年以后才重新恢复过来。

但是由于在达到临界点之前，人们不会将即将到来的供给的突然减少计算到与他人的讨价还价中，因而在市场中，没有一种价格信息会提醒人们节约使用该种资源。

这是信息在时间上的不均匀导致的外部性问题。

而这种时间上不均匀的信息，又会因为人们在空间上的分散，更不容易在灾难发生前知道。

人们一般不会把以后的成本算在目前的账上，但一旦按以前的成本进行交易，就必然会将对环境或可再生资源的破坏推过阀值。

再退一步，即使所有的人都真切地知道他们的行为将给环境带来的损害程度，也仍然无法阻止外部性问题的发生。

这主要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并不一致。

这里讲的人既可以是生活在同一时期的，又可以是不同时期的人。

在同一时期的人中，任何个人或集团若要考虑环境或资源问题而自觉地约束自己，将环境成本或资源成本加到自己的生产成本中去，他或它将会在与同行的竞争中败北。

因为那些没有考虑环境和资源的企业将会由于成本较低而具有竞争优势。

人们不得不破坏环境，不得不加快耗竭不可再生资源，不得不毁灭自然物种。

即使在一些国家内部制定了保护环境与资源的法律，由于不存在一个世界政府，国与国之间的行为很类似于上述的行为。

而市场价格，以及代表对时间看法的市场利率，恰恰是由当代人对未来的看法形成的。

就生物资源（如树木）而言，当代的价格低于保证树木生长的长期均衡价格，而市场利率则高于树木的自然生长率。

这必然导致即使是私人所有者也会砍伐树木的结果。

因此，可持续发展问题，即保护环境、生物多样性、和合理使用生物资源与不可再生资源的问题，就可以归结为外部性问题。

而一旦存在着外部性问题，市场价格体系就会失灵。

在这种囚徒困境中，政府管制和政策也许是众多可能的选择之一。

二、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原则可持续发展问题涉及到外部性问题，而外部性就意味着市场制度的失灵，政府作为一种天生克服外部性问题的制度安排，就可以作为一种解决方案。

外部性与产权制度有不完善相关，因而解决外部性问题的方法，首先应该是政府对产权制度的改进。

在今天我们讨论克服破坏环境和耗竭资源的问题时，首先也应该依赖于对产权制度的改进。

尤其是在我国这样的社会里，我们刚刚告别计划经济，产权制度还很不成熟，所以还有通过改进产权制度解决环境问题的大量空间。

产权制度的改进也是有边界的。

在今天的技术条件下，还无法将大环境分割开来、并且个人化。

所以产权制度的改进还无法将环境成本纳入到个人成本中去。

例如森林产权个人化，虽然将砍伐生物资源的机会成本算入了个人成本，却还是没有考虑环境成本。

所以由个人拥有森林，个人成本仍然会低于社会成本。

在这种情况下，对森林的砍伐就会超过考虑环境成本时的均衡水平。

这就需要政府的政策来补救。

这个政策就是征税。

即对砍伐的树木征收税赋，而对活木的买卖不征收税赋。

其结果是，出售一定体积的活木比同等体积的木材要能获得更多的收益。

这是因为，对木材价格的需求具有弹性，当砍伐税加到木材交易中去的时候，价格会上升，需求者会因价格上升而减少其需求，这等同于木材产权拥有者支付一部分砍伐税。

而进行活木交易则无需交纳砍伐税，从而价格会比木材交易为低。

由于没有砍伐税，卖者可以获得较出售木材为高的收益，而买者则可以买到较木材便宜的活木。

这就鼓励较多地进行活木的交易，而较少地进行木材的交易只要政府对环境的价值有一个恰当的估价，征收环境税的办法就可以部分地避免信息在时间上分布的不均匀问题。

无论是砍伐还是捕捞，都不会出现过度问题。

这个恰当的估价，就是要通过相应的征税，使价格上升到使资源供给或环境水平保持在长期均衡的水平上。

从投票制度今天的效率来看，我们恐怕不能指望，可以通过一个所有国家都同意的涉及全球问题的方案，如减少排放二氧化碳的方案。

如果按照利益最大化的哲学行事，也许人类永远不可能解决全球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

因此，人的基本行为规则和文化取向就有着重要的意义。

三、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手段尽管政府是以强制性为特征的，但不意味着政府只是强制地改变人们的行为，来达到可持续发展和保护环境的目的。

政府政策的目的，是通过政府的行为改变几个经济变量，从而改变经济当事人的成本收益计算，最后使他们自动地做出有利于可持续发展和保护环境的事情来。

强制只是政府的最后手段，而不是全部手段。

上面通过改进产权制度以达到治理污染的目的，其实质是将外部性内部化，将公共物品“改变为”私人物品。

实际上，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的重要区别，即可否排他地占有或消费，可以转换为是否可以单个地向消费者收费。

有些看来不可排他地消费的物品，经过巧妙地设计，可以单个地、或近乎单个地向消费者收费，从而“变为”私人物品。

例如看电视。

播放电视节目的电磁波在空中传播，任何人有一台电视接收机都可以看电视，电视台很难辨别是谁、在什么地方接收了电视节目，以及接收了多少；即电视节目似乎是无法排他地占有和消费的物品。

然而，当电视台将一部分播放电视节目的时间卖给一些厂家，这些厂家利用这些时间播放广告，当消费者在看电视节目时就不可避免地要看到广告，而看广告一方面要占用消费者的时间，另一方面又能起到促销商品的作用，就等同于消费者为看电视付了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