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期末论文

考古与公众—基于海龙囤的公众考古实践的思考摘要：人人共享文明成果，是文化遗产保护的最终追求。如何达到这一目的，是公众考古学讨论的范畴。这是国内目前方兴未艾的一个考古学分支，各方都在积极讨论与尝试。2012年度，依托土司城堡海龙囤的发掘，我们对其开展的一系列公众考古活动进行了思考。本文即以之为例，对公众考古的相关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关键词：海龙囤公众考古思考

在古代文化遗产与现代公众之间，考古学无疑像一座桥梁，沟通古今。但这一切并不会无端端地发生，而且随学科专业化的逐步加强，原本有趣的发现往往被转述为生硬的研究成果而在小圈子内流传，成为“考古方言”，很难成为“普通话”而走进公众的视野，被广泛认知。如何使文化遗产保护的成果惠及大众，转而使其得到更加有效的保护与利用?这属“公众考古学”讨论的范畴。

海龙囤位于遵义老城西北约30里的龙岩山巅，又称龙岩囤，是一处宋明时期的羁縻·土司城堡遗址。遗址三面环溪，一面衔山，仅东西各有仄径可上下，地势十分险要，《明史》称其为“飞鸟腾猿不能逾者”。遵义旧属播州，公元9 -l7世纪为杨氏所据，世守其土达724年，共传27代30世，即30人先后出任播州统领。据现有文献，海龙囤始建于宋宝祐五年(公元1257年)，而毁于明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的平播之役。1982年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晋升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2年11月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2012年度的发掘取得了重要收获，概括起来有以下四点：

第一，基本廓清了海龙囤的整体格局。经过多年的调查与试掘，现已探明海龙囤有约6公里长的环囤城墙，其所围合的面积达1.59平方公里。囤东有铜柱、铁柱、飞虎(三十六步)、飞龙、朝天、飞凤(五凤楼)六关；囤西有后关、西关、万安三关，彼此围合的空间形成两个瓮城。囤顶平阔，“老王宫”和“新王宫”，是其中最大的两组建筑群，面积均在2 万平方米左右。另有军营(俗称“金银库”)、敌楼(如“四角亭”与“绣花楼”等)、校场坝等遗迹。

第二，发现环绕“新王宫”的城墙，框定了“新王宫”的范围，基本厘清了其格局、性质和年代。环“宫”城墙504米，其围合的“新王宫”面积达 1.8

万平方米，探明其内建筑2O余组，并对其中的Fl、F2、F7、F8、F9、FIO、F11等数组进行了重点清理，出土青花、青瓷、勾头、滴水、石构件、礓石、弹丸、铁铠甲片、石砚台、钱币等遗物上万件。发掘揭示，“新王宫”具有中轴线、大堂居中、前朝后寝等特点，与衙署的布局一致；而明代文献中亦明确称其为“衙”、“衙院”、“衙宇”等。因此，“新王宫”实质上是一处土司衙署遗址。从出土遗物看，它是一组明代建筑群，嘉靖、万历时期是其鼎盛时期，最后毁弃于万历年间的大火。

第三，基本确认了石、砖、瓦等建筑材料的来源。为了解砖、瓦和石料的来源，对海龙囤及其周边展开了针对窑址和采石场的调查和清理，发现民问传说的“采石场”确系一处采石遗迹，清理出采石所遗的各类楔眼上百个，与“新王宫”建筑石材上所见楔眼完全一致。另在“老王宫”东北角发现窑址数座，对其中一座进行清理，系一座明代砖窑。由此可知，建囤过程中石材、砖瓦等建筑材料均就近取用。

第四，通过调查与发掘，对海龙囤的性质有了更深的认识。海龙囤是一处融保卫国家利益与维护土司家族利益于一体，集关堡山城与土司衙署于一身的羁縻·土司城堡。特殊时期，坚不可摧的海龙囤是土司的重要军事防御据点；和平年代，风景秀丽、气候怡人的海龙囤则可能成为土司的别馆离宫。从南宋中期开始，穆家川(今遵义老城)一直便是杨氏统领播州的政治中枢，而不久之后修建的海龙囤与之并行不悖，前者为平原城，偏重于政治，后者为山城，偏重于军事，它们一起构成了播州杨氏完备的城邑体系。

发掘的意义表现于：

第一，海龙囤特别是“新王宫”的整体格局与明故宫契合(同时也保存了本地建筑的一些特点)，反映了土司在意识形态上的国家认同，这种一致性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有效维护了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

第二，海龙囤是我国羁縻·土司制度的实物遗存，它完整见证了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政策由唐宋时期的羁縻之治到元明时期土司制度再到明代开始的“改土归流”的变迁，它的发掘为从考古学的角度深化中国土司制度和文化的研究，探讨中央与地方的互动关系提供了新的材料和视角。换言之，其对推行羁縻之治以来，中央如何开发、经营与管理西南疆，边地又是如何逐步汉化而与华夏渐趋一

体等问题的深化有着积极的意义。

第三，这处设有衙署的军事屯堡，是中国西南规模最大、保存最好、延续时间最长的羁縻·土司城堡，它“利用地形、融人地形”的建筑特点，对中国西南同期以及后来的同类建筑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四，海龙囤的发掘可能引发考古学界新的学术关注点，即将视线从中原的、早期的遗存更多的投向边地的、民族的、晚期的遗存中来，从而拓展考古研究的领域，并可能有益于考古学方法与理论的发展。该发掘荣膺201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并人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l2年中国考古新发现”(俗称“六大发现”)，在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国内外近百家媒体通过报刊对海龙屯的考古发掘进行了报道；海龙屯声名鹊起，成为国内外考古界关注的焦点。2013年1月9日，在北京举办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l2年中国考古新发现”颁奖仪式上发表《贵州遵义海龙囤遗址2012 年度发掘》的学术讲演。2013年4月11日、5月20日，海龙囤遗址荣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后，走进社区、走进校园，与社区居民和大中学生进行交流与互动，受到普遍欢迎。

所有“公众”中，当地村民无疑是与遗产地关系最为密切的利益相关者，他们的利益如何在考古活动中得以体现?相当部分当地村民在考古工地做工，在增加收入的同时也完成了与海龙囤事实上的“亲密接触”。部分村民则长期在海龙囤从事牵马、导游、餐饮等旅游服务，考古工作开展后剧增的游客量也增加了他们的经济收入。这些都是考古活动所带来的直接后果。

而以考古现场为依托，开展深度的、广泛的公众考古活动，海龙囤开贵州先河。基于海龙囤的公众考古实践，在面对面或通过媒体与大众的互动中回应了社会的关切，尽可能调适了各方利益，对文化遗产保护有着正面的、积极的意义；同时强化了考古学科存在的价值，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社会效应。

但毋庸讳言，不法者一旦认识到遗产的价值特别是经济价值，便可能受利益的驱使而对其采取恶意的破坏，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公众考古遗产地，因此也需作充分的考虑和慎重的选择。否则，所开展的公众考古活动，在普及考古知识的同时，也可能成为“盗墓指南”。

考古发掘现场文物保护的重要性，从一定程度上来讲，其既是一个务虚工